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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全盛時期其他新修會
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規定以後，非經特許不能創立新的修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議”議決的第十三條條文說：“為了使教會內各種不同的修會有條不紊，今後嚴格禁止新形式的修道生活的產生。願意度隱修生活的人，可以從已經批准的修會中，去選擇適合自己的修會，而願意創立新修會的人，得從已經批准的會規中選采一種。”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條文規定呢？那是因為在當時，一般的群眾運動，常常隱含了反教會或是有著裂教的傾向，就像在前面幾講中，曾經提到的華爾道派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也可能是由於參加大公會議的主教們，看到托缽修會的崛起，心裏多少存有疑慮。無論如何這一條文必須以教會的法律條文來解釋，也就是說，從今以後，非有特許，不得創立新的修會。換句話說，1215年的大公會議，把教會內的整個有關修會的制度的監察權歸屬于教宗。十一世紀的隱修會會規，早已獲得了宗座的許可，隨熙篤會之後，呈請教宗批准修會會規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以往的修道生活，都以傳統的規範，修道者盡力模仿效法古代修士的生活。從此以後，既使生活方式和古代修士不同，只要教會的元首予以承認，也可以成為一個修道者，因此，這次“拉特朗大公會議”不但沒有阻塞了修道生活的路，反而使得修道生活的範圍更加的擴大了。而事實上，從此以後新修會的創立，都得到了教會的批准。13世紀時托缽修會除了道明會於1216年、方濟會於1223年獲得教宗的批准之外，第三個要介紹的托缽修會是加爾默爾聖衣會。聖衣會發源於聖地巴勒斯坦，由法國神父在1155年創立於加爾默爾山，不屬於軍旅修會，而是一個隱修團體。他們最早的會規是在1226年得到教宗何諾留三世的批准，後來因為巴勒斯坦的環境不利，就在1238年遷到塞普魯斯，再由塞普魯斯去了歐洲。1241年，英國籍的西門斯•多格，他把去到歐洲的聖衣會從隱修院改為托缽修會。在1247年又得到道明會的協助，重訂會規，也放棄過去一人獨處私室的生活，而採用共同生活制，1274年的“里昂會議”正式承認成為托缽修會的一支。在十六世紀以前，這個修會沒有什麼重要性。除此之外，在1235年，教宗額我略九世批准聖母慈善會。1239年批准聖方濟第二會也就是貧窮加辣修女會。加辣是這個女修會的第一任總會長聖女加辣。她是義大利亞西西的一位富家少女，因為在亞西西的主教座堂聽見聖方濟講論天主，因而也決心拋棄一切，在貧窮中尋找天主。另外還有一個很有前途的修會，也從隱修會改制為托缽修會，那就是享有盛名的奧斯定隱修會。1243年，教宗依諾森四世把都斯加尼的幾個隱修團體合併成一個修會。教宗亞力山大四世又在1256年，促使其他的團體也加入這個修會，採用奧斯定的規則，他們專門從事神學方面的研究。
我們知道修會生活不是人人都能進的，所以，聖方濟和聖道明也都為嚮往度全德生活的教友們，建立了第三會，凡是參加第三會的人，無論是結過婚的，或是還沒有結婚的，他們在會士們的領導下，都努力實踐修道的理想，在個人的家裏，遵守與自己的身份相稱的規律。聖方濟第三會和聖道明第三會，在十三世紀，對基督修仰的社會各階層，從最微小平凡的平民老百姓，到王公貴族，都曾有過相當廣泛的影響，比方說，法王聖路易九世和匈牙利的皇后依麗沙白，都是方濟會第三會的會員。
“拉特朗大公會議”以後，托缽修會的建立和批准，盛極一時，創建還不到一個世紀的道明會，已經有21個省，562座會院。方濟會因為對神貧的看法有岐見，內部發生了爭執，最後仍然不免分裂，其中最大的是聖文都拉所統整的新派，在十五世紀中葉時，已有會士兩萬人，一千四百座會院。十五世紀末，人數最多的，應該是奧斯定隱士會，會士大概在三萬人左右。
最後一齊來探討，托缽修會在牧靈工作上的責獻。對我們的教會而言，新興的修會，尤其是方濟會和道明會，都有非常重要的貢獻。托缽修會與過去的修會，最大的不同之處，並不是在會士個人的神貧精神，所有較早的修會，像熙篤會等，都注重會士的苦行和神貧，而托缽修會的創新則是連修院本身也必須實行神貧的精神。托缽修會沒有專屬自己的森林、池塘、耕地、佃戶或雇農，只有生活必須的東西，或是教堂附近幾間簡陋的小屋子，此外，已經是別無長物了。托缽修會會士們的家，不再是修院，而是整個修會的總會址。自從聖本篤以後，修院生活的基礎，穩定性和永久性，都已經動搖起來，這一點，只有當一個，願意過無求於世的生活時，才能辦得到。在社會環境演變的挑戰下，托缽修會在民間不再是精神上的主人或封王，而是民眾的兄弟，他們不是仰仗權利，而是以共同的信賴為基礎，民眾不需走向他們，而是他們走入群眾，他們把教會帶到一般平民中間。當時的在俗教士的腐敗，往往使人懷疑起教會的真正任務，可是托缽修會是用自己的生活來證明基督的真精神，他們和一般百姓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他們比社會上最窮的人還更窮，他們到處宣講，不願勉強人，只願勸導訓誨。鄉人、兒童、軍人、囚犯、教外人、異端派都成了他們的朋友，他們服務於教堂、醫院、痲瘋病院、監獄等場所，他們訪問貧病、照顧孤兒寡婦，這正顯示了教會的博愛精神，並不因為少數不盡責的教士，而喪失了教會的真正面貌。這一批新形式的托缽修士們的努力，暫時緩和了反教士和反教會的情緒，在教會的傳教史上，開展了一個新的紀元。這是第一個貢獻，道明會、方濟會和會士們都從事學術研究，消極方面，他們駁斥異端、保護了純正的信仰，積極次面，他們企圖融合亞裏斯多德的哲學和基督教會的神學，因而產生了中古時代，執學術牛耳的“土林哲學”，這是第二個貢獻。第三個貢獻呢，托缽修會的會士們跋涉長途，到歐洲以外的地區去傳教，方濟會士和道明會士先後出使蒙古，其中最最著名的要數方濟會士蒙高未諾。他從1289年到1328年在中國傳教，還擔任過北京的總主教。1318年，羅馬教宗劃分傳教區，亞美尼亞、波斯、中亞一直到中國屬方濟會士，印度則屬道明會士。
來源：天主教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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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7-18 00: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