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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代以上,神道治國,古代國家宗教在政治意識形態中佔有不可動搖的絕對統治地位。而春秋戰國以後,古代國家宗教瓦解,諸子百家蜂起,他們用不同的方式消解了傳統宗教。諸侯治國依靠周遊列國的各家名士,所以治國方略也必然地從“神治”轉到了“人治”的軌道上來。
從秦至漢,最根本的轉折就表現為以法立國變成了以儒立國。漢初幾位著名儒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教化”正是其中討論的重點問題。漢初儒生陸賈認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新語•無為》)賈誼也認為,秦朝的覆亡在於:“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新書•過秦中》)秦王朝法網不可謂不嚴,官吏不可謂不強,但是短短十幾年就亡國了,關鍵的原因在於他們不知道“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新語•本行》)那麼王國如何行德政呢?其根本方法就是推行教化。
董仲舒是漢初著名的儒家學者,在這樣一場國家意識形態轉換的過程中,董仲舒特別重視教化問題,將教化當成推行仁政的根本手段。董仲舒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春秋繁露》卷三)這段話,可以看成董仲舒教化論的總綱,他一下就把“教”對於“政”的關係提到了“本”的高度。禮樂教化是執政的根本,刑獄懲罰則是政治的末節,政治合法性的建設要高於暴力的鎮壓。可以說董仲舒的這個觀點,是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繼承與發揚。為了“興教化”,董仲舒提出了一項最具根本性的措施,即“教統於一”。他在回答漢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結尾處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要想使儒家學說在漢代變成國家的教化之道,就必須使其他各家學說“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儒學是否獲得“一統”地位,是區分儒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還是作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根本標誌。一個社會可能存在著多種社會意識,但是作為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政治意識形態,只能有一種。在君主專制社會裏,這一特點更是突出。孔子開創的民間學術——儒學,也逐漸地變成了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儒教。
從實質意義上說,中國儒教誕生于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但是“儒教”這一名詞,出現則相對較晚。漢武帝時代的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作《史記•遊俠列傳》,其中提到:“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顯然這裏所說的“儒教”,不是一個專有名詞。“儒”指春秋時期產生的儒家學說,而“教”則是一個動詞,指魯國人皆以儒家思想進行教育。所以不能望文生義地認為,當時就已經有了“儒教”的概念。不過漢代以來雖無儒教的說法,可是將儒家視為國家惟一的教化工具,時人多稱其為“德教”、“禮教”。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十二說:“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揚雄在《法言•義疏》第十一中說:“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仲長統在《昌言》中說:“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助焉。”此處的“德教”、“禮教”,都是指以儒家為核心的教化體系,這一點在歷史上沒有任何異議。儒家理解的教化,當然就是教之以德,教之以禮,所以在“儒教”的概念產生後,“德教”、“禮教”的概念仍然使用。
真正與“德教”、“禮教”意義、範圍大體相當的“儒教”概念,出現在東漢末年文學家蔡邕(132—192)為漢桓帝朝太尉楊秉撰寫的碑文中.他稱頌楊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逾三千。”(《全後漢文》卷七十五)魏晉南北朝以後廣為流行的“儒教”概念出現在漢末,是有其內在原因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儒教”是相對於“佛教”、“道教”而言,故有“三教”之稱。可見,“儒教”是在與其他二教的比較中產生的一種稱謂,出現在佛教傳入、道教創生的東漢末年,應當是順理成章的。
儒教的名稱雖有模糊之處,但是關於儒教的內涵,漢代思想家卻有十分清晰的表達。他們認為政治以教化為本,那麼教化又應當以什麼為本呢?對此他們有兩種說法,大致將其分成了兩個部分。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策問時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漢書•董仲舒傳》)也就是說,由政府興辦的教育系統,是教化的一個本原。另一個本原的提法出現在《禮記》中,“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禮記•祭統》)也就是說,儒家從古代宗教中繼承下來的宗教祭祀系統,是教化的又一個本原。從儒教的形成及其內涵看,儒教這一中國傳統概念中,既包括著現代學科分野中由孔子開創的儒家哲學,也包括著儒家學者繼承的古代傳統宗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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