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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戰爭興起之時，時人輒對文化有所疑問。上次大戰，有科學破產之說。夫科學者，利用厚生之大宗。善用之，為民福；不善用之，為民賊。用之善不善，無關乎科學也，焉可殃而及之？今日歐戰又起，殺人流血之慘，當更甚於往昔。時人對於歐洲文化又呈懷疑之象，然尚未聞有罪及科學者。此次問題不在科學，而在宗教，評判之識見較二十餘年前為進步矣！
西方文化為宗教型文化。言乎宗教者，即言乎其生活之情調也。近閱威爾斯《人類之命運》，見其即於此而著眼。渠以為宗教實由原始人類之恐懼心而生。由恐懼而禱神、畏神，以至於依賴神。儼若人之命運盡操於神之掌握，而人之舉動亦若為神而生者，是謂神權生活，亦曰神權社會。此西方文化之根源也。人與人相與之際，與物相接之時，全繫之於禮與理。有禮則立，無禮則亡。社群靠禮以相生，萬物以禮而感召。社群無禮則背，政治無禮則亂，處事無禮則事不成。背亂不成，即謂覆亡。是則無力以自生，無力以處物也。是故自生自成，捨禮不行。或與物通，或制物變，皆由禮繫，不靠彼天。是謂以禮為本，以禮行教，以禮行權。是非善惡，戡之以義理，是謂禮權生活，亦曰禮權社會。此中國文化之根源也。
威爾斯以為以宗教為生者，不求人而求天，不反諸己而歸諸神；一切福慧為天所賜，一切罪惡以祈禱了之；行犯罪之事，禱天而可無憾；中心無志，行不由禮；好勇鬥狠，偏私執己；衝動恣慾，狂妄惑亂；此皆原始恐懼之劣根性也。及乎基督教，震於科學之進步，而日趨於開明，向之所恐懼之神亦不復有往時之尊嚴。而所以維繫人群者，仍不得其道，是以更為恣肆泛濫，遂有今日之大戰。此種文化不變，世界問題終不得解決。威爾斯知此病源，而終未知其所缺者為何。渠又論及中國，以為時下中國有某型之共產主義，又有某型之基督教思想，漸傾向於西方，而不能與之有大異。是以對於人類文化及世界問題，將亦不能有若何貢獻，故以極悲觀之論調描述將來世界之慘局、文化之覆滅、人類之劫運。
然以吾觀之，威氏終未能悉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在；其觀察中國，亦極皮相。我國之文化及生活之基本態度，渠未能有一二瞭解。夫中國在此動亂之時，共產主義為對經濟問題而發，乃外來之思想，其是否有如其在西方之宗教性，未敢斷也。彼雖以獨斷態度出之，不容懷疑，不容辯駁，視之若宗教，然中國人之習性，未能與之翕然相容也。此為一時之社會思想，未可據之以斷中國。基督教思想固已流行於中國，然生活底蘊仍未能投洽。拾西人之唾餘，無益而有害，有識之士早視其不能入於中國之血素矣！據此以為斷，如何其可？故威氏所觀察者，盡動亂時之假像，非中國精神之底蘊也。
中國文化恰與西方文化相翻。彼靠神，**人。彼不識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我則正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為社會之本。此即人類文明之出路，世界問題之解答也。
嘗思人群之處斯世，內以固生存，外以禦外患，分合而得其宜，則健康生而文明成。舉萬物之眾，奉吾人類之使用，而不以為奢，其中必有道焉。此道維何？即由群所生之力，由禮所繫之群是已。中國聖賢，開始即明此義，故有禮教型之文化；西人始終不明此義，故有宗教型之文化。從禮教者，發人類之所固有以為社會之本，其本即內在於人群而為是非善惡之標準。從宗教者，捨人而求神以為社會之本，此本乃外在於人群以為是非善惡之標準。然外在者虛妄而難信，終有拆穿之一日；內在者理實而不可疑，乃為不易之常道。在西方文化無出路之今日，正宜反求諸己，以內在者為社會之本，以解免人類之劫運，何可謂中國文化無貢獻於人類耶？
陶冶禮教型文化之精神者為六藝之教，布滿中國典籍亦無非六藝之教。其中有歧出者，有稍變者，然不礙此主流之光輝也。《禮記?經解篇》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六藝之教，總言之不外「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語， 而禮又為其總關鍵，故簡稱之為禮教也。言禮，樂在其中矣，詩亦在其中矣。不通變化之道者，不足以言禮，易亦在其中矣。書為政事之本，春秋之褒貶善惡一以義理裁之，是書與春秋亦不外乎禮也。禮者，理也義也，情理之中也。故曰：「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禮記?問喪篇》）是故禮者即內在於人性，發之以為社會之本也。
〈太史公自序〉曰：「余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也，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預，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莊子言《春秋》以道名分；董仲舒言《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太史公言《春秋》以道義；班固言《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是故《春秋》者，屬辭比事，名倫等物，權衡是非，褒貶善惡，所以發人性之隱微，啟揆道之模範，以為政治社會之準則也。太史公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本者何？禮義也。《春秋》者，禮義之大宗，即其所是非莫不以禮義為標準也。禮義為社會之本，合乎此本者予之，不合乎此本者奪之。蓋禮義為社會所以生存之條件，不容任何人有所背叛也。是以君子小人、義利、王霸、夷夏、人禽、聖凡、迷悟，皆以合與不合此理為斷。此即為衡事量物之唯一標準，外此無標準也；此即為人類社會之本，外此無本也。孔子發此隱微，然後人道明，社群立，是非善惡有所準。故孟子以孔子作《春秋》，其功不在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之下。蓋以其立人極也，所以裁成天地之道也。
以禮義行教，即以文化行教。人群之分，夷夏而已。有禮者為諸夏，無禮者為夷狄。有禮，雖夷亦夏；無禮，雖夏亦夷。入中國則中國之，以文化為界，不以種族疆土為界也；以有禮義有文化為優秀，不以血統種族為優秀也。希伯來《聖經》有「選民」之說，言為上帝之選種也。此實偏鄙之我見，希特勒之種族國家由此出也。欲對治此症，舍禮教文化無由矣。文化之進展、人類之存亡，以此為關鍵。此義不但西人不明，即國人亦健忘之矣。此今日世界之所以亂也。
以上所論，皆刻指文化與人類之基本精神而言，言此為所以生存之基本條件， 不專指某一問題而言。如今人以經濟為本者，此指問題言，非此所謂本也；此為所欲解決之問題，非能解決之本也。唯物史觀以經濟為社會生存變化之基礎，以客體為主體，本末倒置，亦即忘其所本矣！此種精神，足以驅人類於塵下。趨利而忘義，非中國辨夷夏之教也。須知足食求生固為重要之問題，然無論在社會在個人，俱須以禮解決之，方能得其食遂其生。貪官汙吏，戕賊民生，此政治之無禮也；資本家獨佔經營，此經濟之無禮也；皆須抉而去之。就個人言，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為禮也義也。嗟來之食不食，為無禮也。故無論群己，皆須在禮中求食遂生。共產主義反宗教重經濟，反諸己而求諸實，此其是也；然不知禮義（道德）為社會生存之基本條件，故斥其驅人於塵下，以其未至於本也。
或曰：中國講禮而國弱，中間且有數度亡國，然則禮義其可恃乎？曰：國之弱正因無禮也，國之亡亦因無禮之尤也。明之暴亂荒唐，甯得謂之為禮乎？宋之混沌無恥，甯得謂之為禮乎？且強國有道，有主因，有副因，而禮則其主因也。眾緣合和，始克有成，而禮則眾緣之綱紀也。且吾人所論者為文化之根本，為人類之精神，不專指強國言也，而禮教亦決無害於國之強也。
吾族對於文化之貢獻必須保持，而其根本精神必須認識。及至政治與文化互相表裡，無□【編按：原件此處缺一字，疑作「國」】自強，其對於人類前途亦決非無貢獻可言也。
禮，雖夏亦夷。入中國則中國之，以文化為界，不以種族疆土為界也；以有禮義有文化為優秀，不以血統種族為優秀也。希伯來《聖經》有「選民」之說，言為上帝之選種也。此實偏鄙之我見，希特勒之種族國家由此出也。欲對治此症，舍禮教文化無由矣。文化之進展、人類之存亡，以此為關鍵。此義不但西人不明，即國人亦健忘之矣。此今日世界之所以亂也。
以上所論，皆刻指文化與人類之基本精神而言，言此為所以生存之基本條件， 不專指某一問題而言。如今人以經濟為本者，此指問題言，非此所謂本也；此為所欲解決之問題，非能解決之本也。唯物史觀以經濟為社會生存變化之基礎，以客體為主體，本末倒置，亦即忘其所本矣！此種精神，足以驅人類於塵下。趨利而忘義，非中國辨夷夏之教也。須知足食求生固為重要之問題，然無論在社會在個人，俱須以禮解決之，方能得其食遂其生。貪官汙吏，戕賊民生，此政治之無禮也；資本家獨佔經營，此經濟之無禮也；皆須抉而去之。就個人言，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為禮也義也。嗟來之食不食，為無禮也。故無論群己，皆須在禮中求食遂生。共產主義反宗教重經濟，反諸己而求諸實，此其是也；然不知禮義（道德）為社會生存之基本條件，故斥其驅人於塵下，以其未至於本也。
或曰：中國講禮而國弱，中間且有數度亡國，然則禮義其可恃乎？曰：國之弱正因無禮也，國之亡亦因無禮之尤也。明之暴亂荒唐，甯得謂之為禮乎？宋之混沌無恥，甯得謂之為禮乎？且強國有道，有主因，有副因，而禮則其主因也。眾緣合和，始克有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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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13 00:3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