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神秘一所大學, 只存在8年, 卻成永遠的第一 [1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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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神秘一所大學, 只存在8年, 卻成永遠的第一




中國曾經有過這麼一所大學：在抗日戰爭中倉促成立，被稱為「史上最窮」的大學。

它僅僅存在8年，卻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元勛、171位兩院院士。

讓牛津大學的學者不遠萬里前來拜訪求教，驚呼：它是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它就是西南聯合大學。

總有人問：什麼樣的大學才算一所好大學？

在我看來，它不在於是否有豪華的大樓，而在於有沒有最優秀的老師。


圖為西南聯大校門


西南聯大操場

[一]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炮火連天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危急關頭，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同時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然而師生們剛到長沙不久，上海、南京淪陷的噩耗就接連傳來，日軍步步向內陸進逼，長沙危在旦夕。

「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

為了保住文化血脈，大家決定兵分三路，舉校西遷昆明。一場「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1938年春，長沙臨時大學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慰勞湘黔滇旅行團到達昆明。

炮火聲中，聞一多夾著幾本書，拉著孩子直奔隊伍。路上碰見臧克家一臉震驚地問：「那麼多名貴的珍本你都不要了？」

聞一多說：「大片國土都丟了，幾本書算什麼！」

(編註: 聞一多，本名聞家驊，詩人、學者、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
(編註:臧克家中國現代詩人。曾任中共人大代表及政協常委。)

當時日本人宣稱，如果留下來教書，就會有豐厚的報酬，生活舒適又體面。聞一多得知，狠狠地「呸」了一聲，拂袖而去。

戰火的另一邊，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喪事，日本憲兵隊送來勸降留任的請柬。陳寅恪知道，若當場拒絕，必遭迫害。但他不甘心白白受死，「在學術上支持祖國，是我的責任！」於是，他喪事還沒有辦完，就悄然離京，加入隊伍前往西南。


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

就這樣，300多名師生，3600里長途跋涉，歷時68天，一路風餐露宿、饑寒交迫……憑著堅強的意志，終於在1938年4月成功抵達昆明。

危難當頭，他們要守護的不僅是民族文化的未來，更是一股永不熄滅的精神火種。

西南聯大的傳奇，就是由這一副副看似孱弱的肉身下的堅強意志，徐徐開啟、築壘鋪就而成的。

[二]

到昆明後，由於經費不足，校舍條件很差。教室是土牆、塗上綠漆的鐵皮屋頂，每逢下雨，屋頂就吵得沒法上課。

有次，經濟學家陳岱孫上課，中途大雨傾盆，他索性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停課賞雨」四個字，學生們就靜靜地聽了一節課的雨。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二人起先交的設計稿幾次被校長無奈「退回」，因為實在沒錢買材料，連鐵皮都買不齊，最後只能用茅草搭屋頂。

學生宿舍則是茅草屋。土牆上開幾個方洞，豎幾根樹棍，就是窗戶；一間宿舍足足塞下40人，桌椅是沒有的，只能把裝肥皂的箱子當作書桌和衣櫃。


學生宿舍。

餐廳就更不用說了，連凳子都沒有，只能站著吃飯。伙食也不好，米飯裡常常摻了很多砂子，每天吃的都是鹽水煮菜。

有個學生潘琰，總是最後一個去食堂，用便宜價買到鍋巴。那鍋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連倒泔水的農民都不要，可潘琰硬是把鍋巴買回去，用開水淘一遍，然後再用鹽水泡著吃。(編註: 潘琰 中共地下女黨員, 30歲被捕身亡, 被ˋ中共封為列士.)

教授們也不復以前的優雅形象，破衣爛衫者比比可見。某天有位女生走夜路，忽然聽到後面有奇怪的腳步聲，以為是壞人，戰戰兢兢回頭一看，竟然是化學教授曾昭掄：他穿著一雙前面露著腳趾、後跟爛了提不起來的「空前絕後鞋」，只能用古怪的姿勢拖沓著往前移動。
(編註: 曾昭掄 曾國藩曾侄孫, 中國化學家，教育家，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領導者之一.)


西南聯大學生以大地當餐桌。

即使窮困到這個地步，師生們對學問的熱情絲毫沒打折扣。

1940年10月13日，日本飛機扔下的炸彈將華羅庚的住處炸毀了。於是他找了個牛棚住進去。

(編註: 華羅庚數學奇才, 中國現代著名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每天一早，他拖著瘸腿，步行十幾里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在牛棚裡伏案研究數學。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地動山搖，字都寫不好，棚裡更是蚊虱成群，咬得華羅庚滿身包，疼癢難耐。

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還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西南聯大遭日寇飛機轟炸。

華羅庚的恩師楊武之教授，某天在田埂上騎單車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車子一頭栽進水溝里，楊武之被摔得遍體鱗傷，卻不肯休息。

劉文典教授更說：我寧願被日本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編註: 劉文典中國國學家.)


華羅庚一家。

在教授們的努力下，課程安排得滿檔，課程表把好幾堵牆壁都貼滿了。學生們在課程表前擠來擠去，記下自己想聽的課，很多別院的學生還特地走好幾里路來聽課。

像吳宓講《紅樓夢》，有些外系學生比本系的還早到，上課時，遲到的學生只能站後面。吳宓就放下手杖，帶男生們到旁邊教室搬椅子，等大家都坐下了，才開始講課。(編註: 吳宓筆名餘生，比較文學家、著名西洋文學家.)


學生們在上課。

老師們常常會交代課後閱讀，可是聯大圖書館藏書不夠，座位才200個，一旦去晚了，就要排上半天的隊，更別提借書了。

有次經濟學教授陳岱孫交代大家回去看《經濟學概論》，這門課有100多名學生，書卻只有5、6本，大家只好限定時間「接力」看書，如果實在來不及，就直接手抄。

每天晚上，簡陋的宿舍裡透出微弱的火光，學生們熬夜抄書，不亦樂乎，毫無怨言。


西南聯大圖書館。

林語堂曾說：「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一所大學之所以是好大學，不在於是不是有最高大的教學樓、最先進的設備，全在於有沒有精神強大的教授和學生。

儘管物質生活艱困，朝不保夕，他們依舊激情不減，弦歌不輟。

並非他們因大學而偉大，而是大學因他們而偉大，民族，也因他們而偉大。

[三]

西南聯大名師雲集，可貴的是，越是普通的課，越是由大師來教。

曾有校友回憶在聯大讀書期間的課表：

「國文老師是沈從文，物理老師是吳有訓，中國通史老師是吳晗，公共倫理學老師是馮友蘭。我還選修了數論和《莊子》，老師分別是華羅庚和聞一多。」這樣的陣容，不可謂不「豪華」。

(編註: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小說家、散文家和考古學專家。吳有訓是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先驅。吳晗是歷史學家,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 馮友蘭是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聯大的教授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同時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無論在知識上還是思維上，都兼具中西方的優點，崇尚獨立思考，兼容並包。


1946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內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當時流傳著一句話：老師們講課，都以開創性見解為榮，以照本宣科為恥。

陳寅恪，能用13種文字閱讀，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他上課第一天就說：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更有趣的是，同一門課程，不同的教授也可以同時開課，像擺擂台一樣，各自拿出看家本領吸引學生去聽。

這樣的教育，不但體現了公平，還促進了良性競爭，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思考。


哲學家、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

與此同時，教授和學生相處平等，在學術上「誰也不怕誰」。

某天，學生們正在教室裡看書，忽然有7、8個人嚷著推門進來，一看，竟是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學生。只見他們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演算起來，寫了滿黑板公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一個人站起來大叫：「你錯了，看我的！」一把搶過粉筆，飛快地寫起來。接著，華先生一瘸一瘸走過去說：「諸位，不是這樣的……」幾個人越吵越帶勁，大約吵了1個多小時，才聽見華先生說：「十二點了，先去吃點東西，我請客！」

這樣精彩的「師生打擂台」在聯大隨處可見。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誰都可以直言指出對方的錯誤。被指出的人不但不會生氣，反而更加欣賞對方。

在這樣開放自由的氛圍下，學生們甚至敢於對權威「口出狂言」。

某日課間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對面答道：「看了，你覺得怎麼樣？」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新。」

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自負」的，可周圍卻沒有人覺得刺耳。這兩位年輕人，後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個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編註: 黃昆是中國著名物理學家、中國固體物理學和半導體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


化學系在做實驗。

知識的生命，在於它的個性和自由.

像楊振寧所說：「一所好的大學，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

[四]

自由開放的學風，仰賴於一套開明的制度管理。

首先，唯才是舉、莫問出身，是聯大的用人標準。

1938年11月，聯大作出了一個當時國內「史無前例」的決定： 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當教授。那時西南聯大的教師，不是「喝過洋墨水」的海歸，就是從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哪裡見過只有小學學歷的？

但校長梅貽琦根本不看重這些，「我看的是才華」。 (編註: 梅貽琦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7年4月，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梅貽琦（左三）、胡適（左二）、查良釗（左一）、與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這裡，學生轉系相當容易，入學後如果不喜歡原來報的專業，只要填一張表就可以可以轉入自己喜歡的專業，沒有「一門專業定終生」的擔憂。

平時，學生偶爾「翹課」也不會被老師追究，像汪曾祺就經常白天泡在茶館看書，晚上一個人鑽在中文系圖書館裡看小說。


吳晗在學校演講。

教授們上課自由，學生們選課自由，學校沒有條條框框，一切都靠自覺。也正是這種開放式教學，讓聯大師生有了較大的自主性，更是有了獨創性的見解，這大概是這所學校能夠培養出那麼多傑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吧。

汪曾祺對此深信不疑，他認為正是西南聯大自由寬鬆的氛圍造就了他：「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編註: 汪曾祺是中國當代作家。以短篇小說和散文聞名。)


西南聯大畢業證書

抗戰勝利後，1945年12月，在西南聯大即將解散，三校北返之際，校長梅貽琦高聲宣講：

「聯大沒有強迫，只有誘導，沒有盲從，只有信仰。」

1946年，馮友蘭教授撰寫《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聯合大學，

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

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

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

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

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回首往昔，當重新審視聯大遺產，那已漸行漸遠的斯人斯事，還殘留多少彼時的精神與風貌？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可曾被再次地唱響迴蕩？

光陰如水，濤浪滾滾之中，唯有期待並努力，但願西南聯大的精神能穿越歷史繁雜的迷霧，在當下大學已經遍中國的今天，開拓出超越時空的真實道路，讓它通向對教育的堅持、學術獨立的保護、自由思想的包容……

大學已經遍天下，西南聯大不能忘。


抗戰勝利，梅貽琦做最後演講，宣布聯大勝利結束 。


iread.one

hh6533

這大概就是民間常說的歹竹出好筍的見證吧。

jfp9064

西南聯大並不神秘 那只是抗日戰爭史的一部分

最愛拖鞋

這才是真正的大學阿  可惜無法重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