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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傳承和交流的局限性。全國解放初十年，新政權誕生不久，對民俗特色比較濃厚的道教活動認識模糊，徘徊一陣後，道教稍有起色，接著是眾所周知的運動接二連三，使道教既失去傳承機會，又遭受損失。職業化導致保守，生怕科儀外傳會減少自己的生意，所以在收徒問題上顯得十分保守，經書上都要寫明“道不外傳”或“不傳非人”字樣。道教科儀的傳承基本上在氏族或親友間進行，直至今天，高功的一套只有高功法師自己明白于胸，其他道士只知道程式不知底細，客觀上影響了科儀的社會滲透力。道教職業者有門戶之見、地域之分，門派林立，各自為政，平時疏於交流，一遇政治風雲，科儀隨著人事的淡出而消失。
二是職業競爭主次顛倒。科儀本為主，其他為副。但近百年中，道士為了謀生，在商業性競爭中偏重於硬體的競爭，主要表現在道具、紙紮品的多寡，規模大小上，即在排場上別苗頭，忽視了道教的內涵。道士們逐步背離了創制科儀的意義。對於某些科儀之“科”爛熟於胸，卻說不出所以然，只能說先生如此教，我們只能照先生教的做。不瞭解道教科儀所體現的教義思想，闡演科儀幾乎純粹就是演折子戲了。在金錢的交往中失去了信眾和道士在信仰上的溝通與聯繫，道教信仰一旦失去了團結人教育人的作用，道士的社會關係圈就縮小。道士口稱受人錢財，與人消災，純粹是一種買賣關係，有身份的道士也只能到茶館酒肆等待生意上門。道士服務內容越來越少，越想要錢，越是找不到錢。道教作為精神生活的層面降低，而作為世俗生活的層面日益提升。道教的社會地位越來越滑向下層，向來清高的道士成了窮困潦倒一族。因為錢的催化，有神論者比無神論者更無神，道士淡化了信仰，科儀的作用被忽視。道術失去了朦朧的神秘性。
三是繼承問題，解放前夕和解放初，專事科儀的道士大多是衣食欠安、生活困苦的一族。他們的文化水平大多在初小和高小之間，他們在傳承過程中正如科儀行文所說“因臣愚昧謬，忝參法錄，耳目閉塞，檢棱不聰，所上表文，恐有差訛。行立不端，文字不正，脫落顛倒，音句不續，將前作後，以左為右”的不足，雖是謙虛之辭，但也屬事實寫照。以不足傳不足，代代相傳，焉能足乎？於是出現了繼承不足、傳承偏差的現象。1989年以來，上海道教有了年輕人，因用之急，而育之切，難免應急而挂一漏萬。
四是缺少熟悉科儀的文化人的真正加入。歷史上曾經由於統治階級的參與，使得一批讀書人逐步進入道教的天地，有的成為道士，並為道教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這種輝煌在近百年的中國道教史上不再見到。少數研究仙學、養生的道教文化愛好者，與道教隊伍若即若離。像陳攖寧這樣矢志不移的人，為了研究道學，不得不提出仙學與道教分開，只講修煉，不談宗教。他到過全國許多香火很旺的道觀，得到的結論是道士不懂修養，雖有少數做修養工夫的人，他們所曉得方法尚不及陳攖寧多，有許多問題不能回答，其他不出名的地方都是空跑，並無結果。試問：想涉足道教文化的人向誰去請益討教呢？道教確實處在上無援手之恩，下無抬舉之勢，只能遊移飄蕩，任意東西了。近幾年，道教研究出現了可喜的局面，有關方面摘錄的論文題目越來越多，大量的著作學問豐富，但術嫌不足（當然不是要學者像道士一樣熟悉科儀）；有的譽美過甚；有的只是文言變成了白話，能直接指導當代道教振興與發展的力作不多見。道教界與學術界的交流基本上還停留在文化道教的層面，宗教功能的開發滯後，這只能有道教界自己去摸索。
五是絕大多數齋主不瞭解甚至不能瞭解科儀內容，對科儀的闡演優劣缺少評判的標準，齋主只求過程的多，求質量的少。道觀沒有質量監督，念錯唱錯無人聞，做快做慢隨心所欲，也是做過算數。社會對道士寬容而導致道教團體對道士闡演科儀和修煉方面的寬容，進取心在寬容中懈怠，在寬容和輕視中失去自我。科儀的整理和發展自然處在休眠狀態，所謂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只是在一條狹小的通道中傳播，大多數人處在信與不信之間或者處在單一的鬼神信仰的層面上，於是有了道教無秋天的戲言。
文出：道教學術資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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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4-21 21: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