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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劃下了太平洋戰爭的句點。台灣各地張燈結綵,熱烈歡迎所謂祖國到來到。
國民政府以勝利姿態接收了台灣,卻因接收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使台灣陷入了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的窘境。 終於在1947年爆發了228事件,嘉義則是當時全島衝突最為激烈的地區。在當時隸屬於台南縣吳鳳鄉的鄉長高一生,在漢族醫師林立等士紳的請求下,派湯守仁率領鄒族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市區治安。
鄒族青年參與平地漢人組成的民兵隊,一面維持市區治安,一面與駐守水上機場的國府軍對峙。
3月10日,湯守仁覺得情勢危急,決定撤回部落。當時對高一生來說 其實是非常偶然的,這是一個平地社會的事件,他並非是刻意要參與這個事件,而是基於跟平地社會友好的關係 。
相對於鄒族無意間捲入228事件,泰雅族菁英林瑞昌則因想起了日治時代初期,部落族人與日軍交戰的烽火歲月,要求族人不要輕舉妄動。
林瑞昌因此得到新竹縣政府頒發,宣撫山地同胞,維持地方秩序有功的獎狀。然而回應嘉義市民請求而參與228事件的鄒族,卻早已成為國民政府注意的對象。
此時台灣內部肅清匪諜氣氛濃厚,高一生曾多次表達擁護政府,反共抗俄的決心。
1947年3月17日,高一生發給全台山地鄉長相當於會議通知的案內狀,計畫4月10日在霧社召開原住民領袖會議,討論原住民自治問題,這樣的自治概念,卻將自己推向死亡之路。
1947年6月8日,林瑞昌大膽地向國民政府遞交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要求回到日治時期遭三井株式會社佔據的祖居地---三峽大豹社。
同時高一生向台南縣政府,申請開闢新美、茶山兩地,開設成集體農場,並鼓勵鄒族人移民到爭取不易的新天地。
1950年,高一生為籌設新美農場向銀行貸款50萬,當時擔任省參議員的林瑞昌是唯一的擔保人。
1952年國府以匪諜、成立僞台灣蓬萊族解放組織、阿里山武裝部隊與侵占新美農場公款等罪名,先後將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等人逮捕。
當時角板山鄉長的林昭光,奔走各方,請求救援叔叔林瑞昌、弟弟林昭明等人,國府卻連罪名都沒有按的情況下,同年底直接被捕入獄。
1953年4月17日,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高澤照、武義方、汪清山以匪諜叛亂罪遭槍斃。
原住民菁英在戰後初期台灣詭譎多變的政局中殞落,為族群奮鬥的代價,卻是莫須有的罪名及死後無法入土安葬的悲哀。
高一生長女高菊花回憶道:「媽媽是 剛剛父親走的時候都很難過,常發脾氣。父親走了以後,就比較會哭,但哭的場面都不給小孩子看。
那時候父親還沒有下葬,母親就抱著他的骨灰一直在哭。」林瑞昌長子林茂成則是,在親朋好友相繼冷漠之後,無法舉行父親葬禮,而將父親的骨灰放置在房間的佛櫃中長達六年。原住民菁英在戰後初期台灣詭譎多變的政局中殞落,為族群奮鬥的代價,卻是莫須有的罪名及死後無法入土安葬的悲哀。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林昭明說:「我要國民黨 及當局當政者給我道歉 尤其對原住民一定要道歉 ,就是原住民的規矩 還是用原住民的方式來解決這個事情 我要請你道歉一下。」
春雨落在家鄉的土地上,那威權壓制,人權扭曲的年代早已遠去。但是白色恐怖的傷痕,仍在某些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痛。被壓迫者所受的歷史屈辱,變成為族群發展努力的沉痛印記。那是在四0年代,原住民族最痛的驕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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