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皇帝為什麼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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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神宗的本紀結尾言：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個明朝享國時間最長的皇帝，廟號神宗，實為寓貶於褒，是說他神龍見首不見尾，隱居深宮數十年，不見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萬曆末年，國家的官吏已經缺了一半。他又是個死要錢的皇帝，放出太監四處擾民搜刮（如開礦事），民間連養隻雞也要繳稅。
　　
　　對這樣一個皇帝，實在沒什麼好說的，說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禎來背了黑鍋並不過分，且看神宗的本紀，到了萬曆30年之後，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師地震」，或者乾旱或者水澇。其中萬曆31年農曆5 月「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長陵明樓」，「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樑」，即使不信天象示警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觸目驚心，彷彿明朝先靈不安，亡國之兆已現。


大家想必都看了萬曆十五年，知道萬曆帝本來是有勵精圖治之決心的，除了從小敬畏的張居正並不那麼居正帶來的打擊之外，使萬曆消極怠工的主要因素還是國本之爭。這實在是令人歎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學》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論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齊，必然禍起蕭牆。萬曆朝實在是一個家庭悲劇和性格的悲劇。不過用老夫子們的話說，那也是氣數使然了。
　　
　　首先大臣們太過於食古不化，王宮人和皇長子並不是有強有力的外戚作為支撐，立皇長子並不是於他們有什麼好處，偏是大臣們死抱著「立長不立幼」的古訓，和皇帝力爭。本來，臣子們有一定份量的話語權，哪怕被當廷杖死，也要據理力爭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徵。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諫被杖死，庾死的不計其數，然而白髮蒼蒼的大臣們，不怕被當廷扒下褲子，屁股開花，也要前赴後繼的上疏。是出於長期文化積累的對於敢於直諫即為忠臣這個符號的認可，死諫可青史留名，也是氣節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權，用在軍國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為知識份子的精英的滿朝大臣，把精力耗費在這樣無意義的事情上。孰賢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麼來，偏偏大臣認準了死理。從「滿朝文武泣於文華殿請立儲」這樣的描述裡，我聞到了儒家文化腐爛發臭的氣息。
　　
　　如果是萬曆的爺爺嘉靖皇帝，事情也好辦得多。這祖孫倆，是明朝享國在位時間第一和第二的一對兒（明朝偏是昏庸的皇帝在位長，仁宣和孝宗在位不過十數年而已,這一點和清朝正好相反），對待大臣，走的卻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子，然而並不是偶然，甚至是必然的，所謂一盈一虧，矯枉過正。
　　
　　嘉靖帝性格剛愎自用，嘉靖的臣子並不是只有一個海瑞，其他的都不敢直諫的。只是嘉靖太過於「乾綱獨斷」，關於「大禮議」的事情，嘉靖帝對大臣們的上諫硬是有「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的精神，死多少國家棟樑都不足惜，鐵石心腸，無可挽回，且大臣越諫，嘉靖越走得遠，乾脆稱孝宗「皇伯考」稱武宗「皇兄」。看來嘉靖帝似乎有一種偏執和叛逆的心理，根本是諫不得的（看來他只能迎合，於是出了狡詐陰險的嚴嵩）。在經歷了極其慘痛的教訓後，大臣們知道是拗不過嘉靖皇帝的，「相誡勿言」，此後數十年無人敢直諫。直到嘉靖末年，海瑞懷著必死的決心上疏把嘉靖幾乎是大罵了一通，嘉靖不笨，這樣傷他的自尊，他當然生氣痛恨，但是他也知道不能殺海瑞，否則有千古罵名（估計於是恨得更厲害了，有請開釋海瑞的，嘉靖就拿那個人出氣了）
　　
　　但是海瑞預先準備棺材，遣散童僕，家人各自逃命的冒死上諫的舉動，使他天下聞名了。這一年嘉靖帝去世，連獄卒都知道海瑞將得到陞遷重用了。天下人一定在交口讚歎海瑞，包括繼位的穆宗和他的后妃們，其中也有萬曆的母親後來的李太后。
　　
　　穆宗在位的時間不長，只有6年。萬曆帝10歲就登基了。萬曆的生母李太后還是比較賢明的，教子甚嚴，根據史書的記載看，和現在的父母們「望子成龍」的心態有得一比。五更天就親自叫帝起床，經常說「你這樣淘氣，讓張先生知道了怎麼辦」，（萬曆帝幼年畏懼嚴師張居正）。幼年萬曆動不動就要在太后面前長跪不起，還要受太監們的挾持。（《明史》言「帝事太后惟謹，而諸內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挾持太過。」）太后和張居正看來是過於嚴厲了。過於嚴厲的父母和師長，往往消磨了孩子的銳氣，使之毫無主見而且性格陰沉。
　　
　　也許在萬曆和李太后母子閒話之際，不免要談到不遠的祖父嘉靖皇帝，太后就會把嘉靖皇帝作為反面教材，說不要學你爺爺，不聽忠臣之諫，大殺建言的大臣，落個謗名。要學唐太宗，從諫如流，做個明君。自古以來，殺諫臣就被認為是昏君之兆，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要聽忠臣們的進諫忠言。
　　
　　於是萬曆帝就走到了爺爺嘉靖帝的反面。嘉靖硬要翻個個兒，稱孝宗為皇伯考，武宗為皇兄，實在是很負心的行為，不太道德，群臣議論紛紛，奏章上疏前赴後繼，而嘉靖偏偏固執得可怕，像塊石頭。萬曆不能不吸取教訓。他看到大臣們眾口一詞的奏章，看到大臣們集體請願，他一定感到了很大的壓力，因為從小的教導，這樣子的話一定是他錯了。他不能蹈他爺爺一意孤行留下罵名的覆轍。然而聽大臣們的，他也是極其不願意的。他不喜歡長子，可能因為這個兒子的出生是一段穢惡的記憶。因為是在太后宮裡，偶然臨幸了一個宮女，他覺得不會有人知道，偏偏這個宮女有了身孕。寵倖母親的宮女，他一定覺得很可恥，是不道德的。所以「帝諱言之」，甚至太后知道了，也沒有責怪他的意思，他還要百般抵賴。自然他不會喜歡這個兒子。
　　
　　更何況和鄭貴妃如此恩愛，當然希望百年後能長伴地下，可是皇陵的地下只有兩個位子，一個是給皇后留的，一個是未來皇帝的母親，立長子意味著身後永遠陪伴他的將是那個有關他年少時一段可恥羞愧的記憶的王宮女，立少子意味著陪伴百年的是心愛的鄭貴妃，即使是我們，也會有取捨打算，何況400 年前的人極其重視身後事，這樣的打擊是巨大的。
　　
　　從小嚴母厲師的關於帝王之道的教導，他知道大臣們是對的，但是感情上他一定是萬萬不能接受。於是同樣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不一樣，他只能極不情願的屈服於群臣，甚至用撒謊和拖延近於無賴的手段，口頭上說明年就立，卻不講信用的一拖再拖。
　　
　　本來唯一臣子們和萬曆能和解的機會在於皇后死了就好了，那樣的話萬曆就可以封鄭貴妃為皇后，按立嫡的原則，大臣們就沒話說了。偏偏這位多病的皇后硬是正位中宮42年，和萬曆死在同一年。皇后賢孝，很得太后歡心，廢不得。不知萬曆和鄭貴妃有沒有藥死皇后之意，但是大臣們倒是料到了鄭貴妃進位中宮的可能性。（是否萬曆怕一旦皇后暴死，內外都懷疑他和鄭妃而廷議紛紛沒有動手？而又或皇后自己也有慮及於此，分外防備小心？這就不得而知。）
　　
　　長壽的皇后粉碎了君臣可能的和解的機會，不得不於萬曆29年立了長子。也許這就是天意。
　　
　　這場無謂的君臣間的較量是曠日持久的，消耗了萬曆帝勵精圖治的決心，所以他消極反抗，既然辛辛苦苦當個明君，百年身後，最心愛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遠在一起，反倒是那個毫無感情，與一段骯髒記憶有關的宮女長伴地下。我能體會萬曆帝感受到的巨大的失落和打擊。他不理朝政，他貪財，也許都出於這麼一種報復的心理，既然拗不過你們，萬年之後我也將永遠痛苦。那這江山還好好治理作什麼，最好是把天下的財富都搜刮來送給小兒子，至於江山被弄得怎麼千瘡百孔，留一副爛攤子給老大去繼承好了。所以他不問朝政，只顧拚命搜刮，重重賞賜福王（即鄭貴妃之子）。他隱居深宮，誰也不能見到他，只有小兒子福王的可以。（ 「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獨福籓使通籍中左門，一日數請，朝上夕報可。「 ）凡大婚，王府等都十倍於前例。據《明史》記載，「帝所遣稅使、礦使遍天下，月有進奉，明珠異寶文毳錦綺山積，搜括贏羨億萬計。至是多以資常洵。臨行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一入朝。下詔賜莊田四萬頃。」甚至民間都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的說法。可為印證。
　　
　　所以只要大肆搜刮天下之財給心愛的小兒子就好了，也許這正是變相的傳天下給小兒子。至於國家的情況愈來愈壞，這有什麼要緊的，只要不危及到自己身前就行了。你們不是非要他繼位嗎？好，正好留副爛攤子給他，這就是對固執的大臣們和上天命運安排的報復。
　　
　　所以無論大臣們多麼沉痛的指出形勢多麼危急，甚至直接了當的說「天下將有陸沈之憂」！他居然仍然無動於衷！這不僅僅是黃仁宇所說的「消極怠工」了，這應該是有一種報復快意的變態心理了。萬曆帝也許是故意要如此的。
　　
　　所有的事情都有前因後果。看了明史，我覺得因為嘉靖的剛愎獨斷，大臣完全屈服於皇權，矯枉必過之，萬曆不能不戒之，他只能屈服於臣子。因為道理是在大臣一方（他自己也一定這麼認為），但對萬曆個人而言是極其沉重的打擊。而幼年時期嚴厲的管教，使他的性格趨於陰沉。所以他不能直接對抗就來陰的報復——搜刮天下給小兒子，留爛攤子給大兒子，如是而已。



明皇用春藥摧殘幼女

「回到萬曆年間，那時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館，充斥市廛，神女孌童，誘色賣身，媚藥秘方，大行其道，淫具褻器，公開買賣  
。而在街市集鎮，茶樓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術，淫穢文字，春宮圖畫，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擺。」

    嘉靖年間，明世宗沉迷方術，有個道士陶仲文向世宗敬獻「長生藥」而得幸，官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兼支大學士俸，封號更玄，乃「神霄紫府闡范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是也。其實，這所謂長生藥便是春藥，時人早指出：「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就是說，所謂「長生」無非淫樂縱慾的體面用語。

    陶道士不是第一個以秘方見幸嘉靖者，此前還有一個叫邵元節的同行，「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謚，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寵大遜陶。」不過陶道士的春藥倒真的很有效，估計效能不遜於當今的偉哥，故而皇帝和他幾乎是稱兄道弟，「見則與上同坐繡墩，君臣相迎送，必於門庭握手方別。」「其荷寵於人主，古今無兩」。

    那麼陶道士究竟是何秘方呢？沈德符在《萬曆野荻編》中有載：「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內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人宮。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鉛，雲久進可以長生。」 也就是說，秘方可以讓皇帝金槍不倒，每晚馭女（服藥）N個，而且還多是10歲左右的幼女。「長生」的謊言下，掩蓋的乃是最放蕩最無恥的獸行。



既然皇帝的荒淫外面有一層延年益壽，甚至長生不老的包裝，那麼，荒淫也就有了政治上的嚴肅性，敬獻秘方乃至秘方見幸自然也就有了極為正當的理由——這可是功在社稷的愛國行為啊。大家不是每天都喊「萬歲，萬萬歲」嗎？現在皇帝要長壽，要萬壽無疆，誰敢反對？

    縱慾既有道教的理論基礎，又得到了政治上的認可，可以用來交換權力財富。於是風氣蔓延，從宮廷到官府，而至民間，舉朝上下，爭談穢?。春藥、房中術上可以登龍，下可以致富，一時間成了為社會所追捧時尚。陶仲文之後其他的如應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參議顧可學等，皆以進方藥而得飛黃騰達。御史萬安「初因年老病陰痿，得門生御史倪進賢秘方，洗之復起，世所傳為洗御史是也」，靠敬獻這個秘方，此人居然一度爬到內閣首輔的位置。

   萬曆初，抗倭名將譚綸「受其術於仲文，時尚為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相」，結果一躍而為大司馬。不過他的秘方不太到家，「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敗，自揣不起，遺囑江陵慎之」。另一位聲名更為卓著的戚繼光也曾幹過同樣的事，然戚繼光搞來的春藥比譚綸的更猛，「藥雖奇驗，終以熱發，（張）至嚴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雖承命賜暖耳，無一人敢御。」連張居正這樣清醒精明而有大才幹的政冶家在慾望上都顯得如此貪婪，就不用說其他一班隨波逐流的政府官員了。正所謂「蓋陶之術，前後授受三十年間，一時聖君哲相，俱墮其彀中」。

    對那個縱慾時代，李文先生在其《中國文人的活法》一書中這樣寫道：「要是能通過時光隧道，回到萬曆年間，那時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妓院娼館，充斥市廛，神女孌童，誘色賣身，媚藥秘方，大行其道，淫具褻器，公開買賣。而在街市集鎮，茶樓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術，淫穢文字，春宮圖畫，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擺。因此，實際上全社會對於淫蕩，已到了毫不以為羞恥的田地。」

    我發現一個現象：大抵道德萎靡，世風日下的時代，人最基本的原始慾望是最為膨脹的，這是因為歷經長期嚴酷的專制政治重壓，時代精神喪失了積極進取，只餘下了輕狂浮躁。人們對眼前的處境不滿，對未來又不報希望，也不再對國家的前途和自己建功立業存有幻想，況且，道德規範一般首先是作為被社會共同認可的規則出現的，若人們連對社會的歸宿和認同都沒有了，自然無法指望他還會遵守那些戒律。於是，喪失了信仰和理想之後，享樂成為生活的依藉，慾望成了生活的目標，在此之下，人性的原始本能被放大了，迅速膨脹了，人們越來越多地去追逐聲色。以此作為回歸個體的基本途徑。

《 本帖最後由 p6514200 於 2010-7-8 20:15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