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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紀教難
二世紀教難概述
救主基督早就預言“祂的門徒要遭受迫害”，在教會開始時，這個預言便已逐漸實現。最初三百年的教會史，可以稱之為“教會受難史”，也可以稱它為“殉道烈士們的歷史”。羅馬帝國加諸於教會的流血迫害，給這一時代印上了鮮明的記號，因此這一個時期，我們特別稱之為“教難時期”。
第二世紀的教難多屬地方性的，而且是間歇性的，第三世紀的教難，則是由皇帝明令發動的普遍性，幾乎普及全國，情形慘烈，但為時頗短，而且使教會有喘息的時期。教難以後，豐富的記載如文錄、目擊記、以及詳盡的法庭檔案都足以提供歷史學者們的研究。然而，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以外，還有一連串無可置信的傳聞。使歷史學家感到困惑的是，後世的人，喜歡給古代的英雄烈士妄加許多榮銜，歷史學家們在考證和批評歷史事件的時候，曾經下過這樣的結論：“教難時期並沒有數百萬殉道烈士，並且也曾經有許多教友臨陣失去了勇氣，各地教友全都視死的說法是豪無根據的誇張之辭。”這樣一個歷史真像的揭露，難免使人感到遺憾。其實，古代教難與後世的教難一樣，總是滿目瘡痍的，教會從不希望受迫害，教難結束後，教會感到歡欣。既然如同我們前面所講的，羅馬帝國並不禁止多神的敬禮，而且還准許不同的教派存在，那麼為什麼獨對天教如此的仇視，竟要以慘酷的流血來加以迫害呢？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從一開始，基督信徒的氣質與眾不同，觸犯了幾項羅馬刑法，在帝國政權的指使下，便自然而然的產生了教難。他們認為，基督徒觸犯了有關羅馬帝國祭祀的“侵犯與侮辱尊嚴”的罪，事實上，信友們放棄了對皇帝的祭祀，就已經足夠使他們獲得這一項罪名了。
“侵犯與侮辱尊嚴罪”是從嚴重的叛國與反對政權的情事而來的，這條法律本身相當含糊，有些早期的皇帝，像底培裏、道米提安，曾經將它擴大，應用到許多可笑的事上，譬如，出賣一座有皇帝石像的公園，或其他似的有不尊敬帝國的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懲罰。這條含糊不清、彈性極大的法律，因此可用於每一件事上，基督徒當然包括在內了，但這只是歷史家的一種假設，這種假設的正確性，到現在是問題。根據所知道的檔案資料，受難教友的案件，從來沒有一件是涉及“侵犯侮辱尊嚴罪”的，後來我們考證得到這條獨裁的法律，原來是專門提供給皇帝貶謫私敵異己，像元老們以及一些個高級官吏的，而很少用在平民百姓們身上。大部份的殉教烈士，都是屬於平民百姓以下的階級。有人稱讚圖拉真皇帝，因為他拒絕採用這一條法律，以便擺脫前任皇帝的舊例，並且規定了懲罰基督徒的新法律。
拒絕參加帝國典禮的人，可以認為是犯了“悔辱尊嚴罪”，但是這種帝國祭祀，不一定是宗教的或強迫參加的定期禮節。羅馬有祭司會議，定期舉行禮儀，為崇敬已經去逝的和正在位的皇帝所恭敬的神明和其他的神袛，妨礙這樣的禮節，當然是一種瀆聖的行為。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參與羅馬祭祀，沒有資格或沒有責任參加的人，一生准免出席這樣的場合。當時羅馬市民對帝國祭祀所抱持的態度，與現代人對無名英雄紀念會、周會之類的集會所抱持的態度相仿，不願參加的人可留在家裏或到別處去，基督徒並不反對出席這樣的典禮，當然那僅僅是出席而已。戴爾都良曾在《關於偶像崇拜》這本書裏，暢論這事，他說：“身為奴隸的教友可以陪主人參加教外的集會，在別人家做客，可以參觀教外禮節的進行，但當基督徒因職務關係，被迫組織崇敬的禮儀，問是就發生了。”
教會最初三百年的歷史，可以稱它為“教會受難史”，至於為什麼會受到羅馬當局的迫害呢？從羅馬的法律“侮辱尊嚴罪”來看，當信友因為職務的關係，被迫組織崇敬的禮儀時，問題就產生了，這裏我們將為您繼續分析教難的原因是什麼？
戴爾都良在他的《關於偶像崇拜》這本書裏，他懷疑那些置身在統治階級中的教友能避免崇拜偶像的暗礁。在教難期中，身居統治階級的信友很少，據我們所知，其中殉難烈士少之又少。另外一些史學家認為，基督徒忠於自己的祭獻，時常舉行羅馬帝國所禁止的禮節，已經觸犯了瀆聖之罪。所謂“瀆聖”，就是褻瀆了聖物，那些是聖物呢？羅馬人認為是神廟、祭台、神像，還有墳地。在教難時，信友們特別的謹慎，避免涉足於教外人事的聖地，後來有許多傳說，竟以這類事來渲染殉教烈士的生平。依照十二銅牌法，所有非羅馬的禮儀是被禁止的，至少也應該得到政府的許可才可以舉行，但是這條法律條文早已廢止了。在帝國時代，羅馬城及全帝國境內，本地的，或外來的各種禮儀，只要不妨害公眾安全，都已經不受法律和權威的限制了，而且在當時，教外人士並不以為基督徒的彌撒獻祭是一種宗教禮儀，因為信友們沒有神廟、沒有祭台、沒有神像，他們既不點香、也不焚膏，羅馬人視他們為“無神論者”。
我們還可以追問，信友的生活方式，是否與羅馬的刑法有抵觸，因而引起教難呢？為什麼幾個世紀以來，法官們屢次對信友頒佈新的敕令？從法律的觀點來看，這些敕令的內容彼此也不相同。歷史學家，仍在盲目地搜集著教難的法律依據的文獻，他們始終認為羅馬帝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不錯，羅馬的民法是卓越的，許多現代文明國家都在步它的後塵，然而羅馬的刑法則是很不完善的，尤其是羅馬的訴訟程式法就更差了，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個表面上似乎無瑕可指的法治政府裏，找出形式範疇內的專制與殘暴，又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呢？有些歷史學家把教難的原因，從法律圈子移到政治領域上，以為當時羅馬帝國的存在，受到基督信友的威脅，教會的勢力越來越雄厚，帝國本身節節自衛，進而懲罰、迫害教友了。這樣解釋，可說是無稽之談，如果把教難看成是帝國與教會之間的鬥爭，那麼在鬥爭過程中，事無大小，侵略者顯然是羅馬帝國，但是，我們知道，掀起教難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民眾，有時官吏被迫行動，這種情形在第二世紀時尤其顯著。距離羅馬很遠的里昂、斯米納、迦太基、亞歷山大裏亞等地的人，難道也狂熱地關心著帝國的前途，而設法消除自己的同胞嗎？也許後期教難時的羅馬皇帝像戴克裏先、賈勒略曾經由於政治的動機來迫害信友，但是，誰也不能證實這件事。
大約在西元300年左右，教友人數極眾，簡直可以形成一個現代的政黨來發揮政治的功能，可是，那時候的信友，似乎沒有這方面的冀望，信友們從不曾想到爭戰，把皇帝從他的寶座上拉下來，甚至在最慘烈的迫害，他們也從不設法抗衡。戴克裏先皇帝曾經為殲滅基督徒而憂憤填胸，這至多也只能解釋教難為什麼一直延續到西元300年，而絕不能拿來解釋教難掀起的原因。在尼祿和圖拉真的時代，信友為數尚少，沒有人預知教會的未來，尼祿和圖拉真不僅想做先見之明的皇帝，似乎也想做先知呢！
教難的另一個明顯的因素是人間的仇恨，我們不能忽略這個問題，在人類歷史上，愛與恨扮演著極其顯要的角色，比理智所表演的精彩得多。歷來基督徒的劊子手，總是以美妙的幌子做俺護來執行他們的任務，而骨子裏卻埋藏著對教會、對信友的憎恨，歷史學家是不能對這些人性中的黑暗面漠不關心的。那麼是否每一位按照法律懲罰信友的皇帝和官吏，都深懷憎恨？那也不儘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只知道服役國家，履行職責而已。
才思飄逸的戴爾都良說：“真理一進了世界，就引起了憎恨！”這種憎恨潛在的原因是什麼呢？為什麼它一次又一次地換上新裝，好像永無止息似的？”先說一說猶太人吧！最初羅馬人不以基督徒為猶太教的一個支派，他們也沒有把對猶太人的憎恨轉移到基督徒身上，後來，他們從猶太人那兒獲得猶太人敵視基督徒的事實，猶太人有意騷動排斥基督徒，西元156年，“斯米納教難”便是一個例子。戴爾都良記述猶太人的會堂，成為流血的場所時，對這些悲慘的鬥爭是知之甚詳的。
同樣的，在憎恨者的行列中，有一些在經濟生活上，因基督徒而受到打擊的人，他們不是泰然自若的祭師們，而是那些靠異教祭祀為生的商人，以及與他們有關聯的占卜者、星相家、教師和哲學家。宗徒大事錄中不也記戴了保祿宗徒在厄弗所宣講“用手製造的，不是神！”以致使得製造神像的銀匠感受到失業的危險，而聯合起來跑到劇場，引來了一場混亂的集合，幾乎要保祿的命呢！
帝國的態度也左右著輿論。普通市民除了和統治階級聲聲相應以外，不能有別的見解，許多人或許這麼想：“讓這些個基督徒去我行我素吧！政府總會有再三懲戒他們的措施的。”沒有人相信輿論所加於基督徒的林林總總罪名，但是基督徒的活動卻使群眾惱怒，他們暗中舉行祭獻，激起了百姓具有敵意的好奇心。戴爾都良曾有這樣的記載：群眾特別喜歡打擾正在參與禮儀的教友，例如塔西西的殉道是因為他拒絕了放棄聖體的勸告。
基督信仰無聲無息的傳播是令人憂憤的，無論在何處，你都會邂逅信友，你不知道他們從何而來，而且信友們靜肅嚴穆的生活，對別人像是一種沈默的譴責。儒斯定曾記述了一個可作為代表性的故事：有一個羅馬貴族婦女，一向和丈夫過著放蕩的生活，後來皈依了基督，要求她的丈夫信守丈夫的忠貞，否則她就要和他分居，他的丈夫在妻子身上找不到反駁的理由，便去告發曾給他妻子講道理的信友普脫勒美，於是普脫勒美被官方逮捕，為信仰而致命。
教友們生活在羅馬人中間，卻不追隨他們的風俗習慣。一個羅馬人雖然對他們的神袛失掉了信心，但也仍然要照慣例舉行外表的敬禮，一個外教人同時對各種不同的神奉獻祭祀，並不感覺有什麼不對，還認為是因此而多蒙疪佑，而基督徒呢？卻大大的不同，他既信仰了唯一的天主，便不能再去敬禮其他的神和偶像了。羅馬最愛好的娛樂，就是露天劇場內那些個殘酷猥褻的表演，教友們當然是不去參加了，外教人無法瞭解他們所以拒絕參加的理由，便不免對教友們產生了惡感和疑心，因此稱他們為第三種人，這就是說，既非羅馬人，又不是猶太人，簡直是一群無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不願意和他們接近，自然處處被歧視憎厭了！戴爾都良曾這樣給我們描述了當時的情形：“‘聽說王某某還不錯，可惜他是個教徒！’另一個說：‘想不到張某某那樣的聰明，竟然信奉了基督！’可是誰也不去想，王某某、張某某之所以不錯，正是因為他們信教的緣故啊！”教友們拒絕對皇帝的相欽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嚴而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並且還算是褻聖，所以教會初期的教友，披控告為不信神。
此外教友還顯得非常神秘，不能當著外教人舉行聖事，外人對奧跡無從知道，自然的便要加以嘲笑了，何況保持秘密也是招人誣衊的原因，因此控告教友密秘集會，並且在集會時荒淫亂行、叩拜驢子的頭、舉行魔術、舉行聖體聖事竟被控告成以嬰兒作祭品，然後分食嬰兒的肉，像這種不倫不類的誣衊，竟有官吏采信，連所謂有知識的人也不例外。
在前面，我們已述說過尼祿如何利用了教外人這種對基督徒的仇視心理，把羅馬城的大火嫁禍在基督徒身上，開始了一場空前的大教難，從此，在帝國境內，便制定了一條法律“嚴禁人民信奉基督教”不過呢！在具體實施時，每一個皇帝的作風各不相同罷了！
接下來，我們再綜合的說一下第一期的教難，古代基督教作家總以為一手造成教難的是尼祿皇帝，而實際上，在尼祿皇帝以前，就已有殉教烈士，至少，我們知道的有六品執事斯德望、宗徒大雅各伯都是為信德而致命。假如西元64年，尼祿所實施的迫害，只發生了一次，以後沒再重演，那麼，我們可以用尼祿皇帝兇狠嗜殺的個性來解釋，我們可以說，是因為尼祿恐懼眾怒難息，才嫁禍於基督徒，然而西元64年以後教難一再的重演，一直延續到第四世紀末期，足見羅馬政權一貫仇視聖教會。羅馬既然是一個注重法律的國家，它這樣迫害教會、殘殺教友是否有什麼法律的根據呢？這個問題，信徒們很早就提出來了。第二世紀末葉，戴爾都良在《為真教辯護》這本書上，就質問羅馬人說：“你們不妨翻閱一下你們的歷史，便可以知道，羅馬帝國第一個對我們的教會下毒手的是‘尼祿’，以後步其後塵的是以殘酷著稱，有人稱他為‘小型尼祿’的道米先皇帝，這些仇視聖教會的皇帝都是殘暴不仁，為人民所唾棄的敗類，至於那些賞罰嚴明，愛民如子的賢君，從來就沒有一個曾與基督徒為敵，迫害宗教的法律，只有荒淫無恥、嗜殺成性的暴君才會予以執行。”這種辯護方法確實聰明，把迫害教會的責任，都放在聲明狼借的暴君身上。當時羅馬政府的確曾頒佈過仇教的法令，但是，只有殘暴無道的昏君，才甘冒天下之大不諱、悍然執行。這些法律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戴爾都良認為，羅馬帝國時代與聖教會為敵的而發動教難的，卻大都是那些昏庸殘暴的君王，而真正勤政愛民的君王，不曾與教會為敵，其實這個論證並不一定完全正確，那麼事實究竟是如何的呢？我們就要來根據實際作深入的探討。
在聖教會的教難歷史上，若干位號稱賢明的羅馬皇帝，雖然沒有頒佈新的仇教法令，但是至少也曾是蕭規曹隨，很認真的執行過仇教的法令，而戴爾都良所謂的安居樂業的升平時代，也正塗滿了基督徒的鮮血呢！所以我們可以斷定，羅馬政權一貫迫害教會的行動，一定有法律上的依據，但這些迫害教會的法令，內容究竟是怎麼定的？我們不得而知。西元110年或111年時，圖拉真皇帝批覆畢利納的詔書，是以舊有的法律成例為依據，戴爾都良明白的指出，尼祿曾經頒佈過一道迫害基督徒的法律，我們應該研究的是，這一類迫害基督徒的法律，它的理論根據究竟在那兒？
基督信徒是與猶太教脫離了的分裂分子，他們不能享受羅馬賦予以色列民族的特權。而特權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不強迫以色列人向國家的神衹獻祭，然而這不能作為基督信徒應該受懲治的理由。至於普通刑法上的罪，例如縱火燒城，這也只有無知的愚民，才會想到用這種莫須有的罪名來指控基督徒的，如果借用這一類的藉口，來發動大規模的迫害運動，那簡直是匪夷所思了！為什麼別的東方宗教都受到國家法律的尊重和保護，唯獨基督聖教，被認為是非法的迷信，而受到刑法的制裁呢？
我們站在歷史的角度，縱觀整個教難的來龍去脈，也就不難發現。在以前曾談過，這種對立的局面，羅馬帝國本身以及基督徒本身，最初都還茫然不知。
基督信徒既然不肯崇拜羅馬的神，而且拒絕向羅馬帝國及皇帝獻祭，依照羅馬法律，已經是犯了大逆不道和褻瀆神明的罪名，然而褻瀆神明的罪名，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才能成立。在第一、二世紀，信友從來沒有犯下搗毀神像的行為，褻瀆神明的罪，也就自然難以成立，至於大逆不道的罪，是到了第三世紀，才有正式的法令，明文規定，如果信友拒絕向羅馬帝國及其皇帝獻祭，就以大逆不道和褻瀆神明的罪來論處，因此，西元第一、第二世紀的迫害基督徒，一定另有法令根據。
有人說，羅馬的官吏，有權採取一切彈性便宜的措施，用以維持帝國各地的治安，根據這項權力，官吏們可以將擾亂公共治安的罪犯，處以死刑，可是這種假定，仍然缺乏充份的根據，因為基督徒是最奉公守法的安份良民，如果說信仰耶穌基，足以妨害治安，那麼妨害治安的，也決不是基督徒，而是向基督徒滋事挑釁的仇教分子，由此可見，羅馬的地方官吏是很難以這項權力作為維持治安的藉口，出面予以干涉。關於這一點，只須看官吏們往往得向中央政府皇帝那兒請示處理宗教案件的辦法，可見地方官吏是多麼的左右為難呢！
一般來說，“加入基督教會是為非法的”這項法律原則，自從西元64年尼祿迫害教會開始，已為政府當正式採用了，但是羅馬當局採用這原則的根據何在，我們仍然無法找得到。羅馬帝國似乎在自衛本能的推動下，不知不覺的對新生的教會展開無情的打擊，企圖要消滅它，而聖教會從一開始就昂然負起了耶穌所交待的神聖任務，在這個現世的世界上，作矛盾詭異的標記，在憂苦和災難中生存、在憂苦和災難中成長發展。
大規模的教難是隨著兩種因素而展開的，一個因素是，羅馬帝國在西元第一到第三世紀內，力圖鞏固政權，加強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從而必然的排斥一般所謂不信奉國教的分子；另一個因素是，基督信友經過了長時期同甘共苦的生活，受著理論家的薰陶、殉道烈士帶頭的模範作用，越來越認識對立的局面是必然的，妥協是不可能的。這種對立的局面，經過一定時間的醞釀，隨著前面所說的那些因素而逐漸發展的，所以最初的130年內 ，也就是從西元64年到192年，迫害是波浪式的，忽而強烈忽而鬆懈，至少還不能認為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從第三世紀起，形式完全改觀，迫害成了一種有系統的行動，政府頒佈了特別法令，對全國各地的基督信友普遍的殺害。在這種大規模的、全國性的迫害運動中，流血犧牲的人數，當然的，都要遠比過去來得龐大了。
若干的宗教著作、傳統的說法是，羅馬政權對聖教會的迫害，共有10次。這種說法是沒有歷史根據的，“十”是個整數，而且含有象徵的意義，一提到十次迫害，人們就聯想到舊約時期，在埃及的十大災禍，或聯想到若望的宗徒默示錄中，所描述的那只野獸，頭上有十個角，角上戴了十個金冠，和聖徒作戰。而事實上，有組織的、大規模的、全國性的迫害，只有四、五次，如果要將小型的地方性的迫害都計算在內，那就超過十倍了！
羅馬帝國固然有它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對聖教會橫加迫害，那麼為什麼迫害的程度會如此的殘酷呢？那是因為羅馬社會已經腐敗而且開始解體了，這種瘋狂的迫害，正是它崩潰的前兆，羅馬帝國不惜以最野蠻的手段，殺害無辜教友，不僅將不少善良的信友送進枉死城，同時也替自己掘下了墳墓。
當時羅馬人愛好的流血、愛好將囚犯當著群眾執行死刑，供人民聚集時觀看，主人將奴隸活活地鞭死、將奴隸的肉喂給魚吃，這對當時的旁觀者來說，簡直是平淡無奇的事。此外，從共和時代的末期開始，統治階級愛用當眾流血的表演，來供人消遣，人民向政府的要求有兩項，那就是面色和表演。對一般羅馬人來說，兩者的重要性是相等的。當時的羅馬人，把看表演當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如何組織各次的表演，以解決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執政當局頭疼的事了。這些血淋淋的事太殘酷了！舉個例子說！一幕默劇演到最後的結局階段，在這一幕內，劇中某主角應該被人殺死，就去叫來一個死囚代替演員登臺，假戲真做，這死囚當場就被殺而死，沒有比這更真實的演出了；表演希臘神話中普羅梅德身系岩石的一幕時，就用一個木制十字架代替岩石，將囚犯活活的釘死在十字架上，這一類逼真的演出，簡直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目睹。而首創以活人供處於饑餓之下的野獸撕裂吞噬的是奧古斯都大帝，是他，第一個下令將一個名叫塞路祿的江洋大盜解往競技場，放出一大批虎、豹，活活的將他咬死。羅馬的法典中，有一道法令規定：政府可以將死囚提解到羅馬，當眾供野獸吞噬。這種野蠻的表演節目 ，由羅馬流傳到全國各地，成群的野獸在競技場當眾表演撲殺掠食活人的節目，成千成萬的角鬥者，而這些大部份都不是出於志願的奴隸或囚犯，他們互相殘殺，供一批批瘋狂的觀眾欣賞。在這些表演中，場子內判死刑的囚犯，必須咬緊牙關，拼個你死我活，到後來全都被殺死；另一種表演是把活人投入野獸群中，供虎、豹、獅子飽餐一頓人肉佳餚。在我們現代人看來，這樣的屠殺，簡直是慘無人道到了極點，然而當時的羅馬人，卻視為平淡無奇，而且非這樣緊張，就看得不夠刺激過隱。
來源：天主教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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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6-26 00:2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