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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在古代中國與佛教、道教並稱為三教。儒教是中國專制社會長期形成的特殊形式的宗教,中國是否存在儒教,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有的認為不存在儒教,“儒”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是一個學術派別。“儒”這個字,原本是古代對學者的尊稱,它的字義是“優”及“和”的意思,說他們的思想學問,能夠安定別人,足以說服別人。所以它只能稱為“儒家”。有的認為存在儒教,孔子教主,漢武帝利用政治權利把孔子學說宗教化,定儒教於一尊。
在封建政權的支援下,儒教體系完成于宋代,它以中國封建倫理“三綱”、“五常”為中心,吸收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養方法。信奉“天地君親師”,“君親”是中國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天地”是君權神授的神學依據;“師”相當於解釋經典、代天地君親之言的神職人員。《四書》、《五經》是儒教的經典,祭天、祭孔、祭祖是規定的宗教儀式。童蒙人塾(學)讀書,開始接受儒教的教育時,要對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禮。從中央到地方各州府縣建立孔廟(又稱文廟、夫子廟、學宮等)。作為教徒(儒生)定期聚會朝拜的場所。雖然在認識上各有不同,但是無論稱為“儒教”或是“儒家”,其創始人均是一個孔子。
儒教(家)學說,很符合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利益,到漢武帝時,就向全國宣佈,拋棄百家的學說,表彰儒家的思想,要大家閱讀“六經”。使用儒家思想來治國,把儒家思想提到唯一獨尊的地位,從此以後,各個朝代實行“科舉制度”,都以儒家作為考試做官的唯一課題,這就迫使人們非學習儒學不可,因此,儒學得以長期發揚光大。儒學統治中國達千年之久,它起了穩定封建秩序、延長封建社會壽命的重要作用。
孔子的儒教精神一直是國人精神的主要支柱,南宋的朱熹是儒家精神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們的精神由於符合獨裁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而統治階級提倡獨尊儒術。“存天理,去人欲”是朱熹提出的理論,所謂天理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綱五常的等級統治秩序,是永恆不變的理論,勞動人民如果違反它就是人欲;人欲就是人類的欲望。“存天理 ,去人欲”就是保存等級制度,除去人類的欲望,不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免得對於統治階級等級秩序的利益受損害。在現代經濟學概念裏,人類的欲望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是一種社會內部需求,國家的經濟要發展有賴於內需的啟動。當然,中國傳統中的節儉思想是相當正確的,值得人類發揚光大。
孔子的學說共經歷了兩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漢代,它是由漢武帝支持,由董仲舒推行的,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漢代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宗法專制國家需要一套在意識形態上和它緊密配合的宗教、哲學體系。孔子被推到了前臺,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傳適合漢代統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
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統治者集團利用機會從唐末五代分散割據的混亂局面中撈到了政權。他們鑒於前朝覆亡的教訓,把政治、軍事、財政、用人的權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宋朝對外寧可退讓,對內則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思想文化領域裏也要有與它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相配合。漢唐與宋明都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宗法專制制度的國家,但中央權力卻是越來越集中,思想文化方面的統治方法也越來越周密。為了適應宋朝統治者的需要,產生了宋明理學,即儒教。
儒家的第二次改造,雖說完成于宋代,追溯上去,可以上溯到唐代。韓愈推崇《大學》,用儒家的道統對抗佛教的法統。李翱用《中庸》來對抗佛教的宗教神秘主義。到宋代朱熹則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定為“四書”,用一生精力為它作注解。朱熹的《四書集注》被宋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定為全國通用的教科書。“四書”從十三經中突出出來,受到特殊的重視。
儒教(家)基本教義:
“天”:本體——又叫乾元、道、(無極而)太極、理、本心、良知、仁、誠、上帝
“性善論”--人人皆可為堯舜,個個心中有仲尼
“道統”:堯——舜——禹——湯——文武(以上為聖王合一期)——周公——孔子——孟子——
“五常”:仁(此“仁”意義不同於本體之“仁”)、義、禮、智,信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八目”:1)格物 2)致知 3)誠意 4)正心 5)修身 6)齊家 7)治國 8)平天下
“三達德”:智、仁、勇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持志養氣”、“養浩然之氣” (孟子)
“三希修煉”:士希賢, 賢希聖, 聖希天 (宋 •周敦頤)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宋 •張載)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中庸》)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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