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梵蒂岡大定斷：“如果有人不承認伯多祿在轄治整個教會的首席權上，有他的永久無間的繼承人，此人當受絕罰”（Si quis dixerit, non esse ex ipsius Christi Domini institutione seu iure divino, ut beatus Petrus in primatu super universam Ecclesiam habeat perpetuos successores, A. S.鄧1825）。
循著里昂大公會議（1274年）和翡冷翠大公會議（1439）的途徑，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宣佈：“若有人說羅馬主教不是榮福伯多祿的首席權的繼承者，此人當受棄絕”（Si quis dixerit ……Romanum Pontificem non esse beati Petri in eodem Primatu successorem，A. S.鄧1825；參考鄧466，694）。
約在第二世紀中葉，斯米納的主教保理加布（Polycarp）前往羅馬，為了與教宗亞尼策（Anicetus，154-165）商討關於復活節的日期問題（Eusebius，H. e. 4: 14, 1）。厄弗所的主教鮑理克（Polycartes）也與教宗維克多一世（Victor 1，189-198）商討復活節的推算問題，後者警告小亞細亞的信友團體，假如他們繼續在尼桑月（Nisan猶太人的第七個月，約陽曆三月半至四月半）的十四日舉行復活節（Quartodecimanic practice；Eusebius，H. e. V 24, 1-9），他們便不再是合一教會的肢體了（羅馬教會在尼桑月十四日以後的星期日以後的星期日舉行復活節）。賀基西（Hegesippus），在教宗亞尼策時期前往羅馬，為觀摩信仰的真正傳承（Eusebius，4，22，3）。
戴爾都良承認羅馬教會在信理方面的權威。“假如你鄰近義大利，你有羅馬作你通道的權威，至於我們（在非洲），我們也依恃它”（De praesc. 36）。然而當他參加了蒙丹運動後，他宣稱耶穌所賦與伯多祿的束縛與釋放之權完全是給予他個人的（De pud. , 21）。迦太基的西彼連稱羅馬教會為“天主教會的母親與根柢”（Ecclesiae catholicae matrix et radix. 書信48：3），“伯多祿之地方”（Locus Petri書信55：8），“伯多祿之座位”（Cathedra Petri）和“產生司鐸職位合一的首要教會”（Ecclesia principalis，unde unitas sacerdotalis exorta est. 書信59：14），從而給羅馬教會的優先權作證。然而，在有關異說者洗禮的爭論中，他所持的態度表示他對於首席權尚無明確的認識。按照凱撒利亞的主教費彌裡（Firmilian）所提供的證明，當時與西彼連爭論的斯德望一世，認為他自己是“建立教會基礎的伯多祿的繼承人”（西彼連書信75：17）；斯德望一世曾以開除教籍之懲罰警告過小亞細亞的主教們（Eusebius，H. e. 7:5 ,4）。
盎博羅削說：“伯多祿在那裡，教會也在那裡”（Enarr. in Ps. , 40, 30），聖熱羅尼莫致函聖教宗達馬穌（Damasus）時說：“我知道教會是建立在這塊基石（伯多祿）上的”（書信15：2）。聖奧斯定說到羅馬教會時，表示宗徒之位的優先權常在她內（in qua semper apostolicae cathedrae viguit principatus 書信43：3）。教宗良一世渴望親眼看見並崇仰那“曾受託牧導全體羊群者”（訓道辭3：4）。在厄弗所大公會議前，教宗的代表菲力伯公開宣佈教宗的首席權自伯多祿（鄧112）。加彩東大公會議的教長們在接獲教宗良一世有關教義的書信時，齊聲歡呼：“伯多祿藉良之口跟我們說了話。”
士林派神學由教會的合一推論出教宗的首席權。聖多瑪斯於護4：67中，發揮了下列論證，這些理論以後在有關教會的神學論著中常被引用。維代帕的雅各伯（Jacob of Viterbo），巴黎的若望•基道（John Quidort of Paris），那不勒斯的若望（John of Naplis）等都曾援引過它們。（一）為了教會的存在，需有一個作全體信友的首長。（二）為了信仰的合一能夠常久保存，必須有一位全教會的首長，他的判斷能決定可能發生的信仰問題。（三）教會管理的目的就是信友們的和平與合一，這個目的在一個統轄下比受多人統轄時更可奏效；因為一位統治者比若干統治者更能實現合一的理想。（四）戰半的教會是勝利教會的模型。在勝利教會中，只有一位首長，所以在戰鬥教會中亦宜有一位首長，居於全體信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