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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貧時代的工作危機
2010-10-31 中國時報 【李健鴻】
一九九○年起，台灣在經濟全球化衝擊，及產業結構轉型的雙重壓力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而當前後金融海嘯時期的貧富差距擴大危機，與一九九○至二○○一年之間發生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最大的不同在於：現在台灣勞工不僅持續承受著五％以上的高失業率危機，而且台灣勞動市場的就業型態已經更朝向「非典型化」傾斜，導致從事薪資偏低的部分工時、臨時性工作及派遣工作等非典型就業型態的人數愈來愈多。
隨著後金融海嘯時期的非典型就業人數快速增加，非典型就業對於勞動市場產生的影響已經日益明顯，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議題就是「工作貧窮化」，因為當非典型工作者轉變成為「工作貧窮者」時，這些多數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工作貧窮者已經逐漸構成台灣「新貧階級」的主要人口群。傳統上的「舊貧」概念，來自於以穩定、全時工作型態為主的工業社會，認為貧窮者是以老弱殘疾為主，因為失業而導致的貧窮者，只是小規模、短暫性的循環性失業人口；但是產生於後工業社會的「新貧」概念則是強調，勞動市場已經從過去穩定、全時為主的工作型態，轉變為高度不穩定且非典型的工作型態，而這些非典型工作者雖然有工作，但是薪資收入卻不足，造成家戶貧窮現象，成為新型態貧窮者。
多數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工作貧窮者，在薪資收入上受到極大的「彈性剝削」傷害。以部分工時工作者為例，主計處歷年的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資料顯示，平均薪資已從二○○一年的兩萬四千零三十八元下降為二○○八年的一萬八千零三十六元，降幅達到二十五％。再從派遣勞工來看，二○○五年勞委會職類別薪資調查，要派企業在使用十種職業類別的派遣勞工時，支付給派遣機構的每人月平均費用，比同職業正職勞工的月平均薪資低，顯示派遣勞工在所得上遭受到嚴重的彈性剝削。
他山之石，鄰近的日本經驗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參考與反思。
二○○八年底，日本著名的反貧困運動人士湯淺誠，帶領了三百名失業派遣勞工在東京的日比谷公園內搭起帳蓬，組成「派遣村」。他在《反貧困》一書中指出，日本社會出現大量的工作貧窮勞工的主因，在於「社會排除」，包括「教育體制」、「企業福利」、「家人」、「政府福利制度」、「自我排除」等五種。湯淺誠強調「反貧困運動」的對策必須雙軌並行，一方面重建「社會安全體制」，政府應該重新規範勞動市場，建構一個「只要工作，就可以衣食溫飽的社會」，強化對各種非典型勞工的保護，並且擴大失業給付的對象與期間、重建國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制度、社會救助制度；另一方面還必須建構「社會互助網」，建立工作貧窮勞工在經濟與社會生活上的互助制度。
二○○九年政黨輪替後，新執政的民主黨延攬湯淺誠進入內閣，修改《勞動派遣法》，一改過去不斷開放勞動派遣政策，在二○一○年初公布「禁止製造業使用派遣勞動力」、「禁止登錄型派遣」、「要派企業支付派遣費用透明化」等新法令，使湯淺誠推動的「反貧困運動」，獲得了初步的成果。
從日本的經驗，台灣在制度層面的改革上，就必須從「擴大社會安全體制的保障範圍」以及「保障從事非典型工作者的勞動權益」二方面雙管齊下。就「擴大社會安全保護範圍」而言，日前行政院提出的《社會救助法》修正草案，將現行貧窮線計算方式「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六○％」，修改為「最近一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六○％」，雖然已經踏出改革的第一步，但是擴大失業給付的對象與期間、重建國民健康保險與國民年金制度，卻與日本相同，仍然是台灣未完成的重要課題；此外，在提供各類非典型工作者的個別勞動保護方面，勞委會雖然已提出《勞基法》派遣專章修正案討論版，但各界意見紛擾，仍然有待凝聚共識。這些有待完成的制度改革顯示，台灣在新貧時代的反貧困之路，仍然遙遠而漫長。
（作者為文化大學勞工所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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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0-31 09:1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