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易服的文化解讀

驛動的心

　　利瑪竇（利瑪竇,1552-1610年），明末來華耶穌會士，從1582年8月抵達澳門到1610年5月病逝北京，在華活動近28年，其足跡由南海之濱，越五嶺，駐江右，下江南，過山東，入京城。利瑪竇在華不斷採取適應性策略，適應中國的風土人情。尤其是他的兩次易服，完成了外在形象上的轉換，體現出了融合儒學的文化氣魄。
　　
　　一
　　
　　最早改穿中國僧服的是耶穌會士羅明堅（米歇爾羅明堅,1543-1607）。1582年，他與巴範濟（弗朗索瓦Pasio,1554-1612）神父一起拜謁兩廣總督陳瑞，被安排在天寧寺居住。總督的侍官告訴他們，若換上中國的服裝，變成中國天子的子民，就可以在肇慶建一間小屋居住。羅明堅聽後，呈書總督，陳述他們甘做中國天子的子民，並改著僧服的想法。於是兩人剃髮刮須，身穿僧服。
　　
　　其時，利瑪竇正在澳門，埋頭書案，一心學習中文，當他聽說羅明堅和巴範濟易著僧服後，興高采烈地表示理解和贊成。儘管羅明堅的易服行為還未得到總會和澳門分會的批准，但利瑪竇認為僧袍是廣東地方官“所能恩賜的最體面的服飾”。後來由於兩廣總督陳瑞因罪去職，羅明堅和巴範濟被迫退回澳門。經過一段時間後，肇慶新任制台准許傳教士在肇慶修建聖堂和寓所，羅明堅便偕同利瑪竇身披僧服於1583年9月10日抵達肇慶。
　　
　　抵達肇慶後，羅，利二人便去拜謁肇慶知府王泮。王泮認為二人系有德之人，願意成全他們的請求，因此引導二人參觀全城，尋找一處適宜的地點，呈請肇慶總督批准。9月14日，擇地建堂的請求得到批准。經過兩年的修建於1585年竣工。竣工後，王泮遣人送匾兩方，一方上書“仙花寺”，懸掛門首，一方上題“西來淨土”，懸掛中堂。城中的士紳官長也相繼送匾送香，一時之間，附近的居民成群結隊來看番僧洋房。
　　
　　在肇慶，利瑪竇緘口不談宗教，而是專心學習漢語，積極與士大夫交往。在交往中，他敏銳地覺察到要想博得中國人的歡心，就要引進西方的奇物異器，於是利瑪竇將隨身攜帶的一批圖書在住所開闢了一間教會圖書館，尤其展出了“山海輿地圖”，將中國放在世界地圖的中心，以博得華人的好感。此外，他還展出了當時在歐洲流行的各種天文儀器，如地球儀，天球儀，日晷等，參觀的人群絡繹不絕，賓客盈門。
　　
　　然而，肇慶官員的熱情應酬並沒有為當地居民完全效法，相反，有一些居民對這些“番僧”極為反感，他們經常向教會的房子投擲石頭。在普通的中國人眼中，他們和以往外來的僧人一樣，都是番人（即番僧），而他們對番僧存在著較大的抵觸情緒，騷擾事件不斷。隨著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研究的深入和與士大夫的進一步交往，他開始著手重新尋找一個能與儒學相通，能被普通百姓認同的新形象。
　　
　　二
　　
　　利瑪竇棄僧服而改穿儒裝，完成從“番僧”到“西儒”形象的轉換，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個轉換過程建立在利瑪竇對佛教和僧人，儒家及儒士的認識的不斷深化上。隨著利瑪竇對中國的進一步了解，他對僧人在中國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認識。事實上，和尚身份也給利瑪竇帶來不少的尷尬。人們在敬拜仙花寺的聖母瑪利亞時，將之視為觀音。利瑪竇為了避免老百姓的這種張冠李戴，將聖母像保留在自己的禮堂裡，大廳裡換了一幅救世主像，但人們仍然將利瑪竇這些人視為弘揚佛法者，其傳道活動往往按照佛教的模式進行。比尷尬更為嚴重的是，傳教士還經常被輕視。
　　
　　另一方面，儒學和儒士在中國又是受人極度尊重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記載了他當時的感受：“儒教是中國所固有的，並且是國內最古老的一種，中國人以儒教治國，有著大量的文獻，遠比其他教派更為著名......凡做學問有了名氣的人甚至從事學問研究的人，沒有一個是再相信任何別的教派的。“”（在中國）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階層“，而”儒家這一教派的最終目的和總的意圖是國內的太平和秩序。他們也期待家庭的經濟安全和個人的道德修養。他們所闡述的箴言確實都是指導人們達到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與基督教的真理“。利瑪竇開始在古代儒家經典著作中尋找儒學與天主教的接觸點，這是利瑪竇改換儒服的思想基礎。
　　
　　讓利瑪竇真正在行動上拒絕佛教的原因，是1589年他被驅逐出肇慶一事。1588年，劉繼文出任兩廣總督，他想將仙花寺據為己有，充當自己的生祠，於是發給地方官一道強制的命令，把外國人驅逐出肇慶。劉繼文認為，利瑪竇自稱西僧，當然是佛門弟子，韶州的南華寺內便可棲身。驅逐事件極大地刺激了利瑪竇，使之進一步認識到當時佛教和僧侶的窘迫境遇。
　　
　　1589年，利瑪竇離開肇慶前往韶州南華寺。南華寺住持前往迎接，並願意將整個寺院交由利瑪竇管理。但利瑪竇說僅來作客，他參觀寺院時，“每過佛堂，並不頂禮膜拜“，寺院住持大為驚詫。”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記載了他的想法：”（寺院）離城太遠，也離知識階層和官員太遠......他（指利瑪竇）的教規和有關教規的書籍也和他們的全然不同。“由此可見，利瑪竇已經明顯地改變了立場。
　　
　　在利瑪竇拋棄僧服改易儒服這一事件上，有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便是瞿太素。他曾經兩次勸說利瑪竇易服。其中一次是在1592年，他邀請利瑪竇在南雄作客，期間他對利瑪竇說：“先生潔身修行，昭事天地真主，與僧道之奉土木偶像者，相去天淵矣。然則何不服儒士衣冠，而雉發剪須若僧徒也。“此時的利瑪竇也深切感受到僧服給自己帶來的麻煩。同時，利瑪竇彬彬有禮的舉止完全符合中國的傳統禮教，在與士大夫的交遊中，他認識到”中國人只喜歡有學問的人，無論是何等身份，只要他們走到哪裡都文質彬彬，儼若讀書人，穿著打扮悉隨鄉俗“，就能得到華人的認同。”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記載，利瑪竇在1592年至1593年年間多次要求易服：“神父們應該像高度有教養的中國人那樣裝束打扮，他們都應該有一件在拜訪官員時穿的綢袍，在中國人看來，沒有它，一個人就不配和官員，甚至和一個有教養的階層的人平起平坐。“經過與澳門的神父與主教的認真磋商，1594年，利瑪竇得到了更換服飾，改穿儒家學者衣裝的授權。
　　
　　1595年，在江西吉水，利瑪竇第一次身著儒服，拜訪了韶州知府。利瑪竇記述道：“前在韶州，我們身穿僧服，他接待我們不給多少面子，也不甚光鮮，這次就不同了，他穿上官服，親出迎接，殷勤留客良久，最後還設宴接風。我向他解釋我們何以改裝而且不再剃須;從職業上講，我們就是儒士，是講授上帝宗教以及其他科學的人。我們頭一次到肇慶時，不會說中國話，也不明白中國的風俗習慣，所以我們上了當，同意穿和尚衣服。“而如今，”我們蓄起了鬍子，頭髮也已經留到了齊耳長。與此同時，我們也穿上了文人墨客參加社交聚會時的裝束（與我們原來穿的僧服截然不同）。我第一次出外遠走了，留著大鬍子，身著達官貴人出遊時經常穿的長袍。“從此，利瑪竇處處以西儒面目出現，徹底放棄了僧侶的稱號，”被認為是有學識的階層“，結束了他生活在“中國社會以外”的階段，躋身於中國的主流社會。
　　
　　三
　　
　　從1583年利瑪竇剃掉頭髮與鬍子，身披僧袍坐在肇慶城，到1595年在江西吉水蓄起了鬍子和頭髮，身著儒服，經過了整整12年的時間。在這12年中，利瑪竇領悟到僧人形象的轉換並未給他帶來顯赫的聲望，反而使自己一直處在游離於華人之外的位置，而身著儒服後，彷彿一下子使自己進入了一個適應中國文化的世界。“從此以後，一切都開始發展，幾乎到了繁花盛開的地步。”
　　
　　在人類文明史上，服飾不單純只是物質層面的一種裝束，也代表著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成為人類文明程度或區別不同社會階層的重要標識。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從修道服到僧服，再從僧服到儒服，不僅體現著從修道士到番僧，從番僧到西儒的形象轉換，而且也反映了利瑪竇等傳教士對中華文化認識的不斷深入，並在此基礎上所做的一種文化的自我調適。
　　
　　利瑪竇剛入內地時，因人地生疏，剃去鬚髮，身著僧服，一副雲遊四方的“番僧”模樣，以此表明自己的“方外”身份，以消除地方官員和百姓對他的嫌疑和警惕。可身穿僧服後，仍然遭到排斥。經過幾年在肇慶的觀察，在研習中華文化的基礎上，他了解到儒士得到中國社會各階層普遍認可並在社會上擁有崇高的地位，只有取得儒士階層的認可，才能徹底改變華人對耶穌會士的印象，而形象的靠攏是取得儒士認同的重要一環。為了天主教在華的傳播，改換儒服，結交儒士，會通儒家文化，成為利瑪竇的必然路徑和最佳選擇。由此可以看出，利瑪竇的兩次易服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服裝上的變化，而是其主動適應中國文化的策略。正如戚印平在“遠東耶穌會士關於易服問題的爭議及其文化意義”中所說：“神父的自我包裝以及'得體'的服裝原則，是基於對悠久的文化傳統及其社會生活習俗的深入了解，其本質是對社會現實以及異族文化的認可，寬容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屈從，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意味著歐洲文化本位主義的調整與修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天主教神學和儒學成功地開啟了兩種不同文明對話的先河。
　　

轉自：中國民族宗教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