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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與日爾曼國王的關係
教宗亞歷山大二世，他是一位忠誠的改革家，在米蘭當神父的任期內，他創始了一種民眾運動，反對買賣聖物，反對不合法的神職，這一個運動稱為“巴達利亞”。被選為教宗以後，他一本利奧九世以來的革新政策，積極推動教會的各項改革。首先召集各地推動“巴達利亞”的領袖們到羅馬，在祝聖樞機的御前會議上，承認“巴達利亞”運動，並且，把代表教會的旗幟授給海倫拔爾騎士，他是推動“巴達利亞”運動的在俗教友，這真可說是舉世無雙的新鮮事。教宗明令信友，反抗不合法的神職人員，他還充分發揮教宗權力，駕乎人事忌憚之上，他以開除教籍，警告結婚不久而又離婚的日爾曼國王亨利四世，他還制裁了和他友誼深厚，而且還曾經出面，強力擊退來自日爾曼的阻力，也幫助他，讓與他對立的何諾裡悄然隱退，而使他順利的成為當時唯一的、具有權威的教宗。教宗亞歷山大二世在位十二年，由於日爾曼國王亨利四世登基時，年紀只有六歲，貴族專橫，到他成年親自主政以後，又忙於重振王權削平諸侯，無暇和教會對抗，政教衝突的表面化，要到繼承他職位的聖額我略七世教宗在位時，發生所謂“俗人授職衝突”，這是中古時代政教衝突的最高潮。
額我略七世原名是希爾德布朗，大概在1015年到1520年之間，生於托斯卡尼的少諾城。少年時到羅馬就讀於聖瑪利亞修道院，當教宗額我略六世被日爾曼國王亨利三世罷黜，放逐到日爾曼時，希爾德布朗是以秘書的身份隨行，後來當他被選為教宗時，取名為額我略七世，就是要表明亨利三世干涉教內政的非法性。教宗利奧九世從日爾曼到羅馬去就職時，希爾德布朗成了他的隨行者之一。不久，利奧就任命他為羅馬教會的助理輔祭，是羅馬教廷中影響力最大的人，許多學者認為，從1050年開始，希爾德布朗實際統治羅馬教會的人物。從利奧九世開始，歷代教宗的改革措施大多出自希爾德布朗的策劃，也是無可置疑的，所以當1073年亞歷山大二世去逝後，希爾德布朗，他以首席六品輔祭的身份主持教宗的葬禮，羅馬公民夾道歡呼，爭睹他的風采，稱希爾德布朗為新教宗，樞機們立刻到宗徒之長伯多祿在羅馬受監禁的紀念堂，正式選舉希爾德布朗為教宗。一向謹慎的希爾德布朗，在獲得日爾曼皇帝亨利四世的同意後，才接受教宗的加冕典禮。歷史上，只有少數的幾個人，他們的名字會在人們心中喚起異常矛盾的情緒。如果，要給他們的人格下斷語實在不容易，教宗額我略七世，他就是這些少數人物中的一個。十九世紀的格利哥羅維認為，以拿破崙和額我略七世來比較，拿破崙不過是個野蠻人罷了！格利哥羅維認為額我略七世是一個魔術家，他會用不可見的魅力使全世界吃驚，聖教會將額我略七世祝聖，列入聖人行列，每年五月25日來慶祝他的瞻禮日。有些人認為他是一位政治型的教宗，而非宗教型的教宗，可見額我略七世給他同時代的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的好友聖彼德達彌盎，曾經詼諧的稱他是“神聖的撒旦”，意思是額我略七世是一位卓而不群、夙夜匪懈的人物。他身材矮小，敏捷勞碌，充滿著勇氣與活力，啃蝕著他的靈魂的，是一種要光榮天主的熱忱，他什麼都能幹，但必須有目的，他的信劄，幾乎全都保留下來，使我們得到有關他教宗生涯的史料，他的大部份信函是致各地的總主教、主教的，也有給各隱修院院長的，另外他也和歐洲王公們通信，甚至還與摩洛哥的阿拉伯君王通信，在內容上，不只是禮尚往來的信函，其中還有許多論及教會權益，道德進步，買賣聖聖物，與開除教籍等主題。想要瞭解額我略七世與亨利四世之間，政教上的衝突，必先認識額我略七世的一般活動，現代史學家對“卡諾撒”一事的描繪琳漓盡致，使人以為那是額我略七世的全部的教宗生活，其實他一生的工作，並不在抑制亨利四世，相反的他常常避免和皇帝衝突。
額我略七世初任教宗時，並沒有新的計畫，他僅僅承繼利奧九世以後的教會革新工作。教士道德生活的重整，教會從世俗力量獲求解放，在額我略七世當選教宗以前，這兩項運動的主要部份已經完成，各教宗對革新的理想都已經有了共識，教會能重新尊奉聖統制與牧靈的職權，要歸功於還沒有當選教宗的希爾德布朗，我們可以說，希爾德布朗的成就超過了以後成為教宗的額我略七世。
額我略七世與日爾曼皇帝關係的破裂，主要原因不在事實本身，而在亨利四世的個性，額我略七世上任時，亨利四世只有23歲，童年時惡劣教育和不幸的環境，使他沒有到達道德上的成熟期，他時而驕橫怪異誇誕，時而哀沮絕望，根本沒有個性可言，因此，他營營於狡詐之道，以補償他性格上的缺陷，現在的人稱呼這一類的病是歇斯底里症。亨利四世缺乏男子氣概，在政治上和私生活上都毫無能力，他同時代的人都不尊敬他。
額我略的政治思想曾經引起學者的激辯，有人認為他企圖建立一個以教宗為中心的神權帝國。從額我略七世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的作品看來，我們得不到這種極端的結論，雖然額我略七世曾明顯的說明教宗對西班牙、匈牙利、丹麥、波蘭和阿布利亞等地的主權，但是，這主權是封建主權，因為西班牙、匈牙利、丹麥、波蘭、阿布利亞等地方，至少在教會的立場來說，它們是教廷的附庸國，更有力的反證是，在衝突期間，連最反對額我略的人也沒有指控他有取代王權，建立神權的野心。
本質上，額我略七世的政治思想是根據傑來西的“雙權論”，教會有統治人的靈魂的權力，而所謂人，則包括帝王公侯在內，有關靈魂之事，教宗有絕對權，帝王犯了罪，也該受社會的制裁，所以，開除教籍，罷免皇帝等，都在教宗的權力範圍之內，可是，像這類的極端措施，很容易被解釋為神權帝國，額我略七世之被誣衊，原因就在這裡。再看看日爾曼的情形，西元1056年，亨利四世繼承日爾曼人王位的時候，只有六歲，在他未成年的這段時間，日爾曼政治的弱點呢，已經全部暴露無遺，既沒有所謂中央政府的系統，又缺乏足以説明國王行使權力的官僚制度，貴族們唯權力是從，亨利三世在位的時候，他們固然不敢跋扈，但母后聽政就不足畏了，也就開始了權力的鬥爭。內戰期間，得勢者挾天子以令諸侯，為個人爭取利益，亨利不斷為各黨派所輪流把持，養成了他反覆無常，多疑急躁的性格，但是，這也日使他體會到日爾曼急需一個強有力的政府。1069年，亨利四世親自主政，決心削弱諸侯的勢力，建立穩固獨立的王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亨利四世認為首要之務，是在建立一個組織嚴密的王畿，作為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基礎；其次是建立一個忠誠可靠的官僚制度，以對抗貴族的擅權，因此，他把薩克遜南部的一塊土地，占為己有。這塊土地位於日爾曼的中心，有豐富的銀礦。他大量任用出身微賤的侍臣，代替貴族和教士，來建立他的官僚制度。亨利四世在執行這些政策時，似乎是操之過急，為了擴張私地，他以各種藉口沒收薩克森公爵的封地，甚至還把公爵監禁起來。他任用了許斯華比亞附庸來鎮守新獲得的土地，因而引起了當地人民的反感，他之重用侍臣又招來了貴族的不滿，因為，政府裡的職位，一直是他們的專利。總之，亨利四世過於激烈的措施，令那些長久以來就掌握著權力的貴族們難以接受。所以，當薩克森人再度叛變的時候，亨利四世竟然得不到任何貴族或教士的支持，結果呢，只有放棄那些大批的新得來的土地。在不得的情況下，亨利四世一反二十年前，羅馬教宗要他父親亨利三世協助的情況，轉向教宗要求支援，而1073年，額我略七世才剛上任不久，亨利四世致書給教宗，向他認罪，並請求他的援助，在言辭上謙卑有加，和他三年後的倨傲相比較，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因為額我略才剛上任，正準備推行改革的相關事宜，而沒有加以理會，這也就播下了亨利四世對教宗懷恨的種子。
1074年，額我略七世召開上任後的第一次“拉特朗教務會議”，重申神職交易和教士結婚的禁令，這個呢，也已經成為歷年羅馬教宗召開會議的慣例了，不過，這次的禁令，不僅在言辭上比較以前更為決斷，而對違反者的懲罰呢，也更為具體，會議的條文說：“凡以金錢交易而獲得神品神職者，今後在教會內不得執行任務；同樣，以金錢買得教堂者，應被革除，今後，一切買賣都視為非法；結婚的教士不得舉行彌撒，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做輔祭，教友也應該拒絕他們的服務……”這些禁令立刻生效，並沒有給了一個緩衝的時間。我們是可以想像到這禁令所引起的良心問題，而其他社會、經濟、政治等問題還在不言之中，神職交易和教士結婚已經是相當普通的事，要使買到職位者放棄職位，已結婚教士放棄妻子兒女，談何容易？如果額我略七世能給這些人一段緩衝的時間，並擬定一套妥善可行的計畫，那麼改革的工作或許會有效，而政教的衝突或許可以避免。
1075年二月，“拉特朗教務會議”，又重申禁上俗人授職的陋規，並且直接指名，禁止亨利四世侵佔教會權益，這儼然是戰爭的號角，中古時代最激烈的一場政教之爭就這樣開始了。
教宗額我略七世上任以後，針對俗人授職的弊病，連續在1074、75年的“拉特朗教務會議”，不斷重申：“凡以金錢或土地交易而獲得神品、神職者，無論是賄買或是贈與，都屬非法，否則授與和接受的雙方都應開除教籍。”尤其在1075年的會議上，直接指名禁止亨利四世侵佔教會權益，明令禁止國王今後錫封主教的職位，儼然吹起了戰爭的號角，中古時代最激烈的一場政教之爭，就此開始。下面繼續探討這場戰爭的情形，並且來看看這場戰爭的結果究竟如何。
俗人賜封神職的權力，不單是宗教上的問題，而且也是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問題。對一般世俗地主，無疑的，這一項禁令是在剝奪他們應有的權利，因此而導致了他們財產的損失。日爾曼的國王更相信這禁令，會促使封建政治和王權政府解體，因為，教士們為政府服務是大家公認的需要，而授職禁令，直接的剝奪了教士們的政治地位。這次的禁令，並不容許有任何例外，不過在執行上也權衡各地方不同的情形，采彈性措施而有寬嚴的區別。在英格蘭和西班牙，這項禁令從未公佈，因為英格蘭才剛被北方諾曼人，也就是維京人所征服，而征服者威廉是教宗的知友；而西班牙地方神職交易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法蘭克的菲力普一世對教會的干涉，教宗對他似乎比較寬容，大致說來，教宗額我略七世的目的是在改革教會，只要各王公顯要不公開違反原則，在執行上，教宗對他們還是樂於讓步的。至於日爾曼的情形，就與英格蘭、法蘭克等地不盡相同。政府組織內的重要成員，幾乎全是高級教士，因為主教和隱修院的院長等人，正是亨利四世用來對抗貴族的主要力量，就日爾曼皇帝的立場而言，放棄授職錫封的權力就等於放棄了政府高級官員的任命權，而且，還危及到徵用教會附庸騎士軍事服務的權力，更損失了大量的經濟來源。當1069年，亨利四世親政以後，一面緊握著控制教會的大權，來對付日爾曼境內善變的貴族，一面又企圖分化倫巴底地區和義大利其他的地區，尤其是教皇國的關係，作為他控制義大利的基地，這些政策都引起革新教會者的不滿。
米蘭是倫巴底首善之區，自從改革運動開始以來，該城教會就分成了新舊兩派，互不相讓。1075這一年，又以選舉主教的問題，兩派之間激烈鬥爭。革新派推選出阿督為米蘭的總主教，並且，也獲得了教宗額我略七世的承認；保守的反對派去請求亨利四世任命一位新的主教。亨利四世明知阿督已經獲得教宗的承認，仍然故意再任命米蘭城的輔祭鐵達道為該城的總主教，羅馬教宗和日爾曼皇帝之間的戰爭，終於揭開了序幕。亨利的這種做法，不但損害到教會的權益，而且可以說，已經侵犯到了教會的領域，是一種挑戰的行為。教宗在忍無可忍之下，在1075年的12月，向亨利四世提出義正辭嚴的照會，致書警告亨利四世的不法行為，雖然沒有明白的說要開除他的教籍，或罷免他皇帝的帝位，但是，字裡行間隱含了類似的威脅，這封信由教宗派了專使親自交給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認為，這是教宗的挑戰，他的答覆是，在1076年的1月，宣佈召開“伏姆斯會議”，參加人員是受亨利封的日爾曼的主教們，會議的議決，是罷免教宗，由亨利四世和每一位主教，各自致書給教宗額我略七世，他們稱教宗是假教宗、假修士。亨利四世給教宗的信裡面，申言討伐教宗額我略七世，逼教宗退位，他說：“我！亨利，因天主聖寵而為國王，偕同所有的主教對您說：‘下臺！下臺！讓你遺臭萬年！’”詞句狂妄、態度傲慢，是歷代所少見。二十天后，教宗收到信函，宣佈召開教務會議，通過罷免亨利四世。凡是參與“伏姆斯會議”的26位日爾曼主教，支持亨利四世的倫巴底主教以及擁護亨利四世的所有教士和教友，一律開除教籍。同時，教宗也致書給日爾曼全體人民，說明事情的經過。這真是一件空前的大事，羅馬教宗不僅是開除了一位皇帝的教籍，而且，剝奪了他所擁有的帝國。而教宗額我略之所以這麼做，是根據宗教上的理由，而不是政治上的理由，亨利四世違背了教會的法規，而且是屢勸不改，那麼以他身為教友的身份，他自然應該受到教會的處分。在一個基督教的社會裡，一個失掉了教友身份的人，自然也就失去資格來統治“基督教共和國”的人民了。額我略表面上，似乎只開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卻也間接的剝奪了他的政權。中古的教會，始終沒有忘記這件大事，而以後的教宗，也多步上額我略的後塵，以同樣的方式來對付不服從教會的帝王們。七百年前，米蘭的總主教聖盎博羅削所說的：“皇帝是在教會之內，而非在教會之上。”的教權至上說，又再一次的由事實來加以證明。
自從罷免之令公佈以後，不僅日爾曼的貴族們公開的叛變，連過去支持亨利的主教們也都離開了亨利。為了挽救這個局面，亨利再度在伏姆斯召開帝國會議，而額我略教宗也致書給梅因斯的主教赫爾曼，解釋“神職”和“王權”的關係。我們看出來，當前的爭執，已經不是額我略和亨利個人之間的爭執，而是羅馬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之間的爭執，爭執的內容，已經不是鍚封教士之權屬于誰？而是變成了“神權”和“王權”，究竟誰高誰低的問題了，這一點，就是這次衝突的真正意義和價值之所在！
為了回應額我略的呼籲，1076年10月，日爾曼的貴族在萊茵河畔的奧本漢集會，亨利呢？也被邀參加，大會議決說：“在指定的時間內亨利應該表明立場，假如亨利能公開悔過，獲得教宗的赦免，就既往不咎，否則的話，就要另外選舉賢能者做日爾曼的君王，大會又通過1077年二月在奧格斯堡集會，邀請教宗‘額我略’親自來主持。”亨利眼見大勢已去，為了拖延時間，發表了兩則聲明，一則表示，服從教宗。一則呢，取消反額我略的命令。
1076年的冬天，額我略應日爾曼貴族的邀請，離開羅馬北上，來到卡諾撒，準備出席“奧格斯堡會議”。1077年的一月裡，亨利和幾個隨從，經過長途跋涉，偷偷的翻越阿爾卑斯山也來到了卡諾撒，一連三天三夜，身上穿著罪人請求贖罪的粗麻衣服，光著頭、赤著腳，站在卡諾撒堡壘前。卡諾撒堡壘屬於女公爵麥蒂爾達所有，當時女公爵的繼承人亞特萊和克呂尼修道院院長休格督與教宗額我略同在。亨利派人致書給教宗，懇求教宗取消開除教籍的成令，還表示願意遵行教會的規章。額我略比堡壘中的諸侯公主們更心硬，諸侯們曾經請求教宗的開恩，尤其是女公爵和公主們還曾流淚請求，而教宗這時候，可以說是陷於進退維谷，兩難的境界中而不知所措。身為神長的他，不應該拒絕為懺悔者赦罪，可是，他洞察了亨利的內心，懷疑這個昨天還暴戾恣睢，今天又如此謙卑、唯唯諾諾的人的真誠，對亨利的悔過未嘗不深具戒心，但是，若不赦免他，實在有違宗教領袖的精神，而且，輿論對他無動於衷的冷漠態度，開始有了微詞。最後，他司鐸神職的責任感占了上風，赦免了亨利，撤銷了對亨利所下開除教籍的禁令，亨利也答應宣誓服從教宗。額我略以政治家的眼光及以後的事實證明了，他自己已經鑄下了大錯，在《致日爾曼公侯》的信函中，表露了他內心的惶恐。有的歷史家批評他做宗教家有餘，當政治家則不足。在宗教和社會的兩大壓力下，教宗雖然看透了亨利的苦肉計，而額我略似乎舍寬仁之外，也別無他途了。“卡諾撒事件”是歐洲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至少在表面上，“政權”已經完全向“教權”屈服，可是許多歷史家卻認為亨利才是真正的勝利者，以後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政治的詭計遮掩不了額我略的偉大精神，雖然明知自投羅網，卻不能出賣自己的信仰和原則，額我略在卡諾撒事件中，證明了他是一個宗教家，而不是某些歷史家所說的“一個想要統治基督教共和國的野心家”。教宗額我略七世，聖教會在他去逝以後，將他列入聖品，加人了天上聖人的行列。
“卡諾撒事件”解決了亨利個人的問題，卻沒有解決日爾曼的政治問題。1077年的三月，日爾曼的貴族們，在佛森集會，不顧教宗代表的反對，罷免了亨利，踴立魯道夫為國王，於是，日爾曼境內兵戎相見，內戰興起。魯道夫是亨利四世的姐夫，他當選國王後，立刻宣誓放棄鍚封教士的特權，而且不企圖使王位再世襲。而亨利從卡諾撒回來後，不顧自己的誓言，繼續控制教士，干涉教會的內政，而且還曾一度要求教宗開除魯道夫的教籍。自從內戰以來，教宗始終保持中立的態度，亨利既然故態復萌，教宗於是在1080年的教務會議中，再度開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免除了他的王位，並且正式承認魯道夫為國王，亨利就率領日爾曼的主教先後在班堡、梅因斯、布裡森等地召開會議，反擊教宗，稱教宗是魔術家、妖巫、異端的保護者、謀刹犯，誣陷教宗毒殺四位前任的教宗，在會議中把教宗免職，另立拉溫那的總主教為克勒孟三世。五年前的政教衝突，又再死灰復燃，而且還得為慘烈。由於日爾曼局勢的劇變，教宗額我略的處境越來越困難“魯道夫在一次內戰中受傷不治陣亡，亨利也就在1081年的春天，率領軍隊入侵義大利，逼近了羅馬城，但因軍力薄弱，沒有能夠攻下羅馬城，經過了長達四年的圍攻，1084年，羅馬終告不敵而陷落於亨利四世之手，十天以後，亨利就在克勒孟三世的手中接受皇冠，額我略避難于聖天使堡壘。這位被開除了教籍的皇帝，便由他自己所立的教宗加冕。最後，羅拜基斯卡率領諾曼人抵達羅馬，驅逐日爾曼人，解救了教宗，不料解救者反而在羅馬橫行蹂躪，遭到羅馬人民的怨恨，他們把這種怨恨轉加在教宗身上，教宗為了避免報復，無奈地隨諾曼人退出羅馬去沙勒諾避難。一年以後，含恨而死，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愛正義，憎恨罪惡，因此流亡而死！”一位處約不屈，處順不驕，始終為爭取教會的權利而奮鬥的偉大教宗，就這樣去逝了！從世俗的眼光看來，好像被武力征服，其實真是勝利者，他那清除教會積弊的努力終將結果，他的信念也終將實現。他爭取到教會選擇自己的領袖人物的自由，也鞏固了神職人員的獨身制。
額我略七世含恨而死，在他去逝以後，沒有人願意當教宗，樞機們兩次都選出卡西諾本篤會修道院的院長為教宗，但都沒有被他本人接受，第三次再選，仍然是這位院長，他才勉強接受。而後，他又打算辭職，當時羅馬已經是呈半廢虛狀態，宗座的經費也已經枯竭，難怪有些教宗，一直保有他原有的主教職位，以便能得到生活費用。新教宗就是維克多三世，身為卡西諾修道院院長的他，在經費方面是不成問題的，他甚至答應給願意接受教宗冠冕的人相當的薪俸，正是買賣聖職的倒置方式。在過去，教宗的就任從來沒有像這次如此的勉強。維克多三世曾經是額我略七世推動的革新運動的柱石，他決心遵循額我略七世的遺志，可惜他在額我略去逝的兩年後的1087年，也去逝了。繼維克多三世的教宗是克呂尼修道院的院長，富有毅力和政治意識的吳爾朋二世，他是法蘭西人，在額我略七世任內，曾經召他到羅馬，贈給他樞機的榮譽。曾經有學者拿吳爾朋與古羅馬帝國皇帝奧古斯都相比，拿額我略七世與凱撒相比，是有道理的。因為吳爾朋二世是額我略七世以後，比較幸運的一位教宗，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比擬並不太適當，因為中古時代最偉大的教宗與帝國的統治者是不相同的，也就沒法兒比擬。在吳爾朋二世上任時，羅馬被亨利四世所任命的對立教宗克勒孟三世所佔據，吳爾朋在羅馬城外逗留很久，他和諾曼人、法蘭西人為伍，他對聖物、神品神職的買賣以及俗人錫封神職權的禁止，在執行上更加嚴厲。法王菲力普一世離婚後，又拐騙宮中婦女，被吳爾朋二世開除教籍，菲力普一世只得改變生活，取得教宗的赦免。1085年，回教徒退出西班牙的舊都多來道，吳爾朋仍命多來道總主教擔任西班牙的首席主教。吳爾朋還一面和巴伐利亞、洛林、薩克森等封建諸侯組成聯合陣線，支持亨利四世的長子孔拉德的叛變；一面又號召歐洲十字軍，籍以樹立羅馬教會的威望，也因而介身於歐洲歷史的洪流中。十字軍東征的歷史，以及和教會的關係，以後再進行介紹。正當吳爾朋二世高瞻遠矚，籍十字軍的幫助，駕淩歐洲各王侯之上時，固守在北義大利的日爾曼王亨利四世，似乎已經被世人所遺忘，他常與麥蒂爾達的軍隊交戰，1094年，麥蒂爾達把對立的克勒孟三世逐出羅馬，亨利四世在1094年戰敗回到日爾曼，平定了長子孔拉德的叛變，次子又繼而叛變，把亨利四世禁錮在監獄中，然後被兒子所逼而退位，亨利四世不久以後就去逝了，他始終沒有再被恢復他的教籍。亨利四世死後，由次子享利五世即位，他的各種作風，不亞于其父亨利四世。因此，也被開除教籍。
教會與日爾曼人之間的“俗人錫封神職”的權利之爭直到這時，仍然沒有解決，教宗和其他國家建立妥協政策的困難都不大。1098年，教宗吳爾朋二世與法蘭西的國王協議成功，法蘭西國王從此以後，不再任命主教，不過教宗也作了讓步，承認法國國王有批准合法人選，授給新當選的主教教會的財產的權利。日爾曼王亨利五世，並沒有意思要放棄已經享有的權利，雖然當初王位還不穩固，還需要教宗的幫忙時，曾經許下過漂亮的諾言，教宗吳爾朋二世沒有能夠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就去逝了。繼承者是巴斯卡二世，他是一位好謀臣，卻不是一位果斷的領袖。當1110年，亨利五世率軍南下，次年佔據了羅馬後，教宗巴斯卡遭到嚴重的壓迫，除了為亨利五世舉行加冕典禮之外，並準備投降，他竟然還向亨利五世建議，日爾曼境內的主教們，放棄帝國所授封建制度的權益，包括廣大的土也、特權、統治權等，他們不再是皇帝的諸侯，而皇帝呢，則不再有權干涉教會選舉的事務。當教宗宣佈這個建議時，教會人士大為譁然，甚至還發生了流血暴動，亨利五世立刻將教宗、16位樞機及少數貴族逮捕。巴斯卡被迫承認亨利有無限度的行為，當享利五世北返後，教宗巴斯卡二世宣佈他被迫所簽訂的協議無效，取消對亨利五世的讓步，重申額我略的禁令，於是亨利五世又再度到羅馬圍攻教宗，巴斯卡二世在保衛戰中陣亡。
教宗巴斯卡二世的建議，幾乎可以說是，今日的政教分離制，這充分表示出這位出身隱修院的教宗，一相情願的理想主義，但在中古時代根本是無法實行的，這也說明了，他並不瞭解日爾曼帝國的實際狀況，因而遭到了日爾曼主教的公然反抗，最後還賠上了自己的生命。繼承者是蓋拉西二世，是1073年以來，出身修道院的第五位教宗，他退居到凱達，亨利五世又去圍攻他，蓋拉西二世一怒，開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教宗逃亡到克呂尼，從他登基為教宗到他去逝，為時還不到一年。按照慣例，樞機們在前任教宗亡故之地，選舉新教宗，這次當選的，不再是隱修士，取名為加利斯督二世。他是一位眼光遠大，具有王公氣概的政治家，對錫封神職的問題，決心找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辦法，經過長時間的、多方面的研究和討論，終於和亨利五世達成了共識。在1122年，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伏姆斯協定》。在皇帝方面，亨利五世答應，在可以的情況下，賠償從戰爭開始以來，包括他和他父親亨利四世的統治時期，宗座所遭受的一切損失，而且，答應放棄錫封之權，不再干涉主教的選舉，不舉行錫封禮中的宗教儀式、授予主教權杖和權戒；在教宗方面，准于所有的主教的選舉，必須在皇帝或是皇帝的代表面前舉行。換句話說，皇帝有權出席教會所召開的選舉主教的會議，如果發生選舉糾紛時，皇帝有權和主教共同解決爭端。選舉完畢之後，由皇帝向新當選的主教，授給教會財產和其他相關的事物。《伏姆斯協定》使得俗人錫封神職的爭戰，羅馬教宗與日爾曼皇帝之間的衝突，暫且告一段落，我們在這裡可以提出一個問題，《伏姆斯協定》究竟算不算是教會的勝利？幾十年來，歷代教宗臨深履薄、兵連禍結，動不動就開除皇帝的教籍，現在，日爾曼皇帝終於答應放棄任冊封主教的大權，僅僅保留選舉完成之後，授給財產的權利，一場爭端終於平息下來。但是，如果皇帝願意，仍然有影響選舉的可能性。俗人錫封神權之爭，原來只不過是教會與國家之間，屢見不鮮的許多衝突之一。《伏姆斯協定》雖然使羅馬教宗與日爾曼皇帝間的衝突告一段落，但是政教衝突的基本原因並沒有消失，那就是在基督教社會裡，“政權”與“教權”熟高熟低的問題，俗人錫封神職的問題，在表面上固然是解決了，但它之所以造成陋習的原因，也還繼續的存在著，所以俗人控制教會選舉的事，還要再過好幾百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來源：天主教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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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7-11 00:2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