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如何慧眼識人

阿拉布拉

文/淩俊峰
司馬光歷時十九年編纂的《資治通鑒》是中國史學不可多得的一大瑰寶。因為這一偉大的成就，司馬光與司馬遷被並稱為“史學兩司馬”，閱讀了此書的宋神宗認為它“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因此給此書起了《資治通鑒》的名字。這樣的一部書，本來就是編給皇帝與高級官員看的，其目的就是説明這些人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而影響現實政治。閱讀《通鑒》，能懂得修身之道，也能懂用人之道。他筆下的歷史以“韓趙魏三家分晉”的故事開始，在這裡他詳細的介紹了原本實力最強的智伯自恃實力為晉國大夫中的最強者，向同為晉國大夫的韓、趙、魏三家無止盡的索求土地併發兵攻打了拒絕獻土的趙，卻引起三家的共同反抗而最終滅亡的故事。強者失敗，弱者逆襲，相信讀者們會問一句“為什麼？”
司馬光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他認為智伯是因為沒有德行、胡作非為而最終致敗，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不作死就不會死”。這件事的教訓是：一個人的德行比才能更重要，這是司馬光總結出的選材原則。一個沒有德行卻擁有才能的人，會不由自主的作惡，危害周圍的人與社會、最終害到自己，作繭自縛。這樣的道理不但適合於國家，我相信也適合於今天的各種單位、公司、社會團體。當人們失去了高尚的動機時，就不再有奉獻的精神同的利益點失去的時候，也正是它的解散之日。歷史上我們看到的悲慘故事還少嗎？
以德為先，德本才末，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傳統，相信讀者們對這一點並不陌生。當然，讀者難免會將將司馬光的話當作一種空談與說教，從而輕輕帶過，不予重視。的確，今天的人們不缺少各種空洞的道德說教——這些東西不都是到處都有，已經缺少了說服力的嗎？道德若若被袖手空談，的確沒有說服力，甚至會顯得迂腐而令人生厭。而德行的真正力量在於力行者給人們的感召。魏征給唐太宗上疏說：“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知行合一的道德，才真正鮮活、能感動人。司馬光顯然是一個把道德當信仰的人。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應該清楚，宋代極其優待士大夫，為官者不但受到朝廷與社會的禮遇，待遇也相當豐厚。而司馬光貴為朝廷重臣，生活卻格外簡樸。他將工資的多半拿出來捐助給窮人、供給政府開支了，衣箱裡不過有兩件皮衣而已。在他去世之時，枕邊只剩下他讀的書。出殯之時，全城的百姓都自發的上街悼念，為這位賢相的離去痛哭。一時萬人空巷，細心的讀史者不會不發現這一點。
古人常常說“道德文章”，德行與文章是高度統一、甚至重于文章的，這也是司馬光在論德行重于才華時能夠有震撼力的原因——他的道德，不是一種空談，而是他自己踐行的信念。這樣的史論，才能超越時空，閃爍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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