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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秦策》說：「諸侯不可一，猶建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之明矣！」意思是說諸候之心不能要求齊一，就像各種同樣會站立的雞，不能 全都要求齊一地站立在同一個雞窩的道理一樣清楚。
中國先秦真道、真儒的天道主義，和印度佛教的唯心主義，本來就是不一樣的思想，不能因為他們都叫作「思想」，也不能因為他們同樣形成於中國，或同樣落腳於中國，就一定要像新儒家那樣，把道 、儒、釋三家弄在一個意識形態的雞窩裡，妄求三家有「齊一之理」或有「一貫之道」或有「統一詮釋」。如果真的這樣作，那和要求「肉雞、鬥雞、蛋雞、家雞、野雞」等各種不同的雞，全 部齊一地站在同一個雞窩裡，豈不是同樣荒謬。
新儒家這批人，大概是頭腦裡封建君主時代，「一家獨大，一統學術，一手掌控」的封建思想餘毒還沒有完全消褪；所以他們有一種極強烈而幾近變態的「齊一」使命感；那就是絕不允許道、儒、釋三家思想分殊的真象 ，真實呈現於歷史；更不允許道、儒、釋三家思想，在未來歷史中繼續分殊發展。 道、儒、釋三家思想因內在本質不同，而自由分殊發展、各行其是的「不齊一、不同立、不同行」現象，對於新儒家的封建頭腦而言，簡直就是等同於「政權失控」或「政權滅亡」，那樣令他們難以容忍。
所以新儒家總是近乎瘋狂地找些自以為是的理由，並且創造一些自以為是的方法，想盡辦法把有獨立思想的道、儒、釋三家 ，以「合會、會通、一貫」的齊一方式，用他們創造的「心性論」、「工夫境界世界觀」弄在同一個 雞窩裡。再以新儒家思想為中心，將道、儒、釋，按他們所認定的優劣，依階級建構成一個完整的分封系統，以便於他們方便就近「照料」；藉此把道、儒、釋三家思想，整窩捧在自己手裡，以滿足他們封建時代殘存的階級獨大，與階級獨佔的儒家中心主義舊夢。
新儒家的「齊一」念頭，是封建君主駕缷各階級的「中心主義」思維，這種「封建中心主義」認為無論是什麼思想，只要在中國，就必須符合他們所訂的某種「中心 價值」；他們要求的是「封建階級一元」的統一，而不是「民主自由多元」的統一。所以新儒家不斷地把道家老子和儒家孔子，拉向他們印度佛教式的唯心主義 「心性論、工夫理論、境界論、觀念論」這些荒誕理論中。並以此「心性論、工夫理論、境界論、觀念論」為主核心論述標準，建立一個新儒家式的封建階級世界，如此真道、真儒、真佛，便全都成為這階級序列中的其中一個階級，再以道、儒、釋為次核心，進而統治著全中國與道、儒、釋相關的諸子百家。
新儒家想把三家思想弄在一窩，再整窩獨佔的念頭，強烈到了近乎偏執的地步。他們的成員毫不忌諱，並且口舌如一地公然掩蓋老子「修身、齊家、愛鄉、治國、平天下」 的成聖淑世主張，硬把老子哲學說成是隱居山林的消極 避世哲學，再向社會宣揚新儒家優於老子道家的謊言；新儒家甚至還明目張膽地藉教育勢力，將這個邪惡的謊言，編入台灣中小學及高中的國文及歷史教科書中，自青少年開始扭曲台灣人對老子和道家的看法。
新儒家甚至公然從莊子的經典中，偷走莊子的「內聖外王之道」 主張，來充當新儒家自己的主張，並且在教育界不斷向學子吹噓自己的新儒家是「內聖外王之道」。所以說，在台灣恐怕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不知道「內聖外王」根本不是儒家本有的思想主張，而是出自道家莊子書中的莊子思想主張，這就是新儒家公然欺騙台灣人，所造成的可悲結果。
我們並不是說，一個學派不能借用另一個學派的「字辭」，或不小心誤用另一個學派的「字辭」，便要受到外界過度的嚴厲苛責。而是莊子的「內聖外王之道」 是天道論的「內聖外王之道」，根本不是新儒家印度唯心論式的「內聖外王之道」，這點新儒家應該比誰都清楚；況且新儒家在學術強權下，公然強奪莊子「內聖外王」 積極入世之主張；又暗毀莊子「內聖外王」所仰遵之天道；再明貶「內聖外王」 之莊子道家為消極避世之學，甚至要年青人不要學習莊子。這種公然掠奪而毀人學術之手法，才是新儒家讓人不恥的重點之所在。
新儒家對孔子孟子也不手軟，他們毫不忌諱地，把印度佛教的唯心主義的「心性論」， 全面搬到孔孟真儒的身上；硬把孔孟真儒的「中國天道命性論」，改成「印度唯心心性論」。新儒家最大的夢想的就是用唯心主義的「心性論」，來作為中國哲學的齊一詮釋，妄圖把講「命性論」的老子、莊子、孔子、孟子，以及諸子百家，全都納入他們的「心性論」中。
新儒家還把宋明甚或者更早以前，三家正信人士最不恥的民間邪教「三教會通、三教和會」的假綜合法之「會通」主張，公然地搬到學術的台面上來使用，並且堂堂皇皇地在社會和大學校園裡散播「會通」邪說；造成台灣社會一片「會通」邪風，助長了 主張「五教一貫」的一貫道宗教在台灣不斷壯大。
新儒家封建的「封建中心主義」大頭症，促使他們不斷地往「三教會通」去鑽，非得搞出個道、儒、釋三家不得自成一家，三家不得自成一 派，三家不得根本有別，三家不得根本殊異，三家不得各走各的路，三家不得各講各的話，三家不得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三家不得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 三家不得各自分飛自由發展。非得要三家的人和思想全混在一起講，非得要三家的人和思想全攪和在一起談；非得要三家一定要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非得要三家你要通我，我要通你 ；非得要三家通來通去，通成一團才肯罷休。
新儒家用盡心機，利用教育資源，在課堂上和社會上，不斷傳播「會通」 觀念。先讓國人意識裡，誤以為如果有誰不通三家，不附和新儒家的通來通去，就是工夫不夠，就是境界不高，就是觀念不開放，就是只偏於一家，就是與生活脫節，就是只有個人的偏激思想；接著再私 底下找一些三家信仰不夠堅固，或認識不清的人去會通， 以造成會通風潮；新儒家不但在真儒家內大搞會通，也在道教內大搞會通，更在佛教內大搞會通，通到最後道、儒、釋全都帶有一貫道的特色。逼得真道、真儒、真佛的三家正信 人士，個個敢怒不敢言，見到這些新儒家全都避之唯恐不及，深怕他們帶壞了正信宗風。
這新儒家的「會通」之學，就像孟子說的齊丐，城中三教正信個個避之唯恐不及，故城中三教正信無與立談者，這齊丐為了謀食，便去城郊墓地找那些喪葬業者會通。所以 台大哲學系的新儒家教授傅佩榮，在中國大陸演講，把儒家導師孔子的終身職業，說成是殯葬業，毫不令人驚異。
因為新儒家在邪辟之地「會通」久了，總以為聖賢的工作，細看也與郊墳之事無異， 無論是為生者或死者服務，終歸是為人服務，同樣是與生活最切近的「人生哲學」。所謂「心中有佛，口中即有佛；心中有牛糞，口中即有牛糞」，所以新儒家講孔子時，心中想來想去，就以自己在會通之下，再熟悉不過的殯葬業做為主軸來談孔子，以吸引旁人的目光，儒學以及孔子就此和殯葬學不分家了；這是台大學術環境不良，造成每下愈況的素隱行怪，本無足驚異；只是那些圍繞在傅佩榮身旁，並且聽得下去的人，就不用再講儒家遠離郊墳之事的「孟母三遷」了；甚至像基督教的耶穌，同樣不必大驚小怪地高喊：「讓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了，這些聖人神子，自己親身去作殯葬業，對新儒家來說，恐怕才是一種正確的新儒家進路吧！
所以像孔子自幼從事殯葬業，故所學主要音樂即是殯葬樂；孟母三遷，想必最後也搬回墳墓旁住，好就近學習殯葬業；像這樣的學說藉著新儒家的會通之學，將來繼續發展出來，也就毫不足怪 了。
新儒家既認為真儒可以與真道、真佛會通；如此再拿儒學去會通殯葬學，又有什麼不可以的？難道有人敢說中國的殯葬學，就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嗎？ 難道有人敢看不起殯葬業嗎？難道有人敢對殯葬業有職業歧視嗎？所以新儒家通來通去，儒學就合情合理地一步一步通到殯葬學，孔子就變成殯葬業者了。
至於所有真道、真儒、真佛的三家正信人士，就是認為道、儒、釋三家根本有別，因此堅持存異存同，不亂會通；更認為自己的三家學術工作內容，和殯葬業的工作內容，絕對是根本有別的人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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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2-31 01:0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