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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有個宰相叫崔甫,他當宰相不到200天,就選了800名官員。唐德宗問他:有人說你用的人多沾親帶故,為什麼?崔答道:臣為陛下選用百官,不敢不認真負責;如果是我從來不認識的人,我怎能看他的德才來選用呢?唐德宗認為有道理。
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提到這件事時,提出異議:“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據此表明自己的用人主張,主要有三層意思:其一,“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唯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其二,“舉之以眾,取之以公。”其三,“眾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
司馬光不愧是古代大政治家,他在用人上提出的觀點確實高明。司馬光的用人觀,從他寫完《資治通鑒》算起,距今已近千年,現在看來,不但切中古時的用人之弊,就是放在當今也不過時。甚至可以說,與我們現行的幹部政策“不謀而合”。
學史可以明智,借古不妨論今。在幹部選用上,我們究竟該有多寬的視野、多高的境界、多大的氣魄呢?重溫一下司馬光的用人觀,或許能受到啟發。
任人唯賢與任人唯親,這兩條對立的用人路線,有時也會有交叉,或者所用親故有賢能,或者所用賢能有親故。司馬光的觀點非常鮮明。在他看來,用人只看“賢”與“不賢”,不看“親”與“不親”。因為親故而用“不賢”,勢必造成不公;但因為親故而不用“賢”,同樣有失公道。
現在有些領導選用幹部,與古代崔甫的做法一樣,名義上是選賢用能,美其名曰出於“放心”“好用”的考慮,卻把選用範圍局限在“身邊人”“自己人”這樣的“小圈子”裡。即便用的人不差,也有很大弊端。除了像司馬光指責的那樣,將非親非故的人才埋沒外,還會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趨炎附勢、托親拉故的多起來,而埋頭苦幹的越來越少。
對於這個問題,封建時代的司馬光提出一個非常民主的辦法,那就是“舉之以眾,取之以公”。意思是,推舉時憑威望口碑,使用時出以公心。其實,這與我們提倡的聽取群眾意見、堅持公道用人是一個道理。那為什麼還會出現選人失察、用人失誤呢?問題就在於,“眾”的範圍不大,“公”的程度不夠。
選人用人是領導幹部的重要責任,但並非領導幹部的個人行為。一方面,領導幹部個人眼光畢竟有限,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選人,就不能由少數人在少數人中選。另一方面,領導幹部用人,是代表組織行使職權,為的是黨的事業。所以,用人,絕不能出於私心、為了私利。
領導幹部選人視野寬不寬,取決於能不能充分相信和依靠群眾。雖然自己對選用物件瞭解不夠,但只要大家認為是人才,就不妨選進來、用起來。不過,選用完了,還不能一選了之,一用了事。選准用好固然不易,但“能上不能下”也是用人上的一個難題。司馬光提出“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退”,很值得借鑒。按現在的說法,就是“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這樣,才會讓更多人才脫穎而出,讓我黨幹部隊伍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
放心地選,大膽地用,選用不妥不要緊,因為——心底無私天地寬,敢為事業用人才。這是何等的境界和氣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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