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聶斯多略派（即中國的景教）的資料：

春日小米酒

引言：

在相當於中國唐朝的時代，基督的福音首次傳入中國。當然那是從同羅馬教會已分離了數世紀的教派所工的工作；不過也只是曇花一現，以後便湮沒無聞了。但它與中國宗教的歷史很有關係，我們應加以敘述。

聶斯多略派在中亞的傳播

聶斯多略異端，雖被公元四三一年召開的厄弗所大公會議判為異端而予以罰禁，但它並未由此而絕跡，且在波斯(伊朗)曾盛極一時。當波斯帝國淪陷於阿拉伯回教徒手時，聶斯多略派同戰勝者取得了妥協，最低限度在回教徒統治的初期，他們還享受著宗教自由，且在第七、八兩個世紀有過非常廣泛的傳播。他們雖因對降生的錯謬道理與羅馬教會分離，許多教徒卻心熱如火，亟欲傳播他們的信仰；且在隱修院中栽培了不少的傳教士。另外中亞政治的局面與他們有利，使他們得以平安傳入；因中國唐朝的皇帝，為鎮壓在中亞騷擾的突厥，讓貫通大陸的大道重行開放；那是由波斯通往印度和中國的古道，商隊常由此將中國所盛產的絲綢運往歐洲。

聶斯多略的傳教士便追隨著商隊，或自行扮作商人，或乘坐商人的船隻潛入中國傳教。他們當時的一位宗主教曾有這樣的記載：『許多人只帶著一根和一隻行乞的布袋，梯山航海到印度和中國去傳教。』他們能講他們所要去的地方的語言，甚至在每一站，能雜在民眾中，召集聽眾，宣講他們的教義。如果首次接觸順利，便在那裡安排下傳教站，附設旅店和學校。

他們傳教的成績實在驚人：他們進入了印度和錫蘭，在中亞的突厥民族中得到了許多信徒。公元八世紀中葉有回紇(Uigurs)教徒在中國軍隊內充當傭兵。一零零七年住居蒙古南部的克烈人(Keraits)曾大批地進教。同時或稍後，住在河套(黃河)的汪古人(Ongut)也歸化了。聶斯多略在極盛時，在亞洲曾擁有二百位主教。

聶斯多略教徒在中國

明萬曆年間，一旅客在唐故都西安道上迷道，向地方人士詢問:『曾有基督教派來當地傳教沒有？』問得他們瞠目結舌,答以從來沒有...那是不對的，因為千年以前，正是高僧玄奘由印度取經回國後九年，有基督宗教教徒由西域來西安，皇帝曾予以禮接待，並在中國傳教二百年之久；以後竟消滅得無影無蹤，不復為人所記憶，真是咄咄怪事。

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在明末由澳門進入中國，深知關於宗教問題，除非先證明那是由國自古以來所固有的信仰，他們是來此相印證，決不能獲得中國人的尊崇。他也曾被中國人目為強詞奪理；他竟不能指出一點兒遺跡，如一座教堂，一座隱院，或一本經卷，足以給新奉教者證明，除儒釋道外，中國曾有過其他可以令人信服教門；根據由歐洲和印度得到的傳說，他們以為中國曾聽到過福音，但不予以證實。直到一六二五年才偶然獲得了證明。此時在西安附近，有一座在唐朝建立的石碑(公元七八一年)出土，碑文很長，頂上有一石刻十字。碑文開始以佛教及道教的術語，陳述基督教教義大綱；然後追述該教在由中國傳播經過的主要階段。公元六三六年(唐太宗貞觀中)傳入中國。大秦(即波斯或云巴肋斯坦)人阿羅本齎其經典來長安，太宗覺其教義正直合理，予以尊崇；『命房玄齡賓迎留禁中翻經』，為他建波斯寺，准他招收教徒，他們自稱景教，就是說教義光輝正大當受人景仰的意思。以後二百年中大致和平順利，但也受過折磨反對。高宗時(公元六五零~六八三)更在各州建波斯寺，尊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教化大行，其間也遭受過佛教和道教的反對。玄宗天寶四年，下詔稱「波斯經教本出大秦，其西京波斯寺宜改名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二年)，長安大秦寺僧景淨，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至武宗時，寵信道士歸真，『歸真恃寵，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盡宜除去』，武宗便命拆毀佛寺：歸真又秦『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等語...於是皇帝下詔說：『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豈可區區西方之教與抗衡哉！』...所以他下令『寺宇拆除，僧侶還俗』，不久竟至絕跡了。

聶斯多略在中國正盛時，神職人員很多，修院是他們活動中心。他們究竟有過多少信徒？我們無從知道；好像他們常從外僑波斯或敘利亞商人中招募新人，恐怕這是他們的弱點所在，也是消滅得那麼快的原因。

公元第九世紀時，外僑和傳教士都日益減少，因為商業已由波斯轉入阿拉伯回教徒手中去了。聶斯多略教徒的遭遇如何？因為缺乏文獻，問題無法答覆。他們轉奉了佛教嗎?或者被摩尼教徒吸收了呢？我們也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在唐武宗的詔諭以後一世紀─即公元九五零年，聶斯多略的一宗主教，從波斯派遣六位修士前往中國視察，竟連蹤跡也沒尋到。看來基督教首次先投入中國的，不配稱為曙光，只是星星之火而已，因此不久便歸消滅了。《摘自：天主教史－－卷二 (光啟出版社)》


資料來源：網上搜集　更新日期：200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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