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學派

絕對官僚

士林學派

方濟會和道明會為教會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典型的代表是興起了“士林學派”。在說“士林學派”之前，先說說中古全盛時期的教育和大學的興起，方便大家對“士林學派”的興起及發展的情形有所認識和瞭解。

前面提到過早期中古的文化中心是修道院，每一座修道院都設有學校，這是西元第七到第十世紀之間，西歐僅有的教育機構，因而有“歐洲心靈堡壘”的稱號。到了第十世紀，修道院學校逐漸的衰落，除了少數例外，大部份都已經變成了訓練修士們的專科學校，對一般社會沒有直接的影響，起而代之的是主教座堂學校。十二世紀初，法國就有五十多所主教座堂學校。而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大公會議”時，更命令每一個教區應該設立一座學校。無論修道院學校或主教座堂學校，目的都是在訓練教會的人才，所以在課程的安排，也就依照這樣的目標來規定，聖經和教父們的作品是主要讀物，傳統的“三文”和“四藝”也是重要的教材，統稱為“自由教育”。借著學校教育，古典文藝的某些部份才得以流傳下來，就因為這緣故，中古學者對古典文藝，當然也就只有零星的、片段的知識了，但是，他們求知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一旦有新的史料被發現，他們的後代就能繼續發揚光大了。例如，到了十二世紀時，有了有別於第五世紀波其武所翻譯有亞裡斯多德的舊邏輯之稱的“新邏輯”出現於世，“辯證學”成了大學的主科，以及“土林哲學”的興起，也由此開始。十二世紀以後，許多希臘文與阿拉伯文的著作被翻譯成拉丁文，“四藝”也受部份學者的重視，不過，當時的大學已經被辯證、法律、醫學所佔據，科學的研究乃被拒于大學的門外。我們可以這麼說，十二世紀以前，西方學術的中心，先是修道院學校，繼之的是主教座堂學校，十二世紀以後，學術的中心移到了大學，大學呢，是由主座堂學校蛻變而來的，我們可以說，教會學校是中古文化的搖籃。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最大的貢獻是促成大學的產生。各大學的精神和組織，直到現在還有部份被保留了下來。由於邏輯的普遍受歡迎，以及羅馬法的被重視，許多主教座堂學校，在一些著名學者的領導下，逐漸演變成為大學。中古大學的興起，應該這麼說，是自然演變成的，並不是根據法規而創立的。

第一所享有大學之名的學校是，義大利沙萊諾地方的醫學院，但是實際上，第一所中古大學的美稱，應該屬於義大利的波隆那。這所大學除了法律之外，還沒有人文和神學的研究科目。而中古的大學之冠，應屬法國的巴黎大學，巴黎大學是由聖母主教座堂學校和兩所修道院學校組合而成。從十二到十四世紀，歐洲各地，包括現在的英國、日爾曼、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蘭、奧地利、匈牙利等國的境內，都已經有了大學的設立，因此，到這時候，大學已經成了歐洲的正式教育制度和學術中心了。十二世紀末葉，歐洲的大學擺脫了主教、修道院以及政府的管轄，而由教師和學生自動組織學人或師生協會，為的是保障學術的自由和經濟利益，以團體的力量來對付地方教會和政府當局的控制，排除不合格的教師，或對付過份苛求的地方百姓，各地的大學或是獲得皇帝，或是得自教宗所頒示的獨立自治的特權，還有的，獲得教會的資助作為大學的基金，例如巴黎大學、牛津大學、波洛格納大學，以後的大學，大都是由王公們所創，但是總有教宗的贊助。

隨著大學的興起和托缽修會的崛起，開始了中古神學的春天，也就是所謂“士林學派”時代。從神學的著作與理智的造詣而言，十三世紀可以和西元四百年左右的教父時代相媲美。中古時代的學者們最大的興趣在於哲學和神學，因為教會內的學者們對自己的信仰，願意找出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釋，加以融會貫通，使它成為一種完整的學問，這就是所謂的神學。但是，在這之前，必須先建立一個哲學體系，因為這種工作，是在學校裡展出來的，因而就有“士林哲學”或“經院哲學”之稱。“士林哲學”的興起，導源於希臘哲學的著作，尤其是亞裡斯多德的著作，被翻譯成拉丁文。在十二世紀以前，西方學者所知道的亞裡斯多德，不過只是第五世紀波其武所翻譯的舊邏輯，以及散見於其他書本中的零星文字，但是到了十二世紀的末葉，幾乎所有亞裡斯多德的著作，都先後翻譯成了拉丁文。除此之外，重要的阿拉伯哲學作品也有了拉丁文的翻譯本，這對沉默已久的西方思想界，確實是一個強烈的刺激，不單單只是知識領域的擴大，而且對獲得知識的方法也有了新的進展。在一個還不知道用實驗來治理學問的時代，亞裡斯多德的“演繹法”，成了獲得新知識的法寶，只要有幾個被認為是真確不變的大前提，許多新結論都可以因此而發現，或推翻舊的結論，同時啊！許多過去認為不可解釋的難題，也可以用邏輯來解釋或消除。還不足于此，某些學者甚至認為，自然界的知識固然可以用邏輯方法來發掘，連教會內屬於超越自然界的啟示，也可以用邏輯的方法來解釋。十二世紀的中葉，“邏輯”可以說是最最熱門的學問，當時不僅出了許多有名的學者，也發生了許多激烈的爭辯，其中最為突出而又最為狂傲的，要數彼得•亞掊拉。是他推動了研究“邏輯”的興趣，也是由於他的教學，使巴黎成為著名的學府，我們封他為“士林哲學”的鼻祖。他在歷史上之所以佔有地位，是因為，他是一位走在時代尖端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曾寫了一本名為《是與非》的邏輯習題之類的課本。彼得•亞培拉從聖經和教父們的著作中，收集了正與反兩方面的言論，來說明158條有關神學的論題，讓讀者自己去推敲、去下結論。亞培拉編寫《是與非》這本書的原意，是要啟發學生，對問題應有懷疑的態度，提出新的問題，然後設法求得解答。在亞培拉以後的學者，也開始採用這種《是與否》兩面的教學研究法。他的得意門生彼得•隆巴德師承亞培拉，寫下了第一本神學教科書。“士林哲學”大師聖多瑪斯•亞奎那的名著《神學大全》也採用了正反方式，所不同的是聖多瑪斯•亞奎那自己為自己所標出的每一個問題寫下結論，並且加以證明，同時又根據各方面的理論，來推翻反面所持的理由，使閱讀《神學大全》的人能知所抉擇。

從亞培拉開始，用邏輯來解釋基督宗教的信仰之後，12、13世紀的神學家和哲學家面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協調信仰和理智？”這兩者之間有著何種關係呢？因為，擺在這班學者眼前的，一邊兒是天主的啟示真理，人的理智固然可以設法理解，而有的就根本不能理解，卻萬萬不能加以懷疑；而另一邊則是非基督教的哲學，尤其是希臘的和阿拉伯的哲學，是人自己運用理智所獲得的真理。但是，其中的某些理論和教會的信仰之間，顯然有很大的出入，可是信仰和理智都源自一個造物主。兩者之間不應該有矛盾存在的，既然如此，那麼又怎麼來解決這表面上的矛盾呢？換句話說，理智和信仰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來協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就有了一套哲學體系的出現，這也就是所謂的“士林哲學”。因為這些學者是用哲學來解釋信仰，他們既是神學家，也是哲學家，在“士林哲學”中，神學和哲學是分不開的，他們之間，由於傳承的不同，而形成了三大派別。第一派我們稱它是“奧斯定派”，以聖安瑟爾摩為代表，他們所堅持的原則是“我信，所以我才能瞭解。”理智、信仰之間應有先後之別，信仰第一，理智第二，因而在解釋神學問題時，理智必須接受信仰的指示，才能免入歧途。

第二派，稱為“亞弗洛伊斯派”。亞弗洛伊斯是回教“摩爾”哲學家和科學家。他注解亞裡斯多德的作品，被翻譯成拉丁文後，對西方教會的神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亞弗洛伊斯的學說，以及經過他翻譯注釋後的亞裡斯多德的哲學，和教會的信仰有很大的出入。信仰基督的“亞弗洛伊斯學派”認為，信仰和理智原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知識範疇，彼此不相往來，既是如此，所謂理智和信仰之間的矛盾就根本不存在，那麼，兩者之間也就不需要調和了。信仰和理智是可以共存的，雖然兩者不能調和，但是，畢竟都是真理，所以，沒有必要去追求它們之間不調和的原因。

第三派，稱為“多瑪斯學派”，這個學派是以聖多瑪斯•亞奎那為代表。“多瑪斯學派”認為，信仰和理智，都是達到真理的兩種不同的方式。信仰和理智既然是從同一個真理的根源，也就是天主而來，那麼，兩者之間絕對不能有真正的矛盾，如果有矛盾，那也不過只是表面的、人為的，而解答這種表面的和人為的矛盾，正是“士林哲學”的任務之一。聖多瑪斯最偉大的貢獻，就是把教會的教義做了一個系統化的綜合，他所寫下的《神學大全》就是系統化綜合的具體表現。他儘量採用古希臘，尤其是亞裡斯多德的哲學，來說明理智和信仰的調和，信仰和理智之間不僅沒有矛盾，相反的，信仰是指引著理智，使得理智不致陷於入歧途，而理智則有助於我們更容易接受信仰。《神學大全》幾乎成了“士林哲學”的聖經，而“多瑪斯學派”因此也就成為“士林哲學”的主流。聖多瑪斯的成功，得力于前輩學者不少，尤其是他的老師大雅爾伯為最大。和聖多瑪斯同時的著名神學家是聖文都拉。文都拉則強調意志的重要，理智次於意志，因此他的神學偏重於神秘主義。在“士林哲學”中，有所謂以聖多瑪斯為首的“道明會派”和聖文都拉所代表的“方濟會派”，即是因此而來。大雅爾伯、聖多瑪斯、聖文都拉三個人代表了“士林哲學”的黃金時代，三個人也都先後執教於巴黎，巴黎也就成為十三世紀“士林哲學”的重鎮。到了另一位方濟會士真福董思高之後，“士林哲學”開始逐漸衰落。

“士林學派”對教會的貢獻，以及“士林學派”對當代信仰生活的衝擊都是非同小可的。“士林學派”是沒有國族限制的，或許可這麼說，中古學術，若去掉“士林學派”，那麼它完整的統一性，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們不能說，中古的文化完全被教會所縱攬和控制。而實際上，在學術範圍內，教會並沒有承攬領導的責任。與其這麼說，還不如說中古的學術文化，是以宗教精神為基礎的，除此之外也別無其他文化了。“士林學派”的方法，無非是把推理邏輯應用到教會的啟示真理上，而這種方法也可以應用在各種科學，使得科學知識根據事實而分門別類。神學的資料都是來自聖經的教訓和紀實，或是蘊藏在教父們的權威性著作之中，或是在教會的諭令規章中所表達出的信仰生活。這些個神學資料，到了中古時代，經過“士林學派”學者們的努力，已經有系統的編成要理問答或辯論性的文字，比方說：“天主是誰？基督又是誰？何謂教會？人如何才能得救？”他們還把有關信德方面的詞彙收起來，諸如：“本性、超性、恩寵、聖事、罪惡、救贖等等的名詞兒，都給了它們在神學上的定義。這麼一來，不但沒有改變信仰的奧秘，而且，還因為定義的劃分，有了超理性與反理性的界限，使得信友們對所信仰的道理，有了更深的理解。舉個例子，教會一直相信聖母是天主所特別揀選，蒙受特殊的恩寵，但是，為了確定無染原罪的真正意義，必須先把原罪，以及原罪和救贖工程的關係，加以徹底的研究才行。這些例子，說明“士林學派”解決了許多的神學問題，但是，並沒有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留給了以後的神學家們研究的空間。關於“聖母無原罪”的問題，已經由13世紀的學者們仔細的研究推敲過。董思高這位方濟會的“士林學派”的神學家，曾經指出了解決問題的途徑，而最後被教宗欽定為信德的道理，還得等待幾百年後才能實現呢！若是以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士林學派”的話，那麼中古的“士林學派”它缺乏批評研究的可能性，他們缺少人類語言含義和語意變遷方面的，有系統的、歷史的，尤其是哲學的知識；再有一點，則是因為當時自然科學的研究和發現都不足，以至於造成了在神學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這當然是有待後世學者們進一步的研究了。無論如何，“士林學派”對當時而言，大大的充實了教會內部的精神生活，他們把聖事的一般概念置於一旁，但卻闡明了聖事的施行態度及有效條件，也為聖體聖血的本質變化，下了明確的定義，給予教友們精神生活上莫大的衝力。西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時，用聖體聖血本質變化的道理，將基督在聖體中的臨在，下了永久的定義。這次大公會議也規定了信友，每年至少告解一次，在復活節領一次聖體。不久以後，信友們對聖體龕裡的聖體中耶穌的敬禮，蔚然成為一種風氣，藉以表達對聖體的敬愛之心，這在古代是沒有的。

來源：天主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