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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希望的21世紀已經到來了。在新世紀開始之際，有著近二千年歷史的中國道教的發展既面臨著機遇，也面臨著挑戰。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問題在於道教怎樣去面對機遇與挑戰？如何在新世紀對人類的文明與和平事業發揮更大的作用？如何在新的社會條件下更好地發揮道教的優秀文化精神？換言之，如何對道教教義作出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解釋？應當是當代道教理論建設的重心，這是每一個教內人士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也是道教研究者應該認真研究的問題。
一
從根本上看，宗教起源於人對自己生存狀態的認識，並企望通過這種認識而建構一條解脫現實苦難，確立終極意義世界的通途。道教從創立之初，就以老子《道德經》為理論基點，圍繞著人應當如何修身養性才能達到升玄之境而建立了以“道”為核心的信仰體系。道教信仰是人對超越有限存在的無限整體——道的體悟和把握。這種對絕對無限整體之道的體悟和把握既超越世俗之人的經驗之外，又是生活於具體時空中的世俗之人通過日常的修道來實現的，它體現了神聖與世俗的統一，所以說，“道之在我之謂德，道德人所固有也。”，“德者，人之所得是也。夫三才萬物資道，妙用各得，生成無不遂性，故謂之德。”
如果說，道教理論往往是宗教信仰者圍繞其宗教觀念形成的這一特點與其所信仰的“道”的內涵精神是相一致的。道一方面表現為形而上之神聖的絕對，另一方面又存在於事事物物之中，同時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超越世俗的神聖之“道”與世俗生活中的人倫日用之事並非完全隔絕，而是相即不離的。正是由於作為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源和主宰之“道”，既超越於人，又內在於人而存在，因此，道教強調“一切眾生，皆含道性”，同時又認為，修道者依持道性，以“至靜元心”來因循事事物物的自然本性，就能返樸歸真而與道相契。
這樣，道教理論就形成了兩重性：一方面極力宣揚超越世俗而追求與道相契的神聖境界，另一方面，又並不要求人放棄世俗生活，甚至強調只有在世俗生活中先修人道，再修仙道，成為一個完善的人，才有得道成仙的可能。道教所說的修人道，是要在人的內在精神世界中確立少私寡欲、恭謙無爭的觀念，通過提倡道德修養而促進人們自覺地追求神聖而高尚的境界。從《太平經》強調的“積德不止道致仙”，到東晉葛洪所宣揚的“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道教將“積德”、“為善”、“忠孝”、“仁信”等道德原則神聖化，既包含了對世俗社會道德準則的認定，也體現了希望通過弘揚道教信仰來提升人類道德精神境界的願望。神聖化構成了道教提升世俗生活的精神情懷，世俗化則構成了道教存在的社會基礎以及在社會中能夠得到廣大群眾信仰的條件。
法國社會學家愛彌爾·塗爾幹認為,“所有已知的宗教信仰，不管是簡單的還是複雜的，都表現出了一個共同的特徵：它們對所有事物都預設了分類，……用世俗的與神聖的這兩個詞轉達出來。”塗爾幹所謂“世俗的”是指人們日常的經驗，以人的世俗活動為中心, 而“神聖的”則是指所有涉及宗教崇拜的活動，以能夠起崇拜者的敬畏、崇敬感為其思想特徵。兩者之間的本質差異在於：神聖事物是集體主義的，世俗事物則是個人主義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道教信仰的神聖性就在於要個體之人摒棄種種物欲和情欲，將超越世俗作為走向神聖的階梯。這就有可能會導致對“得道成仙”追求越甚，對人自身生活就肯定越少。神聖化與世俗化雖然在表面上構成了道教理論內部的一種難以消彌的張力，但實際上，道教強調先修人道，再修仙道，這種對人及其生活的肯定，在客觀上使得神聖化與世俗化之間的張力隱而不顯。事實上，道教將得道成仙作為終極理想，而成仙就意味著人的生命的無限延長，這就在信仰的前提下肯定了人的生命存在和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因此，道教信仰本身就包融了神聖與世俗這兩重性。
從歷史上看，無論是以符水咒說為人治病的五斗米道，還是以個人修煉成仙為主要目標的上清派；無論是內持齋醮、外持威儀的南天師道，還是以絕世欲、煉心性為修道特徵的早期全真道, 雖然它們各具特色，但都將內神仙，外治世作為道教信仰的基本內涵。因此，道教雖以得道成仙相號召，對個人的修煉比較重視，但在入世與出世、名教與自然之間，一般都採取比較靈活的態度，既有對神聖的超越性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有利益群生、利國濟民的一面。由此，道教既不像儒家那樣僅以在現實生活中實踐修齊治平為人生的終極目標，也不像佛教那樣以出世求解脫相號召。即使是中國佛教以出世而不離入世為特點，但“以宗教性格而言，道教又遠比佛教為入世”。道教在神聖與世俗之間走出了一條富有特色的中間道路。例如，早期的五斗米道一方面強調“求生之人，與不謝，奪不恨，不隨俗轉移，真思志道，學知清靜，……內自清明，不欲於俗”，從而把“入清靜，合自然”作為修道的目標，但另一方面它又認為這種“入清靜”並不需要絕對地摒棄世俗生活，而應當將在世俗生活中“奉道誡，積善成功，積精成神”作為得道成仙之基。出現于金元時期的全真道，更是以“功行兩全”相號召，認為“若要真功者，須是澄心定意，打疊神情，無動無作，真清真靜，抱元守一，存神固氣，乃是真功也。若要真行者，須是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行拯救之心，或化誘善人，入道修行，所行之事，先人後己，與萬物無私，乃真行也。”全真道所說的“功行兩全”雖然具有禁欲主義的色彩，但它所說的神仙不僅能自我完善，而且能象佛菩薩那樣救度眾生，甚至不惜犧牲自己來幫助他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道教是將超越之道融於當下的現實生活之中，在世俗生活中為人類建立起神聖的世界。
二
二十世紀，隨著現代化進程在全球各個地區的展開，各種宗教都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以不同的方式為世俗化打開了大門，強調完善的世俗生活才是進入神聖之境的有效門票。這雖然與古代道教所遵循的即世而超越的態度頗為相似。但毋庸置疑，今天以現代化為背景而出現的宗教世俗化對當代宗教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因為現代化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社會福利的發展，而且還涉及到社會制度和思想觀念等方面。宗教世俗化是伴隨著現代化而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由於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故宗教的世俗化現象也讓人眼花繚亂。
美國宗教社會學家彼得·貝格爾在分析基督教的世俗化時就指出：“所謂世俗化意指這樣一種過程，通過這種過程，社會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擺脫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徵的控制。”宗教的世俗化意味著傳統宗教教義中的神聖性在科學、理性的襯托下正在逐步地淡化與減少，以至於不再能為人類提供一種共同的終極意義，從而導致一些現代人對曾經奉為絕對神聖的傳統宗教產生信仰危機。“世俗化影響普通人的最明顯的方式之一，是對宗教的‘信任危機’。換言之，世俗化引起了傳統宗教對於實在的解釋之看似有理性的全面崩潰。”這就是當代宗教普遍強調要改革傳統教義以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根本原因。
雖然中國道教所面臨的現代化之路與基督教不同，但是在今天的全球化過程中，它們的存在都有賴於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這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言：“我們時代的命運打上了理性化和知識化以及首先打上了‘對世界不再迷信’的烙印。準確地說，終極價值和最崇高的價值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如果說宗教的世俗化是以科學的理性化和知識化為前導而展開的，那麼，這就會在客觀上導致宗教的神聖性對現實人生指導意義的削弱與淡化，從而將當代宗教從社會生活的中心推向了邊緣。
但是，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社會，人類一直努力去建立一個神聖的參照系來解釋人類日常生存的境況和緣由。在人類大部分歷史中，宗教教義壟斷著為個人存在的意義和社會生活的合理性的終極論證。例如，道教之“道”就作為直指人類精神生活中終極的、無限的和無條件的東西，可謂“道者虛無之氣也，混沌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無，包羅天地。道本無形，莫之能名，無形之形，是謂真形。無象之象，是謂真象。先天地而不為長，後天地而不為老，無形而自彰，無象而自立，無為而自化,”從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人類對宇宙、社會和人的根本看法之結晶。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宗教曾在歷史上與儒佛並列而成為中國人精神支柱，其宗教理論本身所蘊含著神聖與世俗的兩重性，使它有可能在現代仍然能夠比較靈活地適應社會和人生的需要。
現代社會是一個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實用與功利成為重要的價值與信仰。這種世俗化的潮流不僅使當代宗教走向社會的邊緣，而且還使其不得不面臨兩難的困境：一方面希望能夠沿襲傳統，保持宗教信仰的無上神聖性, 以為社會和人生提供一種終極意義上的解說；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世俗化的道路，能夠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發揮特有的作用。當代道教如何在各種挑戰中走出這兩難的困境？
雖然歷史上的道教信仰因內蘊著神聖與世俗之兩重性，而比較靈活地適應社會和人生的需要，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包括道教，在明清之際就出現了頹勢。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人接受了西方國家用船堅炮利送來的科學、理性與民主，轉而反視中國道教，就更覺得道教所崇奉的長生成仙近乎白日夢幻，道教典籍中的神之誥諭充滿著迷信的荒唐之語，齋醮符錄在外行人看來似乎在裝神弄鬼。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道門中如缺少力精圖治的領袖，那麼道教的發展自然如雪上加霜而一蹶不振了。因此，道教雖然在歷史上能夠圓融神聖與世俗，但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所面臨的挑戰卻似乎比其他的宗教更為嚴峻。雖然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將道教視為智慧的源泉之一而不斷地從中汲取著精神養料，但21世紀的道教仍然能夠接受挑戰而在神聖與世俗之間走出它特有的道路來嗎？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問題在於，道教如何通過理論建設來達到自我更新而在21世紀重新煥發神采？
三
在二十世紀後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中，道教逐漸得到了恢復與重振，其對社會的相適應的功能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博大燦爛而富有智慧的道教文化重新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道教的發展雖然面臨著種種挑戰，但挑戰也就意味著機遇。在以和平和發展為主流的21世紀中，道教應該順應時代的發展，通過理論建設來回應現代人的精神需要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在今天的現代化過程中，人們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功利主義、拜金主義而引發出的信仰虛無、精神危機、價值混亂、道德衰敗等許多新的社會問題，不能不引起道教的關注。當代道教只有發揚道教的優秀傳統，從強調道教信仰的神聖性出發，以為現代人建立價值座標，提升精神品味提供一種參考；同時，也應當以神聖性來克服當前有人將世俗化簡單地理解為如何賺錢這麼一種庸俗化的傾向。這樣，道教才能在今天的社會中，既以自己的特有智慧來積極地回應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又能在社會生活中保持它的生機與活力。這樣，道教的意義就不單純表現為一種讓人接受一種信念或一種知識體系，而是讓人們在宗教生活中，尤其是在現實的生活中能夠身體力行。
今天，中國道教已根據時代的發展要求，力求以老子《道德經》為基礎，通過對老子的尊道貴德、道法自然、清靜自正、重生貴和等教義的闡揚，來幫助現代人實現根本的精神轉變，走出執著於一物一事的困境，建立促進人生精神超越的價值座標，以安頓現代人的疲憊身心；力求以“善即壽”的道德觀為指導，將此岸世俗生活中的“為善去惡”、“清靜修心”作為走向神聖的基礎，以促進人類文明觀念的不斷發展；力求以濟世利人的精神與世俗生活相銜接，以作為今天人們努力創造美好家園的文化資源；力求以得道成仙的觀念中所內蘊的人們對生命昇華的渴望，作為人們完善自身，淨化道德，優化生命，改造社會的一種精神動力。筆者認為，當代道教只有通過對傳統道教教義作出符合現代人的精神面貌和社會進步要求的再詮釋，才能將其與現代人的實際生活緊密地聯繫起來。
需要指出的是， 現代社會是一個趨同化和普遍化的時代，由此而出現了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道教不能不受此影響。作為土生土長的古老傳統的道教只有在現代的全球化大潮中，以其獨特的神聖性來觀照其世俗化，才能在21世紀的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獨樹一幟。據此，筆者認為，當代道教如果要在21世紀得以發展，其出發點與最終目的仍然應當是神聖性，但基於神聖性的道教又必須時時面向社會生活，以求在神聖與世俗中實現一種動態的平衡。換言之，當代道教一方面要始終高揚“道”的超越精神來提升人們的精神世界，以“道”的神聖性來對治人因過分的自私自利而導致爭權奪利，因無邊的貪心而導致對大自然的過度掠奪，因信仰危機而導致人的道德失落；另一方面，又要積極關注、主動參與現實社會生活，將當下的現實生活作為實現理想的根本途徑。只有在神聖與世俗的這種動態平衡中，道教才能一方面用世俗化來克服那種因過度神聖化而導致的對人的生活的忽視，因為當人一旦虔誠地匍匐在神靈的腳下，他會忘記自己的生活，甚至毫不猶豫地扼殺人性；另一方面，則用神聖化來克服過度世俗化而導致的信仰的神聖性之消解並趨於平面化。當代道教如果從神聖性出發，以道教智慧為基準，在神聖性與世俗性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才能使道教信仰對現代社會與人生發揮積極作用。
註釋
《西升經·序》，《道藏》第11冊，第489頁。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道藏》第14冊，第334頁。
《本際經·道性品》。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卷九十四至九十五，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03頁。
王明著《抱樸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3頁。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
余英時著《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2頁。
饒宗頤著《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頁。
饒宗頤著《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頁。
饒宗頤著《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頁。
《重陽全真集》卷十，《道藏》第25冊，第748頁。
《神聖的帷幕》高師甯譯，何光滬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神聖的帷幕》高師甯譯，何光滬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頁。
《社會學科學方法論》楊富斌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注》,《道藏》第17冊，第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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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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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4-22 14:5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