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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 客家特色與在地文化創造 ━ 以台灣客家運動的經驗為中心的文化創造經驗 [複製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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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3-20 19:33:26 |顯示全部樓層

把「客家特色」與「在地文化」兩個概念相互連結,就是一種深具文化意義的創造。換句話說,擺脫客家沙文主義、不斷自我批判、自我解構,進而邁向多元繁盛的在地文化的客家運動,就是這種文化創造運動。台灣的經驗,值得回顧。

作為族群意涵的「客家」,隱含著一種超越時空的「普同性」;然而,植根於特定土地的「在地文化」則具備一種「特殊性」。從普同性的角度來看,追究本源、確定原初特質,應當是重要的任務,而從特殊性的角度,本源與原初只是型塑「在地」的養分之一,還得依賴更多的在地條件,才能確保本原文化之延續。如何在在地與本源之間重新確認價值,當是客家與在地這一組相互差異、相互依賴的文化措詞必須更深一層挖掘的課題。底下以台灣與客家為中心,嘗試探究「客家」與「台灣」,以及兩者相連結之後,產生的「台灣客家」的新文化意義。

首先得陳述,本文乃是從「台灣客家文化具有全球獨一的特色」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是因為認識到,文化與地域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全球唯一性,深信台灣與客家之間互動成的獨特性。

客家文化,和任何一個族群相同,自有其自成一格的特色。因為文化形成的特殊性,使得台灣客家尤其具有極為特殊的風貌。不管客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國的廣東、福建、江西,還是幾乎快成為定論的「中原」,兩百多年來,台灣客家的獨特歷史脈絡已經創造了客家文化的獨特典型。

壹、台灣客家文化創造性機制的實踐落點

理解台灣客家文化創造性的根源在哪裡,或許是探究客家文化重建運動的重要起點。在此,嘗試從個人、社區、公務體系、國家與公共論壇幾個層次,探究創造力與實踐性的落點。

一、個人

個人,一方面具有游離性,一方面具有創新性。游離,使得客家文化逐漸虛弱、消逝,這也是過去自然發展時期,台灣客家遭遇的最大困境。幸而個人所具備的強韌生存本能,則在最不經意角落發展出客家文化的代表性價值。台灣客家新音樂,就是由少數的客家音樂工作者(如吳盛智、陳永淘、顏志文、林生祥等),堅定著「由我出發」、「唱我的歌」為信念,發展成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新文化。台灣客家新建築,則是另一項從個人出發的文化特色,謝英俊建築師從傳統客家、在地建築的關照中,體會到現代建築與傳統工法、參與式營造體系之間的關聯性,其建築哲思深具淺力。

此外,由個人所延伸出來的同志集體,則是擴大個人創造力的文化創造體,例如,《客家雜誌》的前身《客家風雲雜誌》,透過強烈的使命感與運動能力,主導了1988年的客家環我母語運動;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在「台灣」還無法成為登記立案社團之前,就以「地下組織」的姿態,推動「新客家運動」鼓吹客家人走出白色恐怖陰影、參與台灣公共社會的建構工程。

二、社區

社區,是一個最基層的保守力量與創新力量的拉鋸戰場。經過十多年的客家運動洗禮之後,保守的客家思維漸漸鬆弛,新一代的客家人,也漸從經濟的桎梏中脫身,漸漸從疏離的城市返回被昔日的自己(或父兄)拋棄的故鄉,從事土地耕耘與族群復振的雙重努力。屏東的新埤鄉建功村親水公園的塑造、高雄美濃愛鄉協進會的集體運動過程、雲林詔安客的文化堅持、台中東勢的客家文化協會、苗栗新故鄉協會、新竹九讚頭文化協會與人文公社、金山面與六家庄的社區營造、桃園觀音文化工作陣、三坑子社區再造、花蓮大富社區、拔仔庄的二次移民客家文化重建工作,以及大台北地區的客家社團(與同鄉會)之客家自我醒覺與城市客家認同運動等等,不勝枚舉的案例,在在證明了社區所發動的客家復興運動,多采多姿。

客家社區營造運動,乃是繼都會型態的客家運動之後,落實到生活現場的客家文化復振基礎工程。

三、公共行政體系

公共行政體系可說是社會集體力量的最末梢,必須等到整個社會有了共識,公共行政體系才會有所調整。因此,相對之下,其保守性比起個人或社區更為堅固,近幾年因為政黨之間的互動,或多或少激勵了公共行政體系的進步,在配合上級單位的情況之下,各級地方政府也成立了客家相關的族群專屬部門,至少在項目上,提供了更多元的客家公共事務的處理管道。然而,若對於客家文化的認知(尤其台灣客家文化)欠缺認識與體會,那麼仍難擺脫昔日官僚的形象,這也是未來台灣公共行政體系對於台灣客家文化應當努力的方向。

四、國家(中央政府)

按理,公共行政體系已經包含了國家(或說國家的行政執行者就是公共行政體系),然而,就目前為止,國家的認定仍有歧見,國民黨與民進黨前後執政,也可察覺期間政策的差異性,國家與執政黨、國家與公共行政體系之間,存在的模糊性,仍讓社會大眾處身相當程度的迷霧之中,究竟,公務人員應該效忠國家,還是執政黨?這是台灣政治從寡頭體制走向民主體制必經的陣痛吧!因此,我還是把具有特定政策取向的「國家」獨立於公共行政體系之外。當然,這樣的國家處境,也是台灣客家與其他族群共同迎戰、共同享有的條件。

從政策考量的國家層次的客家文化概念,應該可說是具體呈現在客委會的運作之上,整體而言,其理念超越了地方政府,超越了絕大多數的社區,然而,在個別的創意上,仍舊得仰賴基層的個人、進步的社區與開放的地方政府。唯有彼此互助、互動與相互激勵(所謂的夥伴關係),才有更具創意的國家客家文化政策。

五、公共論壇

促成個人、社區、公務體系與國家之間健康互動的夥伴關係,得依賴一個足夠堅實的公共論壇,這也是台灣民間社會重大的責任。過去,來自民間自救、自發、自助的公共參與機制,打造起來的台灣客家文化特色,應該當成一項深具未來性的啟示,任何國家體制都不該放棄聽取來自民間聲音的機會,換句話說,任何民間自發的價值,都應該存在著超越社區、超越國家的創造力的體認。

從幾個層面的創造力來源的探究,可以察知,創造來自底層、來自民間,來自自我實踐,也來自自我批判,而自由的環境與保障邊緣與弱勢的社會(例如國家體制)條件,則是客家文化創造力的保證。

貳、台灣客家的比較性定義

想要準確定義台灣客家之前,我們嘗試先從相對關係的比較瞭解「台灣客家」的意義。在此,先就「相對於其他族群」與「相對於其他國家」,兩個層面先行勾勒輪廓。

相對於其他族群而言:台灣還有泰雅、賽夏、布農、邵、鄒、魯凱、排灣、卑南、達悟(或稱雅美)、阿美與葛瑪蘭等十一族(以及即將增加的塞德克族或太魯閣族)原住民;平埔族原住民;來自泉、漳的福佬人;來自粵東、閩西的客家人;以及戰後來自中國大江南北的「眷村族」(或稱外省人)。如果從歷史角度,還得考慮史前的卑南人、十三行文化人;以及曾經經略、殖民台灣的荷蘭人、西班牙人、清代滿族、日本人等等。客家經歷過多少族群關係的互動,至今尚未明朗,可是,客家所具備的文化特色,的確頑強地存在於艱困的族群關係中,客家處於台灣歷史、文化相對邊緣的情境。使客家的發展不斷偏離自身的文化主體之外,客家比起其他族群更為隱晦。雖然客家的處境如此邊緣,然而,客家卻從未在台灣的文化歷史中完全匿跡。

「福佬客」幾乎可以說是客家文化發展中流動性最大的一支,截至目前為止,福佬客的認同對象幾乎已從客家完全流向福佬,近年來透過文化工作者的努力,福佬客文化漸漸成為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而,在福佬客的文化根源的追溯過程,就是依靠著舊地名的遺留、宗教(如三山國王之信仰)、親屬稱謂(如阿叔、阿婆、阿彌等)、祖籍地之確認(如族譜、祖墳之祖籍刻記)等潛存與底層的族群文化因素,逐漸復原著文化始源。

相對於其他國家(或地方)而言:不同的風土處境與族群互動關係,更是具體地型塑各地客家的當下面目。例如,沙巴客家的客家建築,除了廚房貼地而設、與底層空間的室內化運用的建築特色之外,從外型上,幾乎和當地的原住民建築無法區分你我,事實上,也都以「阿搭」這種屋頂建材為特徵,稱之為「阿搭屋」。台灣客家建築,除了極少數有能力從形式的角度(如屏東內埔的曾屋與黃屋「圍龍屋」)秉持著原鄉性之外,幾乎絕大多數的客家建築都遺棄形式的原鄉造型,改採在地的空間構造方式。事實上,幾乎也可以從食衣住行種種面向察覺台灣客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性。

從族群關係觀察客家所得之定義,或從不同國家政經差異發展下,客家已經不是一個靜止不動的博物館藏品,而是一個必須不段穿透歷史、走向未來的鮮活生命體。

底下從幾個特性,探討台灣客家特色與在地文化創造的軌跡。

一、移民性

台灣客家是一個移民族群,來自原鄉的文化根源雖然未曾或忘,然而,面對新環境的生存挑戰,以及迎戰過程的艱辛腳步,則真實地寫進了台灣客家歷史之中。客家在台灣,基於種種的緣由,一直處於弱勢與邊緣的情境,因此,必須面對的問題也就格外地艱困。

「長山(唐山)過台灣」的移民性,讓台灣客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視野:面對台灣多樣化的自然山川與多元的族群處境,必須更加落實因地制宜的「移民本色」,因而得以全然不同於中國原鄉的方式,打造了風貌殊異的客家新故鄉。

台灣客家先民因地制宜之生存智慧,漸漸發展出連自己都難以想像的客家新風貌。來自廣東、福建與江西等以地域與宗族當成自我認同的「原鄉客家」社會,來台灣之後終於重新組織、發展與戰鬥,形成了以土地為舞台、以族群相凝聚的「移民客家」。新的客家社會整合了原鄉的地域差異,不但擴大了客家族群的寬廣度,也回頭肯定了原鄉的文化價值。例如,新竹縣的關西客家文化,就是融合了四縣、海陸、饒平等地區的客家先移民與道卡斯、泉州福佬等多元文化而成。台中縣東勢客家文化,融合了大埔、饒平、泰雅族原住民與福佬風味。台東縣池上客家文化,是從西台灣東遷的客家二次移民,融合了桃竹苗客家風味,並與阿美族、卑南族及繞過南台灣而來的平埔原住民密切互動的成果。

二、落地生根:緊緊地紮根在土地上

第一代客家移民多半具有強烈的原鄉意識,也因此才能堅持頑強的客家原鄉認同。然而,從第二代客家移民開始,就建構起深厚的新故鄉認同。

因為生存的競爭,最具關鍵性的決定因素仍然是紮實落腳的土地。根源性的族群文化要不是潛入底層,就是換個面貌重新出發。從明鄭以來的客家移民,經歷了不同政權之統治,也已逐漸落地生根。

幾乎每一個客家村落都有護祐村民的土地伯公,每一個客家聚落都有屬於自己的守護神,除了從中國原鄉帶來的觀音、三山國王、三官大帝、關聖帝君、媽祖等神明之外,還有在台灣形成的本土神明義民爺、萬善爺、以及每個來台家族都真誠崇拜的「來台祖」信仰。不管是在地發展出來的宗教信仰,還是從中國原鄉引入的神明,經過兩三百年的落地生根,都已經過化存神,成為台灣本土精神的支柱。

在精神層面之外,物質性的落地生根現象更加明顯,台灣的客家建築從中國原鄉帶來了家神祖先信仰,確立了「宗祠」、「家廟」、「公廳」等客家特殊建築類型。而,在建築的材料使用、顏色美學的選擇與空間的格局上,都顯現出與「白牆烏瓦」截然兩異的新風貌,逐漸吸收了閩南風味的「紅磚紅瓦」。而且,也因地制宜形成南北分殊、西東各異的在地化客家建築風格。著名的新竹縣北埔天水堂姜屋、屏東縣佳冬蕭屋、六堆夥房與美濃菸樓等等優秀的客家傳統建築,都可以看到台灣客家建築落地生根的具體軌跡。

三、族群互動與族群自我認同感的重塑

如果要簡單分辨中國客家與台灣客家的差別,可以說,中國客家是一個以地區與宗族所形成的「地域」特色,而台灣客家則是整合不同客家地域(中國的地域: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永定)之後所形成的「族群」特色。中國的客家具有強烈的地域性,台灣客家揉合了原鄉不同地域的風土特色之後,型塑了全新的族群性(雖有新竹、桃園、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高雄、屏東等地區的差別,但每個區域之內卻又混融了不同來源的客家因子)。對照來看,中國客家是一個地方性的社會組織,台灣客家則是一個族群性的社會組織。

中國客家是一個相對穩定的自然社會,在嚴格的宗法制度與地方規範之下,客家的族群性定義並非生存的需要,自有其恆常的發展機會;而,台灣客家則是一個不穩定社會,在生存的壓力下,出外人透過同鄉(如四縣或海陸)意識的結合,相互取暖、相互協助,進一步透過語言的共通性,整合了跨地域(將四縣與海陸整合到「客家」的認同之下)的同鄉人群。儘管擴大了人群組織的規模,台灣客家仍然只佔台灣總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在日漸流動的台灣社會,台灣客家終於打造一套必須不斷行動的生存法則。

台灣客家必須學習與其他族群充分的互動,才有生存的權力,也因此,塑造了台灣客家對於多元族群的包容性。無論在宗教信仰、文化認同還是體質的變化,台灣與福佬、原住民與戰後的外省族群都有獨特的互動經驗。與其說台灣客家為承襲自原鄉的族群意識,不如說是全台灣人共同創造的新族群。

在客家的定義上,除了對悠久傳統的血緣式探究之外,還從文化創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從事自我認同的定位。因此,不斷開陳出新、創造客家文化的論述課題,已經成為台灣客家學的新取向。

四、時代變貌與自我認同

經歷了明鄭、滿清、日本、民國與解嚴民主的歷程,台灣客家與其他族群同甘共苦,也共同創造了台灣歷史。政權的轉移(抗日、反共抗俄)、政治的動盪(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與戴潮春事件以及國民政府戒嚴體制的壓制)、災難與重建(1935年的421地震、1999年的921地震),客家人在台灣從未缺席。

例如,苗栗與台中客家,經歷了兩次大地震與重建,不但各自展現火鳳凰般的重生韌性,也打造了前所未有的客家城鄉風貌。日本時代的木造、耐震建築形式,可說是1935年地震之後的嶄新客家建築風貌;921新校園重建運動,雖非客家專有,卻也是1999年之後台灣客家公共建築的另類典範。

從中原貴胄的民族認同,到底層生活的肯定,台灣客家一點一滴地建構日漸多元、意涵更加寬廣的自我價值。

參、社會運動與客家公共政策的推展

台灣客家特色的營造,大體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在1987年政治解嚴之前,可說是客家在台灣的自然發展時期,解嚴之後,客家在台灣啟動了深具本土性的文化復興運動。

前面所述的幾個特性,可說是從自然發展的過程生存出來的文化特色;而解嚴之後,台灣客家一方面愈來愈深切追求客家的族群主體性,另一方面也深深掌握到本土運動的集體脈絡,形成了以族群(兼顧族群始源性)為主體,以及以本土(涵蓋文化互動、政治參與與經濟紮根等諸多元素)為策略的深層價值的探源運動。

一、一九八八年還我母語運動

台灣的本土運動是重建客家文化的發動機,解嚴則是客家運動的先聲。1988年12月28日,上萬客家人(與客家的支持者)走上街頭,向社會與當局呼籲「還我母語」,從此展開長期的客家文化復興(與建造)運動。在全球客家史來說,絕對具有空前的意義。

起因是城鄉移動日漸頻繁、弱勢族群不管從實際的生計還是文化的認同,都受到強烈的打壓,都會(以台北為主)的客家知識分子有感於客家文化的「隱形現象」,主張國家必須認真面對,否則客家族群必將消亡。加上風起雲湧的本土文化運動的激勵,使得客家知識分子決定挺身捍衛自身的文化。

從大眾媒體、公共場合、語言政策到族群的公平性對待,台灣客家運動緊緊地把握著社會的脈動,一方面與福佬、原住民同胞並肩作戰,一方面強化自身文化對國家多元文化的價值感,終於能一步一步地將客家推上主流社會。比如,當中壢火車站實施客語播音之後,許多客家老人曾把火車站當成一個最優質的「文化俱樂部」,或許因為,可以在公共場所聽到客家話,就是一種過去想像不到的幸福感!往後,更進一步在火車上、飛機上、捷運上都可以聽到客語和其他語言擔當國人的共通語。

由此看,1998年的還我母語運動,不只是客家文化再造運動的發動機,也是台灣邁向多元文化社會的催化劑。

二、專屬的客家事務行政體系的建立

2001年6月24日,台灣成立全球第一個專責客家事務的行政機構,可以說是1988年客家運動以來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除了展現執政黨對客家文化保存、維護的使命感之外,也呈現了不分朝野對於客家文化疼惜的心態。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是一個客家族群事務的專責機構,既激勵客家人對於自己身份的認同,也提醒了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尊重態度,使得過去潛藏在底層的客家文化得以點滴再現。同時,也在政策的引導之下,重新確立了客家的多元價值。

2002年開始舉辦的「客家桐花祭」,不但捲起一股客家文化重建的旋風,也啟蒙了客家地景作為產業資源的集體認知。春天開滿山頭的白色油桐花,早已美麗了好久,可是,因為過去油桐樹只是單純的經濟產業,往後更成為連經濟作物都不如的「淺山雜木」,所以連帶使得大眾一度忽視了美麗白花所提醒的山林美學。

客委會以油桐花多數栽種在客家地區、栽種者多半是客家人為靈感,對於山林充滿了敬畏與感激之情,以向自然請罪的心情出發,舉辦了「客家桐花祭」,將北、中台灣客家的美麗純樸風貌推給國人,一時之間,客家文化的價值具體展現在山林原野之間,更開啟了鄉村的產業潛能,引領客家族群邁向創意產業之途。

三、客家電視頻道的創設

2003年7月1日,全球第一個客家專屬電視頻道開播,開台標誌採用青綠色油桐樹葉襯底的白色油桐花,除了展現新創客家文化節日的延續意義之外,也勇敢地「創造」了新的客家符號。客家族群公共電視頻道的開播,除了正面回應了長期以來客家文化界對大眾媒體上的期待之外,也在政治運動的角度,「創造」了截然不同的客家新文化。

透過電視,客家文化的發展當然還有待觀察,然而,從公共資源願意替客家建構這麼一個強勢的公共平台來看,台灣客家不只替自己的下一代埋妥文化承傳的根柢,也替全球客家文化的交流,投出一記好球。

肆、討論

1987年政治解嚴,客家的處境從極少數人參與的文化研究層面,擴大到逐年增長參與面的客家運動層面。客家的價值走出了客家研究者的書房,隱藏的族群尊嚴逐漸獲得顯形。十多年來的發展,客家人對於自身的文化,也從隱性的內在認同,上升到顯性的公共認同。客家文化的公開(共)化與顯性化,不只重建了客家人的生命尊嚴,也讓客家人之間、客家與其他族群之間,找到屬於自身的文化定位。客家人之間,透過逐日密切的相互接觸,漸漸體認到彼此(不同地域、不同祖籍)的差異與彼此的獨特所在,回顧以往客家人因隱性的內在認同期間,絕大部分客家人指認同家庭內、或家族內的「客家文化」,似乎只有自己是最標準的,其他的、別人的客家似乎都走了味,這樣的認知或許也確認了家庭(或家族)文化的堅固性,可是也相當程度地阻礙了客家文化朝向社區化、族群化的發展。台灣政治的解嚴,也解除了客家自我中心認同的束縛。

社區特色與在地特色的型塑,除了依靠個人或家庭(或家族)的埋首苦幹之外,還得依靠自我特色之察覺與相互特質的對等認同與學習。多年來的社區營造運動經驗,提供了客家社區以及與其他不同族群之間的互動成長,客家社區與客家文化日漸多元,也逐漸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客家文化活力。

2001年,客委會成立之後,客家事務獲得了全國性整合的機會,如何鼓勵、協助、促成在地客家特色的建構,應當是打造台灣客家文化、深耕客家文化的必要途徑。體察民間活力、行政上的開明、施政方式的靈活運用,是客家文化行政工作者必備的基本能力。樣板化的客家、脫離生活的客家,都不是客家文化發展應走的方向。因此,如何建構一個暢通無阻的客家公共討論、提案、成長的平台,將是客家公共事務努力的方向。更是發展客家特色、創造在地文化的健康環境。

客家在台灣,不只是一個族群文化的遷徙歷史,更是一個文化的創造運動。台灣的客家運動,開啟了客家族群自省的鎖頭。站在全球(客家)文化的立場來看,台灣客家運動,就是一種劃時代的客家在地文化創造行動。(2003/10/30初稿)

沙巴原住民卡達山族的廚房,採挑空設計,根據當地客家居民的見解,傳統的客家是廚房,就應該蓋在泥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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