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陝甘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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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陝甘回變，又稱同治陝甘回亂，是發生在中國19世紀清朝同治年間的一場戰爭和動亂。這是由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在1862年和1877年之間發起的一場與漢族之間的仇殺，它維持了十年多，波及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區，最後被多隆阿部隊和以漢人湘軍為主的清朝軍隊鎮壓。

這次暴亂的目的是在黃河西岸陝甘地區以驅逐、殺害非穆斯林為手段來建立回民的民族國家，但是並未提出雲南杜文秀領導的回民起事那樣建立伊斯蘭國的口號。戰亂對西北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損失人口2000多萬。

在18世紀，一些甘肅籍的穆斯林神職人員通過研究伊斯蘭教重要分枝——蘇菲派（該分枝源自麥加和葉門），在中國西北回族創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派新教。新教信徒認為清朝官員管理不善，而且新教信徒和老教信徒之間存在分歧，這造成了回族和撒拉族穆斯林在1781年和1783年的暴動，但被及時鎮壓。

稍前的1856年，在雲南省也發生了杜文秀領導的大規模回變。時值太平天國和捻軍對抗清朝政府，中國境內的許多地方也爆發了大面積的騷亂。

當時的社會背景：

第一，清朝政府對西北地區人民的壓迫和剝削：
清朝同治年間，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對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賦附加的剝削。清代的田賦附加，起於康熙六十一年，當時每正賦銀一兩之上加征「耗羨」二錢，以為政府辦公費和官吏津貼之用。乾隆年間，加征 「平余」，巧立名目，攤派重疊。到了嘉慶道光年間，正賦一兩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兩五六錢之多，換言之，實收的田賦增加到了正規田賦的160%。陝西田畝，除了民田之外，還有元明時期留下來的「屯衛田」、「更名田」，都是官產，農民種官田者，必須繳納 「本色」、「樣糧」、「土糧」、「餘糧」等，倉吏收租時，巧立名目，把十多個項目攤入租賦之中。在同治年間以前，以永豐、敬錄兩倉道來說，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糧不過十八萬石，而官吏對納糧百姓的剝削量就有二十幾萬之多。貧苦農民，無論回漢，已經無法生存，還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

西北地區，清代一直戰事不斷，自從統治者發動新疆、西藏、金川、鎮壓白蓮教等戰役以來，兵差特別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為供應索倫錫伯軍隊過境，陝甘八個州府供應的軍需物資，派遣了一萬一千九百頭馬騾。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對外割地賠款，對內需要準備大量軍費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因而對農民的苛捐雜稅更為加重。陝西地區，在回民暴動之前就爆發過兩次農民運動。第一次是咸豐六年（1856年），渭南縣渭河以北的農民，反抗鹽課攤派而「交卸農具」，它是類似工人罷工的消極反抗辦法，後來很快就被官府瓦解；第二次是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臨潼縣李橋人楊生華號召村民起義，渭河以北幾個大鎮都參加了，與官兵相持數月後失敗，楊生華全家被殺。

鴉片戰爭之後，清廷割地賠款，財政負擔加重，開始加劇了賦稅和徭役。自太平天國蹂躪江南以來，清廷喪失了最大的財政來源，財政壓力就被轉移到了北方五省。隨著咸豐末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直隸遭受威脅，河南山東捻軍的爆發以及雲南貴州等地回民戰爭的加重，其財賦之壓力更轉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陝西是西北比較富庶的地區，被視為餉源所在，成為清政府以鎮壓太平天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實錄》記載：「此時京餉及各軍餉糧，均賴山、陝西省接濟。」湖北巡撫嚴樹森說：「陝西為財賦之邦，西、同、鳳三府又為精華薈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陝西協餉聊以支持，即京餉巨款亦多取盈於此。」

第二，太平天國等反清武裝削弱清政府在西部地區的統治力量：
駐紮在陝西的軍隊被大量調往南方鎮壓太平天國，導致秦中防務空虛。例如咸豐八年十二月袁甲三在徐州、宿州一帶圍攻捻軍，河南巡撫恆福奏請陝西撥兵助剿，時陝西清軍絕大部分應調出征，已不能湊足一千數目，出現了無兵可調的局面。

第三，當時各方面反清勢力相互聯合與勾結：
同治元年，渭南的回民武裝與太平天國扶王陳得才結為聯盟；同治五年，張宗禹、張禹爵率領捻軍進入陝西；雲南杜文秀領導的回民武裝與陝甘回民武裝有著密切聯繫。

第四，清政府為了緩解各地戰爭壓力，鼓勵地方武裝：
陝西的回民也在組織團練之列，例如「砍竹事件」中的回勇，即是回民團練。這就為回民武裝提供了軍事組織基礎。

第五，回民和漢民之間在經濟、生活習俗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長期不合與衝突（為同治陝甘回變根本原因）：
回漢之間長期積怨。常常提及的「羊頭會」，即因回民所蓄養之羊常到漢人之田地內毀壞青苗，導致渭南、大荔一帶的漢族士紳組織起了專門宰殺越界回民之羊的機構，只是眾多積怨中的一個。由於族群隔閡的緣故，「睚眥小忿，本人情所不能無」。不可否認，因為漢族在政府、軍方都擁有廣泛的人脈，且人多勢眾，財力雄厚，對回族的抱以排擠的態度是肯定存在的。例如涇陽縣之富商曾排擠回族的牛羊肉生意，致使回商另立新市，而市井無賴竟至新市宰豬以辱回；再如傳說在二華縣府，有「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一抵」的判決，倒也很可能有事實依據。

早在乾隆初年，畢沅任陝西巡撫時，就已經「長安回漢械鬥案頗多」。道光十年，雲南監察御史徐法績（涇陽縣人）在《奏陳陝西回漢械鬥情形疏》中說：「陝西西安府屬之臨潼、渭南，同州府屬之大荔、蒲城、朝邑一帶毗連之處名羌白鎮，地面寥廓，回漢雜居，因事械鬥，無歲無之。」長期的族群割裂和不信任，導致回漢之間猜疑頗重，輕視之心也頗重，雙方齟齬日益嚴重。

1862年，陝西回民趁清政府忙於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而造成陝西防禦空虛為時機，爆發大規模叛亂並迅速擴散到整個陝西地區。其初期的主要領導人有赫明堂、馬生彥、馬振和、白彥虎等。同時在寧夏、甘肅也爆發了大面積的回民民變，其主要領導人有馬兆元和馬化龍等。

回民武裝發展迅猛，於1862年6月底圍攻省城西安。直到1863年秋天多隆阿進軍陝西情況才得以改變，從1864年開始就被清軍逼迫退守陝甘邊區。但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攻佔周至，進城時遭流彈擊中，延至5月18日傷重不治。陝西回軍在甘肅東部成立了「十八大營」，反擊陝西。

太平天國被消滅後，左宗棠率領湘軍開始對陝西山西一帶用兵。左宗棠首先進攻捻軍，在捻軍被擊破後再進攻位於陝西的回軍，1866年回軍退守甘肅。1869年左宗棠派劉松山進攻寧夏的金積堡，馬化龍接受安撫後隨後又復叛，兵敗後被殺。

1871年左宗棠進駐甘肅，當地回軍頭目馬占鰲投降，被左宗棠編入清軍。1872年以白彥虎為首的回軍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並與阿古拍相互勾結，但最後兵敗逃往俄羅斯哈薩克地區。陝甘回亂由此告終。

影響同治年間的動亂，應是冷兵器時代最後一次超大規模的種族屠殺。這場戰爭極大地改變了陝甘兩省的民族分布。在戰爭中，回漢兩族在陝西、甘肅兩省互相仇殺，據《中國人口史》一書的統計，回民起事前的咸豐十一年（1861年），甘肅（此時的甘肅包括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和青海省西寧市海東地區）人口為1945.9萬人，戰後的光緒六年（1880年）人口僅存495.5萬人，人口損失達1455.5萬人，比例達74.5％。[2]。

陝西人口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有1394萬，從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緒五年（1879年）的17年間銳減至772餘萬，人口損失總數高達622萬，大約佔戰前人口總數的44.6%。17年中，因戰爭原因造成的人口損失約有520.8萬，在全部損失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高達83.7%，而災荒期間損失的人口不過101.2餘萬，佔全部損失人口的比例僅有16.3%[1]。

西北回民對漢人的屠殺，以及漢族對回民的報復式屠殺，可見甘肅各縣的縣志。甘肅鎮原縣志記載：「四鄉堡寨攻陷無遺，而縣城獨全，蓋四鄉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後入城避難。是月初九日……，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據《中國人口史》第五卷統計，回民屠城前鎮原縣人口26.9萬，戰爭損失23.4萬，損失比例為87%。宣統《甘肅新通志》卷47記載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軍隊「陷平涼城府官……員死節者百餘，士民死者十數萬。」《中國人口史》記載，甘肅涇州四縣，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時有人口92.8萬，戰爭中人口逃亡和死亡82.2萬，損失88.6%。據該書推算，同治年間平涼府（包括華亭，隆德，平遠，海城，固原）人口逃亡和死亡249.1萬，占戰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肅時，形容「遠近城邑寨堡，慘遭殺掠，民靡孑遺。平、慶、涇、固間，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

西北回漢之間民族衝突引發的大規模屠殺。戰前陝西省有回民170萬人，在該省人口中佔有相當比重，而且絕大部分分布在關中地區。1880年陝西回民人口谷底數不會超過15萬，戰亂中損失的回民在160萬口左右，人口損失率高達91.4%。戰後只有西安城內未參加作亂的3萬回民得以倖存，少部分逃亡，其餘人均已死亡。甘肅省回民在戰爭中的死亡率也相當高，但仍在該省居民中佔有一定比例。一部分回民為逃避報復，隨白彥虎逃至俄國，成為今天的東干族。


阿古柏軍的射擊訓練此役對漢族的打擊也異常嚴重。首先，部分回民軍曾打出「殺漢興回」的口號，導致對漢族百姓無差別對待，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調查記錄》中記錄，當時回軍攻破漢族村寨之後，四處尋人殺人，有漢人躲入地窖中，回軍就用辣椒面燃熏，窖中老少熏死大半。這種殘忍的手段使得陝西人口銳減，田地、灌溉渠等基礎設施被破壞，亂後關中不少地區千里赤地，一片殘破景象。直到光緒年間，「長安、咸寧、華陰等縣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貓貴至千錢」。其次，曾經聞名天下的秦商就此一蹶不振，例如大荔縣，嚴、趙兩家都是「蓋省的財東」，不僅廣置田產，擁有大量土地，而且兼營商業，在陝西、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商號，趙渡鎮屬朝邑縣，該鎮閻家是聞名全國的大財東，閻家出了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閻敬銘。這些秦省的精英階層損失嚴重，例如大荔縣的趙權中在村堡被攻破後，被回民軍殺害。西安六村堡在遭受回民軍圍攻時，曾向外大量撒放金銀元寶等物以求解圍，然而回民軍不為所動，六村堡終於被攻破，居民遭受屠戮，財貨亦為所掠。涇陽縣號為西北漢口，本為關中經濟之重心，商路之樞紐，後被回民軍先後攻破兩次一蹶不振。受此役打擊，至今陝西仍未恢復其應有的經濟地位。

當時的新疆局勢也使這場戰爭顯示出不可饒恕的錯誤。同治三年底，浩罕國軍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佔領新疆的大片中國領土，奴役當地各族人民，在中國領土上立國稱王，且不斷擴張。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進入陝西，阿古柏則在此之前已經在新疆建立了所謂的「哲德沙爾國」，自稱「洪福之王」，在他侵佔的土地上，實行極其殘暴的統治，並且新疆形勢還在急劇惡化。而陝甘回變恰恰阻擋了內地向新疆派送兵力和物資的道路，致使新疆孤懸危機重重，若新疆為人竊據，則中國又必經分裂之禍。幸左宗棠及時平定戰亂，保新疆位於中國版圖之內。

風暴三號

直到現在

中國大陸的伊斯蘭教的人民

仍對漢人存有戒心

一直想獨立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