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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代，它繼承了工業革命的發展，利用種種的工具，把人類的生産力，在數十年間猛然釋放，人類社會由工業社會迅速地轉變成經濟社會。而人類也可以不用再終日埋首于大大小小的機械工具，過著刻板而沉悶的生活。這發展當中並沒有少了血的教訓，20世紀上半葉戰火連綿，在亞洲和歐洲大陸，幾乎沒有一刻、沒有一爿土地看不見子彈在飛。二次大戰之後，人們開始反思生命的意義，並嘗試用不同的手段，為全人類找出一個路向，希冀可以借此讓人類不再擔驚受怕于莫名其妙的戰爭，甚至因此而犧牲。
戰後有的人選擇把自己與敵人永遠分開，以思想作為工具，盼望借此可以保護自己的後代，免受戰火的煎熬與不公義的剝削。有些人則沒有去追究誰是戰爭的禍首，只埋首於世界秩序的重建，防止大領域戰爭的出現，並進行龐大的物質建設，締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果。他們的成功讓不少人改變了他們對生命的觀感和地緣的概念。這一方面改變了人們的道德價值觀，一方面通過地緣概念的模糊，把世界不同的獨立政治個體，用經濟手段連成一起，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變成世界發展的一個共同目標。
20世紀成功地把我們的世界世俗化(secularized world)，經濟與科技的成功似乎和我們的故有文化和宗教，尤其是非基督教的毫無關係。因此，本來在二次大戰後存在的兩大意識形態對壘，40年後變得無聊而逐漸消失，因為人們終於認識到物質生活的發達並不在於意識形態取向，而在於經濟活動的頻率與方向。然而，冷戰時代的終結並沒有帶來預期的長治久安。在20世紀末葉，本來的意識形態對壘竟又轉變成東西方文化與宗教的對壘，矛盾至今仍未消解。
事態的發展其實是有跡可尋的，世界各國在戰後發展的起點並不一致，有相同文化宗教背景或意識形態的國家，很容易走在一起。美國這個並沒有受戰火洗禮的國家自然比其他國家佔有發展上的優勢，而美國的(文化)同盟國也自然比其他國家更容易從戰爭中恢復過來。如果人們不好好反思這種差異的成因，則往往會簡單地把它歸入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兩種對立關係，結果只會讓它變成(文化上的)階級對抗。這種文化上的對抗與衝突，其實Samuel Huntington早于1993年的演講有所論及，並詳細討論于他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Touchstone,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7
不過他的理論只是説明瞭文化衝突的必然性，未有詳細探討世俗化與全球經濟發展兩者與文化衝突的關係。
20世紀末葉至21世紀初，金融制度的一再崩潰；地區性的衝突至今猶未停歇，再次説明瞭上世紀的經濟繁榮不是沒有代價的。個中的原因很明顯是故有的道德價值不再受到重視甚至被人摒棄，使一部分人或組織獨佔經濟發展成果變得理所當然。要避免這些事情(戰亂、經濟崩潰及文明衝突等)一再重復地出現，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研究便變得有其迫切性。本文將回顧過去20年左右的世界發展，並從探討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重新審視我國故有文化中道教可以擔當的角色，並希望借此可以引出更多的討論，為未來社會的和平穩定發展，指示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什麼是可持續發展？
按照聯合國在1987年發表的名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可持續發展是不需要犧牲後代權益且可以滿足現在需求的發展。這裡面有兩個重點：‘一、需求必須以世界上貧窮人口的需求來釐定；二、在地的技術與社會架構對處理現在和未來的環境需求能力存在局限性。’”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It contains within it two key concepts: (i) the concept of ‘needs’, in particular the essential needs of the world's poor, to which overriding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and (ii) the idea of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he state of technolog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environment's ability to meet present and future needs.” – “Our Common Future” 第二章第一項 – 聯合國第A/42/427號文件。
聯合國在2005年的世界峰會總結報告指出可持續發展的互相支援與依賴的支柱有三：分別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第四十八項 – 聯合國第A/60/L.1號文件。
。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消滅貧窮和改變一切對環境造成破壞的生産與消耗技術。另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已經從文化多元的現實上為可持續發展加上第四條支柱：文化多元發展，這補充和照顧了我們必須面對和處理現在於不同地域有不同文化的現實。
以上可見，聯合國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很寬鬆，它簡略地説明瞭所謂的需求來自四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環境方面和文化方面。而具體要達到什麼樣的結果，聯合國則在上述第二個重點上明確指出實際結果往往會因在地的技術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産生差異。
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上文已約略指出了可持續發展的目的，短期而言，就是要滿足目前的需求；長期而言，則是要消滅貧窮。然而滿足目前需求的目的又意味著什麼呢？聯合國並沒有詳細闡明，也沒有説明個人的需求與集體的需求之間應有怎麼樣的互動，是個人的需求淩駕在集體之上，還是個人的需求在集體的需求下必須受到壓抑？還有這兩者之間有沒有一個最優化的平衡點？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依照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分析，人類的需求有五大類，分別是(1)生理需求；(2)安全需求；(3)社會需求；(4)尊重需求；和(5)自我實現需求。在他提出五大需求的時代，各需求的重要性是以生理需求最大，而自我實現最小。近代的研究則顯示，這五種需求的重要性因應在地的經濟發展而有所不同。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集中在生理需求與安全需求上。而已發展國家則集中在尊重與自我實現這兩方面。從這個結果，我們發現人類的需求存在著一種由物質轉向精神的自然轉向，這説明瞭20世紀下半葉西方世界所強調的人類無非是經濟動物的謬誤。事實上，我們似乎正為這謬誤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
為了讓可持續發展變成可以執行的一種發展，不少學者對聯合國的定義作了不少補充。如貝克曼（Beckerman，1999）就強調了可持續發展是一種跨世代的發展，也就是説，人們在制訂發展方向時不能不同時考慮這決定對後世的影響。而另一個學者比克曼(Beekman，2004)則説明瞭人們在尋求滿足個人與集體的需求時，必須要適當地節制，使(可持續發展)能同時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這與道教的道德基礎之一的“儉”，卻也空前吻合。
哲學與文化在社會發展上有沒有可擔當的角色？
20世紀的經濟和科技成果，讓人懷疑傳統的道德價值系統是否不再適用於現代社會，進而對道德價值系統所植根的哲學與文化在現代社會所擔當的角色質疑。現在大學入學選科大多數集中在商工理，文史哲變得只是少數人不情不願的選擇，這樣的一種發展，只會有越來越多人認同哲學與文化對社會的發展並無任何關係，哲學文化只是在象牙塔中的一種學問而已。而事實上是否如此？
2003年新加坡一位學者張漢音（Johannes Han-Yin Chang）發表了一篇論文：《新加坡的文化、國家與經濟發展》(Cultur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文章中他回顧了立國35年的新加坡是如何發展成為一個城市國家，而他的結論是新加坡的成就與她的文化背景正好與馬克斯韋伯所闡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文化影響背道而馳。張與一部分學者都認為新加坡政府的基本價值來自七種哲思：新社會達爾文主義、聯結主義、中庸理性主義、現實主義、社區化主義、保守自由主義及精英主義
轉載自 國際道教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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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8-26 1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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