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冤釋結科

我是分身

解冤釋結科

解冤釋結科為道教與佛教經常舉行的科事，在科名中明白標出「冤結」的，主要來自道教的度生與度亡儀式。由於儒釋道三教面對人際關係的怨與寃，基於思想意識的差異，因而出現不同的因應態度，也各自形成解決的方式。尤其佛道二教為了實踐教義，面對芸芸眾生之間存在的怨氣與寃情，佛教以宣揚教義進行化解，因而在許多講經中闡述其道理；而道教則以民族宗教體悟華人的性情，則出現許多解決怨結與寃結的儀式，借由宗教實踐進行象徵性的解除。二教所根據的教義各自不同，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到了宋元時期後都針對解寃，各自提出比較具體的闡述和解除方法，而後影響至今，在臺灣還保存於民間社會，想要借由宗教解決這些寃結，可說符合現代人在精神上所需求的宗教療癒。

華人社會被認為具有家族的集體性，且家族與家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於人際網絡複雜故人情困擾也特多，彼此之間的怨氣或寃情如何解決，儒釋道三家均需認真面對：從先秦孔子被問到這些恩怨問題時，就理性地表明：「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篇》），後來影響了歷代的儒家，都採取理性主義的態度解決仇怨的糾葛。佛教既是從印度傳入中土，基於因果關係而有報應説，早期佛教引介悔過説和報寃説，後來因應漢地的需求也有懺悔解寃法門。尤其宋元以後佛教的懺儀愈來愈普遍，借由儀式中的誦念而有深入的影響：如有名的《慈悲水懺》就在七種懺悔心之中，第五就是寃親平等心：「謂於一切眾生，無冤無親，起慈悲心；無彼我相，平等救度，當以此心，普為懺悔也。」就是以慈悲心、平等心來化解冤親，契合佛教的宗教旨趣。

佛教教義在中國社會借由通俗化，就如心、空的奧義有助於疏解人性的執著，這些悟道所得即採取諸般因緣説法，如《十六大羅漢因果識見頌》即表明面對善惡是非的化解之道，就是採用譬喻語言先勉勵人「廣開心量無邊際，世界山河盡總容」，而後針對寃仇之念的執著，有一個巧妙説法：「無是無非無所著，常令心等太虛空；賜汝法橋濟阻厄，賜汝法綬解讎寃；厄度寃消無所繫，使汝法身歸自然。」即面對眾生經常執著於是非，導致滋生煩惱、冤讎，故強調心量大可以總容、太虛空可以容納，並使用法橋和法綬兩個隱喩：前者為了「厄度」，後者則可「寃消」。為何法綬可以解讎寃？就隱含了讎寃之所以會纏扭成結，即是世間法而非法綬、法身。

佛教對於消解讎寃之結，除了講經說法外，就是彰顯誦經、稱揚佛名的功德力，尤其淨土宗流行之後，特別凸顯持念「阿彌陀佛」的功德，在講經中一再強調，在許多例證中如《唯心集》，就強調「作福兼念佛，如筏渡迷津，則悲智齊融。」就是念佛的功德可渡迷津，故勉勵勤加精進的簡便法門，就是「一句阿彌陀，解脫寃親」。同樣的在《龍舒增廣淨土文》中也強調：時時誦念阿彌陀佛，因為阿彌陀佛所發的大誓願就是「我作佛時，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十聲念我名號而不生者，我不作佛。」在淨土法門中相信阿彌陀佛誓度眾生，故宣揚持念阿彌陀佛的功德，就是「現世可以消災解寃，增福保壽。」類似至心念佛、念阿彌陀佛的修行法門，從明清以後成為佛教在民間的普遍信仰，也從早期的報寃觀轉變為解寃思想，呼應了社會中眾生所關懷的信佛需求。

在傳統的三教中，道教為何被稱為民族宗教？解寃的教義和儀式實踐正是明證：就是面對人際之間的諸般冤仇，從生前到死後如果不能解除，縱使死後也會引起陰訟牽連，就是死後仍會訟告作祟，因而導致人鬼之間不得安寜，即需舉行科儀、使用符文，才能解釋冤結，使得陰鬼昇仙、陽世均安。這種科儀一概稱為「解冤釋結」，所謂寃結含括人所有可能犯的：所已犯、所未犯，故舉行儀式既為生者，也為亡者，成為一種本土的罪感文化。道教創教就著重「首過」儀式，由祭酒在天地水三官大帝前呈上手書，懺悔一己的罪過，並及於一家的累世先祖，祈求諸神鍳察並寬諒，以此消除內心的冤結、罪結。

在道教形成以前，就在東漢期《太平經》既已使用「冤結」兩字，認為道生德養的太平世，即為無冤結的世界；道教傳承漢代以來的承負、注連思想：相信一人與一家為共同體，個人也與祖先相互牽連，有福就蔭及後世，有災殃也傳予後人，從生前到死後均需解除人世所有的冤結。故在六朝到唐代形成的各種齋法，其中都強調死後必須舉行解結儀式，唐末五代杜光庭在《道教靈驗記》中就記載：修設黃籙齋的目的就是為亡者解冤、或懺悔宿冤，如《無上黃籙立成儀》就表明早、午、晚的三朝行道，正是為了解除宿罪，以免前冤未除而後罪重結。這種死後解除宿冤的思想，到宋元時期既出現題名「解冤」的經典，如《太上道君說解冤拔度妙經》；也遺存於出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