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力量

絕對官僚

學者李零把孔子說成是喪家狗，很多人極為憤慨，我倒是能夠理解一些。我覺得他把孔子說成喪家狗並無貶損之意，更多的反而是同情。孔子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根本不是聖人。其時群雄並起，爭權奪利，統治者們需要的是富國強兵的策略學說，而不是孔子那個教人們守規矩懂禮貌的儒家學說。所以，孔子四處碰壁，一度因“道不 行”要“乘桴浮於海”。

孔子其人，一生不得志。《論語》其書，也不過是一本倫理學教材。但是孔丘和《論語》本身的意義與孔聖人與儒家的意義是相去萬里的。孔丘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會犯傻會犯錯。《論語》是一本記錄孔子言行的小冊子，東一句西一句教人一些禮儀規範。那麼何以孔子被後世尊為聖人頂禮膜拜，何以儒學遠播亞洲諸國曆二千年而不衰？那是因為孔聖人是神，完美無暇，是所有人的老師和模範。而儒學是歷經二千年不斷被豐富完善的完整的道德體系，涉及生存發展的方方面面，幾乎人的每個行為都可以從先賢那裏找到合適與否的判斷。孔聖人與儒學對於中國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亂世需要法家、兵家、縱橫家，治世卻最需要儒家。因為亂世烽煙四起，弱肉強食，套用西方社會學家馬基雅弗利的話說，是“國與國全面戰爭的叢林狀態”。統治者都以存在和強大為第一要務，需要的是能夠迅速帶來眼前實利的學說方案，既無精力也無心情去搞什麼“仁者愛人”的精神文明建設。但治世就不同了，國家與人民的基本生存都得以保障了，統治者與百姓的共同需求是結束人與人的猜疑、敵對狀態，重建彼此的信任關係，重新實現在戰爭中被毀掉的社會秩序。這個時候，講倫理樹道德的儒家就顯得不可或缺了。儒家告訴人們怎樣做事怎樣做人。孔子告訴我們要正直要謙虛要有愛心，要尊敬老人要孝敬父母要聽領導的指揮，等等等等，普通又簡單，但這一切卻是整個社會得以健康運轉的基石。統治者需要儒家，因為國家需要長治久安。人民需要孔子，因為社會秩序需要規範。無論在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法律都不可能管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但是孔子和儒家能夠，而且某些時候更加直接有效。

縱觀我國歷史的少數民族政權，遼、金、元等等，大多短命，正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為什麼呢？在我看來，這與儒家有很大關係。這些少數民族在戰時目標一致，利益關係簡單透明，所以能夠團結一心，迅速強大，建立國家政權。但政權建立後，政府與人民不能夠及時轉變角色、策略，社會缺乏一套能夠被普遍接受的道德準則，秩序僅依靠嚴刑峻法來保障，人與人缺乏基本的信任，權貴者淩駕于法律與道德之上為所欲為，這樣的社會早晚要崩潰。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享國二百多年，其取勝之道在我看來就是拜服漢族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化。他們以誅殺昏君造福人民為口號打進中原，他們讀四書拜孔子，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所以太平軍造反的時候一大批漢族人起來保衛朝廷，就是因為他們能容忍少數民族當政而不能容忍不拜孔子不講傳統倫理的同族異類。

我國當前正處於社會轉型期，許多利益關係發生重大變化。舊的秩序破裂，新的尚未完善地建立起來，全民道德可謂是既在滑坡又在爬坡。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胡主席提出“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什麼社會上泛起“《論語》熱”，為什麼講《論語》讀《論語》的人的人都越來越多。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不是無本之木，它應當植根于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八榮八恥”其實都源于我國的傳統榮辱觀。如何對傳統道德取精去粕，使之融入社會主義新道德體系，是政府與民眾都要認真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