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自己的恐懼和解：瘟與神
舊時曾文溪氾濫改道，當地人稱「青瞑蛇」，傳統藝陣便發展出「蜈蚣陣」鎮煞，以蜈蚣鬥蛇的民俗觀念，是以信仰對抗環境災難的祈福象徵。(攝影林昇輝)
天地不仁，是為瘟神
二○一九年年末新型冠狀病毒出現，至二○二○年二月，確診病例、死亡人數日漸攀升，尚無減緩的跡象。大規模地以兇惡之姿鋪天蓋地，措手不及地傳染，正揭示所謂「瘟疫」，並非僅存於「古早古早蕃薯食到飽」的時代裡，在科學能夠理性分析病毒的現在，仍以悄然無形的模式傳播在每個人的身與心。
過去，只有訴之神靈，在「漢人尚鬼，疾病每禱以巫」的基礎上，認定瘟疫流行必是有瘟神者施之，甚至是疫鬼作祟。
在中國，瘟有瘟神的概念記載始於南朝，而至元朝成書、明朝略有增纂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方有詳細的五瘟神傳，「五瘟使者」開始有了明顯的形象，春瘟為青、夏瘟為紅、秋瘟為白、冬瘟為黑、總管中瘟為黃，除了直接連結「季節」，在顏色上，青、紅、白、黑、黃，與傳統五方(東、南、西、北、中)觀念搭配的顏色相同。另外，「瘟神」系統逐漸發展，對於「瘟疫」的想像經驗，是一種複合概念：多元的、變化的、隨時的、各地的、全體的威脅，反映在過往人類發展的生存恐懼上有「時時各地都有災難」的預防心理。
該文中還有提及「天之降疾」，直言瘟神降之，乃天所命，然而，為何天要命之呢？在《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中則得到一個說法，用台語俗諺來解釋就是：「人若不照天理，天就無照甲子」──人不遵天理循環，逆天而行，天地則反饋以無情世間。可以看出在無法以科學解釋、醫學治癒的時候，面對天災、人禍、疫病(如鼠疫、霍亂、天花、瘧疾等)，舊時的人們以「天責降災」的觀念來詮釋「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的現狀，轉化苦難的怨懟，並反省自身。
畏之祭之，「送瘟」儀式
然而，既畏於「瘟神」，又何以立神而祭之？對於由恐懼進而崇拜的心態，現任台中教育大學教授之民俗研究學者林茂賢說：「解鈴還須繫鈴人。」藉祭之，以安之，尊之以「王爺」，不對抗的溫和對待，盼瘟神能明善辨惡，勿降災殃。
但苦難總是人類生存的一大課題，除了祭拜瘟神，各地更發展出驅瘟除疫的儀式，甚至有因為「海」寬闊彼端的未知想像，出現有以「船」型式，載於江河，尊請瘟王乘船出海，謂之「送瘟」。
台灣潮溼多雨的氣候，在早期移民視為瘴癘之地，拓墾伊始，自海水溝渡海，多有死傷，甚至之後陸續發生的族群械鬥，造成亡故的屍身腐爛等，在公共衛生條件不佳，與醫學治療並不發達的情況下，疫病橫生。延續中國的「送瘟」儀式，台灣環境層出不窮的無常，理想是無災無難，恭送一艘「王船」航向未知遠方，雖言送瘟，卻是寄託希望。
接迎瘟王，地方的神聖淨化
台南佳里金唐殿主祀朱、雷、殷三府王爺，相傳亦是飄流王船延請奉祀，乃天神奉旨下凡鎮守蕭壠庄(佳里之舊稱)，至保安代天府(大人廟)開光點眼，百年來，有三年一科的五朝王醮，維持迎送瘟王的傳統儀軌。
年年都有值年瘟王千歲降臨巡狩，然而，之所以定三年一科，金唐殿文史工作者張明忠表示，民間認為，農曆年若逢閏月(如今年為庚子年閏四月)為大凶年，需特別擴大與加強驅瘟除煞，亦稱「大驅年」，故有王醮之祭以安人心。今年，為因應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發展現狀，特於舉行三年一科之庚子蕭壠香科五朝王醮的前三日，金唐殿先以「置天台」(即祭請玉皇大帝所搭設臨時用神桌)向上天稟告，願千歲爺下凡，能逐瘟除煞、苦民所苦、保境植福，庇佑普天之下眾生，願嚴峻疫情能獲得控制。
「瘟」其實反映人心的恐懼
恐懼自古皆然，隨著時代演進，對於「未知」疫病的研究已有強大的科學及醫學系統作為後盾，然而可以思索的是，瘟疫反映出來的心理困境究竟是什麼呢？是否能透過未知及已知中，了解自己恐怕的根源，正視而面對？
如果說，瘟王信仰能夠告訴眾人的現代道理，其實就是一種身在台灣的幸福：眾善奉行，諸惡莫做，瘟是危難，也同樣是轉機，如何轉危為安？
(民俗亂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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