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宗教是西方文明的兩個源頭，具體地說就是“二希”源頭：標誌理性精神的希臘哲學傳統和珍視神聖情感的希伯萊人的啟示性宗教傳統。強調啟示性的宗教傳統包括瑣羅亞斯德教、希伯萊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與之相對的則是強調理性的哲學傳統，主要是指“軸心時代”的希臘哲學家群體。由於宗教起源先於哲學，所以信奉西方傳統的人都認為，宗教的信仰可以不借哲學的理性而只靠啟示建立，因為哲學的理性會消解啟示為宗教信仰建立的純潔性，所以西方宗教傳統對注重理性的哲學經常是敵視或壓制的。可是希臘哲學從一開始反而對宗教傳統有一種情感上的依戀，儘管它反對宗教對真理的啟示性壟斷。我們這樣判斷的依據既來源於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堅信世界存在的終極原因是理性所及的數，但在感情上他卻信奉靈魂的輪回（the transmigration of the soul） ，也來源於有探索“無知之知”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可是他也認為自己的理性探索來自諸神的感召，最後還來源於身兼科學和哲學宗師的亞裏斯多德，他堅信世界的物質運動一定有一個神聖的“不動的推動者”（unmoved mover）。
哲學和宗教都為人生確立了最偉大的目標：思考經綸宇宙、範圍天地的真理和表達對被造之物的博愛。照哲學家看來，追求普遍真理就是博愛；而宗教家也認為表達博愛就是普遍真理。它們之間的終極目標沒有什麼不同，所存在的差異之是獲取目標的方法：哲學重思辨而宗教重信仰。哲學家的思辨不能窮盡其目標幾乎是一個永恆的問題，但他必須假定他能獲得對一切存在之物的完全的真理，否則他的生命意義就會極大地貶值。即便他的假定最終被證偽，其他的哲學家仍然會認同假定的價值，因為那是他們生命的一個前提。蘇格拉底曾經讚揚他的學生愛索克拉底（Isocrates）說：“此人中有哲學”（There is philosophy in the man）。古希臘人認為哲學即愛智慧，此智慧當然是理性的表現形式，所以重理性、愛智慧即是哲人所推崇的人格特徵。但這並不是哲人的全部價值。照這個部分肯定的命題看，人除了有哲學之外還有其他許多東西作為人的整體價值的補充，這裏面自然包括宗教。宗教所追求的“博愛”、“終極關懷”及“終極實在”，從邏輯上講還包括對哲學這種“愛智慧”的愛，它能在理性尚未準確表述的領域仍然可以建立起信仰，使人對存在的神秘性仍懷有情感。因此，中國新儒家方東美說，中國的哲學卻可以順著蘇格拉底的話講是“中國哲學中有人”（There is man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人不僅是冷靜的思想家，在他的生命中還有高貴的人性、豐富的情緒與偉大的理性，這些一起發揚出來形成偉大的特性才是中國哲學的特色。” 要按西方人傳統的理性眼光來看中國哲學，其中有很多成分是屬於宗教的、“東方神秘主義”的價值，諸如中國人常講的“天命論”和“心性論”。而恰好也是這些價值表達了中國人的人生倫理和宗教情懷。
明儒王陽明把孔孟精神修養中的神秘主義說成是“良知”。他解釋說：“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大學問》）這看上去好像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命底線，通常我們說“良知泯滅”也就是排除人性。那麼，王陽明的神聖使命是什麼呢？他自己認為就是“致良知”，即把人的本性或天性發揮至極限。在孟子那裏，人的本性是善的，其理由是類比著萬物的自然之性。可是對萬物自然之性從深度和廣度把握，都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因此孟子的類比邏輯本身就靠不住，他不能不依賴一種武斷的判斷（dogma of judgment），正如基督教說上帝照著自己的樣子造人，而上帝是什麼樣子並無歷史證據，人只能根據自己的樣子來假定上帝的樣子，這就形成了武斷的判斷。這種判斷現在看來就是一種宗教情懷的表述。王陽明的“致良知”當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