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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上座是末法時代?
「末法時代,白衣上座」,這一句話常用來貶損、質疑在家信眾護法的功德。其實,從佛教歷史來看,白衣也發揮了很大的貢獻。
佛陀時代,維摩居士不是到處講經傳道,佛陀不也一再讚歎他能助佛宣教嗎?甚至他還曾經藉由「示疾說法」,大大的教訓了許多的二乘羅漢。另外,勝鬘夫人雖是一名女性,但他講經傳道,度化兒童,《勝鬘夫人經》不是一直到現在還流傳於世嗎?甚至《妙慧童女經》裡,八歲的童女妙慧,連文殊菩薩都向他禮拜,尊他為老師。為什麼佛世的在家信眾,白衣可以上座,反而是到了當今,白衣上座就是末法時代呢?
佛教從印度傳來中國,可以說都是靠白衣居士在傳播佛教。例如梁武帝在宮中說法,例如裴休宰相設立經堂,例如彌蘭陀王和那先比丘論道,那許多佛教真理,也影響了希臘的文化思想。
歷代的在家居士,有的捨家宅為寺院,有的做各種善舉助佛宣揚,有的寫詩文弘揚佛法,如謝靈運、王維、李白、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李商隱、蘇軾、黃庭堅、王安石、朱熹、湯顯祖等;沒有他們,哪裡有什麼佛教文學?這都要稱作末法時代嗎?在我認為,白衣可以助佛宣揚,這也是四眾平等,是值得歌頌的事情,這才是佛法的真義。
就是到了近代,清末民初時期,佛教衰微,如果沒有楊仁山居士大力出來成立祇洹精舍、金陵刻經處,何有現代的太虛大師、仁山法師等一些佛教的英才?上海的哈同夫人設立華嚴大學,他也喜歡講說佛法。沒有章太炎,梁啟超,甚至孫中山、王小徐、 智表、陳海量等居士,又哪能有現代的人間佛教呢?
尤其,趙樸初在改革開放後,復興許多寺院;還有一些佛教的學者,如雨後春筍般在各處舉辦論壇,著書立說,如章太炎、譚嗣同、蔡元培、梁啟超、胡適、方立天、樓宇烈、賴永海、陳兵、方廣錩、程恭讓、錢文忠等。大陸上的這許多弘揚佛法的教授、學者、居士,何止千百人以上?他們能講說、能為文宣揚、能在學校授課,所以才帶來今日大陸的佛教,受到政府的特別重視。他們對於佛教的貢獻,可以說比出家的僧侶還要更多;如果僧侶們只是靠賣門票維生,把弘揚佛法的主導地位讓給白衣,沒有白衣,佛教能有什麼辦法存在呢?
另外,在台灣,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張澄基、周宣德、李炳南、趙夷午、李子寬、朱鏡宙、周宣德、蔡念生、詹勵吾、楊秀鶴、鄭石岩、林清玄等居士、學者,沒有他們當初播灑人間佛教的種子,台灣佛教如何能有今日的蓬勃發展呢?
尤其今日,國際佛光會很勇敢地成立在家信徒可以傳道的「檀講師」、「檀教師」制度,近三十年來,豈止千人以上,在全世界講經說法。舉其要者,如鄭石岩教授,豈止講過數百間學校;趙翠慧女士在五大洲講過多少個國家地區,數萬聽眾聆聽;甚至於演藝人員鄭佩佩、香港大學教授李焯芬,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總編輯蕭依釗女士、英國的倪世健女士等,他們也是到世界各處講說佛法。
現在不但白衣上座,還有很多基督教的牧師,天主教的神父,甚至沒有皈依的佛光之友一起助佛宣揚的,如高希均、嚴長壽、陳長文、李濤、李開復、盛治仁等,都是講佛法的人。
其實白衣上座的友人,像過去天主教的主教羅光,甚至回教徒白先勇、猶太裔的耶魯大學教授外因斯坦、基督教徒的夏威夷大學教授恰波,甚至美籍諾貝爾獎審查委員桑德士博士,諾貝爾文學獎審查人瑞典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Goran Malmqvist)等,都遠從外國到台灣公開講說佛法。
白衣上座,對佛教有什麼損傷嗎?信仰不合乎佛法,引導眾生走向邪路,那才是危險。我認為那許多有成見的人士,破壞了佛陀所說的眾生平等。當初佛陀不也說有五種人可以講經說法嗎?但是一些心量狹小的人,假藉佛陀之名,指稱居士不可以說法,不免讓人想到,野狐的「不落因果」,與百丈禪師的「不昧因果」,只有一字之差,卻要墮五百世的野狐身,真不知歷朝以來那許多胡說的言論,他們又是如何看待因果報應的。
今天我在這裡要高聲的呼籲,佛陀是倡導「佛性平等」的,豈只白衣說法,過去還有野干說法,都能讓人得度。所以,今日我們應該感念弘揚佛法、助佛宣揚的在家白衣居士,那許多正信、正派的大德、朋友們,你們沒有錯的,你們對社會的淨化,對人心的安頓,對佛法的宣揚,功德無量。當然,除了上述所舉之外,還有好多為教宣揚的大德居士,因為我一時無法記起名字,不能一一舉出,非常抱歉。
(星雲大師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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