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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
1871年10月29日(清同治10年,明治4年)琉球宮古島與八重山島人,乘「中立號」、「山原號」兩船到那霸中山府納貢後 由那霸起程回宮古島,途中因遇颱風,僅「中立號」安抵故鄉。而「山原號」卻在太平洋上漂流。直到11月6日在臺灣東南海岸的八瑤灣上岸,原載有船員69人,3人因船隻傾覆溺斃,剩下的66人即沿河床往內陸走去,途中遇到兩個漢人,便問兩人此去有無人家?兩人回答要往南走,不要往西行,否則會被大耳人殺害。後因天色漸晚,兩漢人要宮古島人在路邊山洞過夜,宮古島人不願意,最後兩漢人一怒離去。宮古島人則又沿著河床往內陸繼續前進。
11月7日晨,66人進入牡丹社的部落領地,社人以食物招待他們。翌日,5至6個帶著槍支要去打獵的社人要求宮古島人不要離開,宮古島人向他們說明要到他處,並予以道謝,但卻被強制留下。頗感疑惑的宮古島人心生害怕,於是分散成2、3人一組逃離該地,逃到一小河處,此即竹社、牡丹社、高士佛社的分界—雙溪河口,逃亡後仍有54人遭到高士佛社與牡丹社人殺害。剩餘的12人中,有三人受凌老生所保護,另外其餘有的則隱匿在商人鄧天保家裡,並獲保力庄庄長楊友旺和其女婿文煜等的幫助。12月20日由楊友旺子楊阿財、姪楊阿和護送,經陸路抵達鳳山縣府。
翌年1872年(清同治11年,明治5年)1月10至18日過海抵福州省琉球館。最後,6月2日由福州出發,七日到達那霸港。
日本以琉球人在臺遭難一事作為出兵理由,1874年5月2日,日進、孟春、三邦、明光(有谷干城、赤松則良、桑田衡平等人搭乘)、大有、高砂、社寮等艦船組成的船隊從長崎出發,5月10日到達琅嶠。日軍登陸琅嶠的過程頗為順利,當地居民只求維護自身生命財產的安全,又日軍為達軍管殖民地目的,也盡量安撫並試圖對琅嶠社人釋出友好的態度,因此起初雙方的關係尚為和諧,但後來因一些租金、工資問題,再加上鹿兒島士兵時而深入村莊騷擾庄民,於是兩方關係便逐漸惡化,終於引發石門戰役。
5月18至22日陸續有戰事發生,範圍包括雙溪口、四重溪、三重溪。5月22日極力防守石門要路的牡丹社人與進入四重溪的日軍展開石門戰役,交戰後的結果,日兵死亡5、6人,負傷20餘人;牡丹社人死亡12人,其中包括牡丹社總頭目阿祿古(aruqu kavulungan)父子,負傷20餘人。
日軍採取李仙得的計畫,先安撫琅嶠地區的居民,然後再以軍隊攻討孤立的牡丹社與高士佛社,於是5月25日在克沙勒的安排下,日軍與十八番社頭目在社寮進行會談,由詹漢生先入山與頭目接觸,再讓克沙勒、瓦生、日軍軍官七人與小卓杞篤及其輔佐依沙見面,最後達成協議,即頭目接受日軍所提出的不得援助藏匿牡丹社、高士佛社人,並應協助日軍逮捕他們,且對日軍提出保護其他十六社安全的要求。而西鄉從道送給各社一幅日本國旗,以示結盟。
6月1日日軍正式展開對牡丹社、高士佛社的攻擊,分為三路:本隊、左翼、右翼,在圍攻高士佛、牡丹社後,在牡丹大社會合,滯留二天後退兵到營地,為了安全和交通問題,在雙溪口設置分營,展開勸降行動。日軍雇用當地人林海國、王馮乎、黃慶發等人向社民勸和,在日軍的優勢武力下,最後牡丹社人投降。牡丹社之役結束。
9月10日開始在北京會談。在10月31日清日互換條約,日本也正式下令撤退臺灣的日軍,派東久世侍從長為特使,傳西鄉都督班師歸國。清國方面則派軍艦到臺灣,在西鄉從道發布「諭告山地人文」後,兩方交接點清,西鄉一行搭旗艦高砂丸撤退離臺,牡丹社之役至此正式結束(林修澈、王雅萍、黃季平,2003;林呈蓉,2006)。
排灣族主要分佈在中央山脈南段的大武山系一帶
文出: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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