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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如何實現穆斯林文明的復興? [列印本頁]

作者: 阿良車輪餅    時間: 2023-12-28 00:55:08     標題: 如何實現穆斯林文明的復興?

如何實現穆斯林文明的復興?


大量資料表明,現如今的世界,穆斯林普遍被視為落後、封建的代名詞,從經濟、健康、文化、人權、安保、收入、權利等各個方面而言,穆斯林群體幾乎都處於世界平均水準的末端。

每個人都在疑惑,造成這種局面的終極因素,到底是什麼?穆斯林到底如何從曾經的輝煌走向如今的沒落?對於這些疑惑,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去探尋一番。

第一個方面:在左翼人士以及極端伊斯蘭主義者看來,這一現象要歸咎於西方帝國主義。在他們看來,穆斯林世界現今的沒落與混亂,歸根結底,始於西元1760年前後,彼時,幾乎所有穆斯林國家都被基督教國家所征服,淪為16個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殖民地,它們是:英國、葡萄牙、西班牙、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德國、奧地利、義大利、希臘、俄羅斯、埃塞俄比亞、菲律賓、美國。

但是,這種指控或指責忽視了兩個極為關鍵的因素。首先,穆斯林落後于西方世界並非始於1760年,遠在此之前,穆斯林已經陷入沒落與困境,正因如此,整個穆斯林世界才會在這個時間點徹底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與傀儡;其次,西方帝國主義對穆斯林世界的殖民統治已於上世紀50年徹底終結,留給我們70多年的發展時間,可是,穆斯林依舊沒有獲得顯著的進步,依舊深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餘毒的侵害,陷入內亂與混戰之中,而同期、同地區的非穆斯林國家,卻一心搞生產,逐漸成為經濟、科技、文化強國,與周邊穆斯林國家成為鮮明的對比,譬如新加坡/馬來西亞,以色列/巴勒斯坦,北賽普勒斯/南賽普勒斯、韓國/朝鮮等,都是極好的例證——後者雖然都有西方發達國家的扶持,但是,穩定、團結的內部環境,才是這些國家得以發展壯大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個方面:在反伊人士、仇穆人士看來,穆斯林落後的根本原因,就是伊斯蘭信仰的限制與束縛。在他們看來,穆斯林的沒落,是因為伊斯蘭信仰,而穆斯林在歷史上的強盛,則是因為其他主要文明的襯托與扶持,譬如希臘文明、羅馬文明、波斯文明等,他們將伊斯蘭文明描繪為死板、僵化的信仰,在他們眼中,伊斯蘭文明鼓勵死記硬背、灌輸僵硬的宿命論、善於滋生狂熱主義思想。

可是,這種思想本身就是漏洞百出,毫無邏輯可言。試問,倘若伊斯蘭只會照搬、沿襲甚至抄襲其他文明的精華,倘若伊斯蘭文明的興盛與黃金時代純粹是基於其他文明,那麼,現如今的穆斯林為何再也不能重塑往日輝煌?

第三個方面:抵禦外侮與入侵。回首歷史,蒙古大軍踏平歐亞大陸,穆斯林帝國也深受其害,無數人死于屠戮,穆斯林文明遭到重創,元氣大傷,再也難回巔峰,為避免再次遭此劫難,很多穆斯林國家都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固步自封,不願與外部世界進行過多交流,在內部採取高壓政策,壓制先進思潮,打壓知識份子,甚至拒絕接受西方科技與文明,導致穆斯林文明慘遭斷層,最終一蹶不振。

第四個方面:在政治與經濟利益的驅使之下,穆斯林學者、知識份子的理性思維與創造力慘遭壓制與扼殺。穆斯林世界若想得到長遠發展,必須解放思想,鼓勵理性思維,學習先賢前輩們對伊斯蘭信仰的尊重與正視,回歸古蘭經與聖訓,在強化自身的同時,積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與經驗,促成穆斯林文明的復興與再度崛起。

對於這一話題,來自聖地牙哥大學的艾哈邁德•庫魯(Ahmet T. Kuru)教授做了深入研究,他在2019年由劍橋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著作《伊斯蘭、專政與發展滯後:全球與歷史對比研究》(Islam, Authoritarian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A Global and Historical Comparison)一書中指出,在很多穆斯林國家,政治領導人對於宗教信仰及學術界的控制欲與管轄欲,嚴重抑制了穆斯林學者及知識份子的創新能力。

庫魯教授強調,穆斯林文明、穆斯林國家若要得到跨越式的發展,務必要做到一定程度的“政教分離”。庫魯教授所謂的“政教分離”,實質上是希望穆斯林學者們能夠以獨立個體的身份存在,儘量遠離掌權者的影響或掌控,可以自由、不受政府限制的鑽研伊斯蘭信仰。庫魯教授指出,前輩穆斯林之所以締造出令世人矚目且敬仰的伊斯蘭文明黃金時代,其根本原因就是統治者及學者們對古蘭經與聖訓的遵循,與此同時,也是因為彼時的穆斯林統治者對學者的尊敬、對知識的推崇。庫魯教授還強調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穆斯林文明黃金時代,穆斯林帝國的學者、知識份子們幾乎不會因生計而煩憂,因為他們的家人大都經商或勞作,生活自給自足,沒有後顧之憂。

簡而言之,在過去的一千年多裡,政治與宗教之間過於密切的關係,扼殺了穆斯林的創造力,只有打破政治勢力對宗教信仰的蠻橫干涉,穆斯林才能繼續前進。

從十一世紀中葉開始,如今的中亞、伊朗和伊拉克等地陸續出現脫離哈裡發統治的獨權國家,這些國家以統治者為主導者,無視甚至蔑視學者與知識份子的存在,衍生出一大批受統治者掌控的所謂學者。隨後,這種模式蔓延到敘利亞、埃及及其他地區,導致知識和經濟階層的邊緣化。其結局,就是導致穆斯林科學生產力和經濟活力的下降。

舉例而言,早在西元1440年,歐洲就已經發明出印刷機器,可是,近三個世紀之後,穆斯林才首次利用印刷機印製出首本阿拉伯語著作。這種機智地拖延,正是因為人們對知識缺乏尊崇之心,人們不如以前那般重視書籍。時至今日,穆斯林世界出版的阿拉伯語世界也只占全球總出版量的1.1%。

十九世紀,穆斯林世界爆發民族解放運動,一系列的改革並沒有解決政治干預宗教的問題,最終一一失敗,並導致軍方勢力的不斷擴張,很多國家逐步淪為軍政府,此類政府為鞏固統治,進一步加大對宗教界、學術界的干預。

最後,庫魯教授向穆斯林提出了四個建議:承認威權主義和發展滯後的事實;不將穆斯林的沒落歸咎於帝國主義或伊斯蘭信仰;減少穆斯林統治者對學者及知識份子的壓制;鼓勵實業,努力打造基於創新的經濟體系。

(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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