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拿錢說話的朝代，卻喜歡天天講道德，結果…

阿拉布拉

作者：路瑞鎖，來源：路財主

　　根據一小撮史學家的觀點，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漢人王朝之中，有一個朝代很拽，拽到什麼地步呢？

　　“無漢唐之和親，無兩宋之歲幣，天子禦國門，君主死社稷”，當為後世所敬仰——沒有漢唐的和親，沒有兩宋的歲幣，皇帝們在國家一直都很“橫”很“牛”，君主們都死在自己的墳頭，這應該讓後世子孫們用滔滔不絕的口水來敬仰！

　　他們說的是——明朝


　　（1）以道德立國

　　眾所周知，明朝是由一個出身乞丐名叫朱元璋的人建立的王朝，因為上一個朝代元朝是蒙古人壓迫漢人，有著深刻的民族問題，所以朱老大建立王朝之始，就對全國民眾擺出一副解放者和大恩人的姿態。

　　為了讓民眾時刻認識到皇帝是如何的好，如何對全國人民恩重如山，朱皇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利用國家權力有意識有秩序、系統化的組織道德宣教活動。主要包括組織群眾開會學習領導指示，時刻宣傳中央文件和朝廷政策，組織評選和表彰全國好人好事等等。

　　利用朝廷權力，朱元璋建立起定期宣講制度。在朝廷強力推行下，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大明帝國各個鄉村都要舉行“鄉飲酒禮”，“申明朝廷之法，敦敘長幼之節”，歌頌大明皇帝對民眾恩重如山，大家捨命盡忠也不能報答！

　　為了避免流於形式，朱皇帝規定，鄉飲酒禮必須由一把手（知縣）親自抓，當日知縣必須率領全體公務員和民眾代表，一起跪在地上接受“聖諭”，並齊聲朗誦朱皇帝欽定的一大堆道德宣教文件，到了結尾的時候，還要全體人員一起鄭重賭咒發誓，“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

　　這麼說來你就明白，朱元璋可謂是利用國家權力“唱紅歌”的鼻祖。

　　對於公務員朱元璋也要求嚴格，“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學不好我朱老大告訴你們的東西，後果是罰薪水、打屁股、降級開除……

　　甚至，朱皇帝連聖人都不放過——儒家亞聖孟子曾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朱元璋看到此文大怒，心想在自己眼裡和豬狗一樣的民眾和大臣，只有服從皇帝當奴才的份兒，哪有和君主平等的資格？於是立即召見文臣，宣佈即日起“罷免孟子配享孔廟”，更進一步，朱元璋下令將流傳近2千年的《孟子》一書中他覺得不爽的詞句全部刪除，包括批評荒淫無道的商紂王的詞句——因為，朱家人當皇帝，即使再荒淫無恥，臣下也沒有資格批評，更沒有資格推翻……

　　就這樣，從歌頌領導英明、領導偉大、領導正確到不斷組織公職人員、人民群眾學習領導講話和中央文件，從諄諄教誨民眾遵守教化到修改聖人言論符合領導意志，大明帝國成了中國最講道德的一個王朝。

　　（2）讓子孫繁衍

　　要求別人講道德、對別人無比苛刻殘忍的朱元璋，對自己子孫的仁慈和關懷到了超乎普通人想像的程度。實際上，朱元璋子孫膨脹速度之快，恐怕創下世界人口歷史的一個記錄。

　　在立國之初，為了確保子孫們生活幸福，朱皇帝絞盡了腦汁。開國不久，還沒來得及大封功臣，他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兒子都封為親王，規定皇族子孫不受普通法律約束，不歸當地官府管制，公侯大臣見了他們都要“伏而拜謁”。

　　朱元璋給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苛刻的工資標準，對兒孫們制定的俸祿標準卻唯恐不厚：皇子封為親王後年俸萬石，是最高官員的近七倍，還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種賞賜。為了讓後代們充分享受幸福，他規定皇族不必從事任何職業，所有消費均由國家承擔：十歲就開始領工資享受俸祿，結婚時國家發放房屋、冠服、婚禮費用，死時還有一筆厚厚的喪葬費。這種事無巨細無微不至的程度，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我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

　　朱元璋之後的永樂皇帝作為藩王起兵造反成功，這種狀況導致後來皇帝致力彌補漏洞，一方面保證皇族們生活的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則剝奪他們的行動自由和交往自由，親王們終生只能生活在王府裡，如果沒有皇帝的親自許可，親王連出城掃墓都不行……

　　如此一來，除了皇帝一人之外，其他的朱氏子孫除了床上那點兒樂趣和物質上的拼命揮霍之外，不允許有其他追求，那就只能展現他們的床上功夫了……

　　根據明朝相關統計資料，皇族人口增長率是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十倍以上。山西一省，洪武年間只有一位晉王，到了嘉靖年間，有封爵的皇室後代已經增長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間河南本來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萬曆年間，已經有了五千多個皇族後代……到萬曆年間，不考慮女性後裔，朱元璋高級皇族後代已達八萬多人；如果考慮到下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一百萬人之多。

　　倘若你以為皇族擴張只是給民眾增加八卦談資，那可就大大的錯誤了，實際上，明朝後期為什麼爆發農民起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皇族擴張太快……

　　根據前文提到的朱元璋的規定，每一個皇族人口的增加，都意味著周邊民眾負擔的快速加重，明代中葉之後，全國人均土地不斷下降，而同時皇族佔有土地卻迅速擴大。許多王府擁有的土地動輒萬頃，許多地方一半左右的土地都歸朱氏兒孫所有，河南全省的土地也居然有一半歸各王府所有。

　　另一方面，根據朱元璋的規定，皇族們的俸祿都直接來自各地的財政收入，皇族人口數的幾何式增長，意味著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增加，這意味著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從明代中期開始，各省的長官都開始驚慌發現，他們全省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財政收入為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山西王爺們每年消耗的俸祿是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年財政收入為八十四萬石，而需要供應給王爺的，是一百九十二萬石。到了後來，大臣們也都紛紛焦慮地指出，以中國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舉全國之力，也無法養活朱皇帝一家子孫！

　　朱氏皇族通過土地和財政已經將各地民眾榨取得幾近赤貧，而皇族猶顯不足，因為有了特殊的權力，他們可以向皇帝要特殊政策，然後與鉅賈相勾結進行行業壟斷，如食鹽專賣等地方上所有賺錢的行業，都被他們壟斷，地方上最好的山林、土地、礦山，也全部被他們據為己有……比如皇帝賜給福王兩萬頃土地，本來定在河南，但因為河南好地圈盡了仍然不夠，不得不跑到湖廣、山東去圈佔最好的良田。“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

　　更需要強調的是，根據朱皇帝的規定，所有皇族都享有司法特權，有罪時“罰而不刑”。有了這種特權，許多王府成為地方黑惡勢力：隆慶二年，方山王府鎮國中尉朱新垣“與群盜通，劫掠商貨”；襄垣王府的輔國中尉、昌化王府的輔國中尉都“私出禁城為盜”，公然殺人劫財……至於強搶民女、草菅人命、隨意虐待、殺戮奴僕和當地民眾的行為數不勝數，辱駡、毆打地方官員也屢見不鮮，史載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載倫，“有美女子過府，掠入與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與虎”……

　　就這樣，天天要別人講道德的朱元璋，硬生生讓自己的後代變成了大明社會道德水準最為低下的一個群體，連最基本的做人道德底線都沒有……

　　所謂明朝社會階級矛盾，根本不是什麼地主與農民的矛盾，而是皇族與所有民眾之間深不可測的鴻溝矛盾——農民對於皇族之痛恨無以復加，明末農民起義，無論哪一支義軍，每到一地，只要攻克王府，全部屠戮，一點兒都不留活口。

　　史學家張宏傑說，“這片江山上億萬人民存活的真正意義，歷來就是給一家一姓提供膏血。這本是中國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大明王朝的臣民對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離譜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

　　（3）拿銀子說話

　　蘇格蘭哲學家休謨總結了道德起源的四個原則：“對他人有用、對自己有用、令他人愉快、令自己愉快。”如果拿到我們中國話來說，那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者愛人即是德”。

　　說到底，道德應該是自我約束，而不是約束他人。然而，朱皇帝的道德全部是對自己有用、讓自己愉快，對別人殘忍、對別人狠毒，強行約束別人都要變成聖人，而皇帝則不受任何約束，恣意妄為，就和今天我們的某個鄰國天天講主體思想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一樣。

　　根據休謨對於道德的定義，朱皇帝那些不是出於內心自律的道德，根本就稱不上道德，而是恐嚇——而且實質上與道德正好相反。可想而知有誰能夠真心遵守？即便遵守，也不過是出於恐懼，到了明朝後期當皇帝無力再實施恐怖統治的時候，人們便開始了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卻只認實際利益——最簡單的說，就是只認銀子，其他一概不認，連大明朝的將領和士兵們，也都是如此。

　　爹親、娘親、大明朝親，都不如銀子親。明朝那些最有戰鬥力的那些部隊，比方著名的戚繼光部、袁崇煥部、吳三桂部，全部都是為銀子才肯賣命的！

　　在崇禎皇帝剛剛登基之時，駐寧遠的軍隊士兵因為四個月沒有發餉，結果發生嘩變，把巡撫總兵等高級官員都抓了起來，痛打了一頓，後來還是巡撫的部下向商人借了五萬兩銀子，才勉強化解危機，而巡撫畢自肅則因這個事件而慚愧至自殺……更讓你想像不到的是，就是這個畢自肅的哥哥就是戶部尚書畢自嚴（這哥倆還真“嚴”“肅”去了），管的就是大明朝的財庫，結果弟弟卻因為沒有給士兵發軍餉而遭暴打……

　　明朝這家公司自從弘治皇帝之後，從正德到嘉靖，從隆慶到萬曆，從泰昌到天啟，一百多年裡的6位CEO，一個比一個混蛋、一個比一個無恥，前仆後繼地比著誰更有禍害國家、禍害百姓，沒有一個皇帝肯稍微認真一點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整個公司已經徹底的腐爛掉了。

　　循規蹈矩、認真負責、勤懇工作的雇員，一個接一個倒楣被殺，而耍刁使滑、胡作非為、中飽私囊的雇員，反而被欣賞和提拔，給予各種實際好處甚至榮譽。當每一個雇員都變成了“明白人”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再遵守契約，也不再有人再相信老朱家出來的董事長——大家只認錢不認人。哪怕最後一任董事長崇禎和別的董事長不一樣，即便他真的決心好好工作，也已經無力回天了。

　　一句話，明朝公司註定要破產了。

　　以前士大夫們，哪怕死也對老朱家心中存著“效忠”二字，當真效忠的人被殺得差不多之後，後來者終於明白，老朱家那幫子鳥皇帝一直在耍他們，甚至把天下人都玩來玩去的。就這樣持續了一百年，突然冒出來一個還不到20歲的新任董事長說，“我要發憤圖強，把公司做大做強，扶大廈於將傾”。

　　傻子才會當真呢！

　　舉例來說，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大明朝連防守北京城的士兵軍餉都發不出來。崇禎皇帝只得厚著臉皮，讓太監們低三下四的向大臣和皇親國戚們請求捐助。太監徐高受命勸諭崇禎的岳父周奎，結果此人始終不肯捐錢，氣得太監徐高拂袖而起：“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

　　周奎被逼無奈，才忍痛捐了一萬兩。其餘官僚紛紛效仿，沒有一個捐餉超過一萬兩。閣臣魏藻德僅捐五百兩，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裝窮，其餘官僚個個如同鐵公雞一毛不拔。

　　此時，距離京城陷落、崇禎自殺還有8天時間。

　　這些皇親國戚真的沒錢麼？大大的錯誤！

　　就是那個勉強捐了500兩銀子的內閣首輔魏藻德，李自成進城後想投降，被拒，然後被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他出色地完成了拷掠權貴的任務）抓捕入獄，在被夾棍夾斷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銀數萬兩，但還是承受了5天5夜的酷刑，腦袋被夾裂死於獄中；

　　哭窮的大明重臣陳演，被劉宗敏囚禁後主動交出4萬兩白銀“助餉”，但幾天後就又被捉回而斬首；國丈周奎禁不住嚴刑拷打，被闖軍抄出了無數奇珍異寶，光是現銀就足足有53萬兩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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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天天講道德，一定最缺德

　　根據休謨的說法，道德的本意還是相當不錯的：“對自己有用令自己愉快”是生物自然的屬性；“對他人有用令他人愉快”則是群居動物的基礎，也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應有的利他傾向和惻憫之心。

　　然而，在某些社會行政體系中，以“利他”生物本能為基礎建構起來的道德，被一小撮心底烏黑的道學家們和權貴們用語言反復表述之後，往往形成了既不利於每個個體，也不利於整個群體的一種觀念，甚至，道德解釋權變成了他們諸多特權中重要的一種特權。比方說，經過恐怖殺戮和頂級權貴們不斷的灌輸、宣傳、教育和鼓吹，“利他傾向”中的這個“他”被偷換成了“國家”、“民族”、“家族”之類的宏大玩意兒，然後轉個圈兒，變成皇帝、領導等這一小撮天天唾星四濺的給別人講述道德的人！

　　始終記得——道德是自律的，不是他律的！

　　如果一個社會裡某個群體天天給別人講道德，那麼他們一定是這個社會上最缺德的一部分人！他們給別人講道德的原因，恰恰是因為他們害怕別人說出事實，害怕別人說出真話！

　　因為，雖然對整個社會危害極大，但道德宣教卻特別有利於極少數特權男人（如皇帝），因為他可以不用遵守這種道德，而且在掌握了國家權力機器的基礎上，他們還可以負責解釋什麼叫“道德”，也可以隨意評判和肉體圈禁乃至消滅他人，可以讓全社會給戴上一副精神枷鎖……

　　如果背棄了“對自己有用令自己愉快對他人有用讓他們愉快”這四條原則中的任何一條，道德就會背離其本來面目（利己和利他），變成實質的極度不道德——然後，道德的操作是虛偽的，執行是殘忍的，本質上是傷害絕大多數人利益而滿足極小一撮人的無限欲望！

　　放到一個國家來說，當一個國家行政體系長期陷於謊言、表演和假大空言辭之中，當一個國家的精英講真話、實話和正直的話就被打擊報復倒楣的狀況一直持續，當一個社會官員和百姓、領導于人民之間信任感逐漸消失而變得“只認銀子不認人”之時，當一個國家的百姓整天想著投機鑽營當官發財而不是好好工作的時候……這樣一來，從每個人的心中開始，社會的整個信用體系都開始逐漸崩塌，社會開始加速奔向無可救藥的腐爛和潰敗。

　　當一個王朝完全以特權階級極度自私的欲望作為基礎的道德，必然造成當大量社會財富和資源被不創造財富的權力所佔有，當創造財富的人的財富總是被權力任意剝奪，社會的創造力和生命力也就逐漸喪失，要想獲取財富，要麼成為權力的幫兇，要麼成為權力的擁有者，所有的精英分子都忙著去投機鑽營，都想成為可以佔有和剝奪別人財富的人，就不會再有人去積極主動的創造財富……

　　大明朝的最後就是這樣一幅場景，以皇帝和皇族為首，社會上一群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們一方面自己尋歡作樂，當著上級的豬狗奴才，卻言之鑿鑿聲稱妻子一定要為丈夫守貞、守節，臣子要為君守節、盡忠，兒子要為父母盡孝道，整個成了一套法則……在天天講道德，實質最無恥的朝廷和皇族主導之下，一小撮皇親國戚政府高官佔有大明朝的絕大部分財富，欺上瞞下、禍害百姓方面他們聰明過人、斤斤計較，但在為國效力上他們卻極為吝嗇，相對應的廣大民眾卻無立錐之地無分文之財，所以他們只能造反……

　　在缺乏信任與共識的情況下，大明帝國社會精英集團之間互相鉤心鬥角，底層民眾只認銀子不認人，不管是皇帝還是士大夫，遇事誰都想把責任推給對方，沒人肯擔責任，大家互相指責對方，國家一盤散沙，社會活力喪失殆盡，最後落得個同歸於盡。

　　要知道，李自成進北京的時候，京城的百姓都唱著“早早開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兒歌迎接，僅僅一個不納糧就對老百姓有那麼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