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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也是20世紀受到嚴重衝擊的宗教。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政治空氣的寬鬆，宗教活動日益活躍。中國宗教的復興和中國最近30年以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變化是緊密聯繫的。然而，道教信仰是否能夠以傳統的形式繼續生存下去？中國新一代的公民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享用祖先的文化遺産？
一、道教復興的一些特點
20世紀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開始了對傳統宗教的打擊。這個打擊到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達到極端。8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開始寬鬆，宗教活動也逐漸恢復。不過這是自上而下的恢復，而且只是局限于教團組織的恢復建設，還沒有普遍地在民眾裏展開。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到了20世紀末期，中國真正有了來自社會而不是政府提供的宗教復興環境。楊鳳崗教授的中國宗教市場論已經討論到這個環境
楊鳳崗：《中國宗教的三色市場》，《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所謂三色市場説明宗教的復興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和表現形式。這也就是我要説的特點。
1.和民俗相聯繫的道教復興。這是最基層的民眾對於道教文化的需求。這些需要並沒有一致的特徵。它主要和基層民眾的傳統習慣結合在一起。美國社會學家楊美惠以及中外的漢學家們都已經對浙江的民間道教的恢復做了多年的觀察
比較著名的有法國遠東學院等研究單位出版的《客家傳統社會叢書》、王秋桂領銜在大陸廣泛實施的儀式與戲劇研究以及徐宏圖等人的田野考察。
以趙世瑜為代表的對華北民俗復興的研究可以給我們提供民間社會道教復興的資訊
《狂歡與日常》，三聯書店2002年出版。
劉仲宇教授的研究特別對上海都市道教的復興做了深入考察
劉仲宇：《正逢時運》，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出版。
。這些民俗有節日喜慶民俗、生育喪葬民俗，還有命相風水等方術民俗。這些民俗活動有些是團體行為，也有些是零星的個別行為。它們基本上都屬於民眾的自發行為，不是發自道士教團的有組織行為。和民俗相聯繫的道教活動是最樸素也是最傳統的信仰和消費方式。他們是道教生存的最基層的土壤。這些民眾可能並不自稱為道教。他們崇拜的法師也很難被政府或道教協會承認為道士。但是，我仍然把他們看作最基本的道教現象。這些恢復以後的信仰活動和歷史上有哪些區別，有哪些有新時代生長出來的外部特徵，我還沒有認真研究。
2.發自教團的復興。道教教團的復興和其他宗教一樣從80年代各地道教協會的恢復建立開始。進入21世紀以後，道教教團的復興進入全新的階段。首先是道教宮觀的重建和新建。由於政治環境的寬鬆，道觀已經成為宣傳道教的最有效的工具，也是民眾參與道教活動的最方便的場所。道觀的建設也涉及了多方面的群體及其利益，形成了和政府、企業乃至其他宗教的合作或者競爭的關係。2000年以後，教團發起主辦或者聯合政府以及經濟實體共同舉辦許多大型道教活動。最著名的是2007年的“國際道德經論壇”。山東半島的縣市政府參與主辦了全真教聖地的重建和學術討論會
最重要的是2007年棲霞縣政府主辦的丘處機創建的太虛觀的重建開光活動。
。2004年四川地方政府和道教協會以及四川大學聯合舉辦的道教文化節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2010年廣東省也舉辦了道教文化節。大陸的道教團體和港臺道教的聯繫日益密切。政府的世界華人聯誼政策也為這種活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因此，中國大陸的道教復興推動了世界華人文化認同的潮流。幾年來，教團和學術研究教學單位聯合舉辦的學術討論會逐漸密集起來，不少學者參與了教團旨在宣教的活動
比較有代表性的活動是2009年重陽祖師靈骨安葬儀式。
。教團的行為既有宣傳教門的目的，也有實現經濟財産所有權的目的。教團的這些行為和政府有互利或競爭關係。總之，道教教團在今天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社會活動了。學者的參與有失客觀，但是畢竟推動了道教的復興。政府的行為則極大地強化了道教對社會大眾的影響。需要指出的進入21世紀以後的這類活動中道教教團居於主導地位的比重逐漸增大。這個現象也説明道教教團開始尋求道路融入主流文化。這是有利於道教的現代化的。
3.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政府可能有著獨立的復興道教的活動。出於政府的整體籌劃，他們希望獨立開發道教文化資源特別是地理資源。他們的發展規劃甚至不必尊重當地道士的主張，也不必聯合道士共同實施。北京東嶽廟民俗博物館的建設和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些地區的政府行為有運用權力的方便壟斷道教資源的嫌疑。北京東嶽廟的恢復完全是一個不以道教復興為宗旨的設計，但是它仍然可以看作之道教復興的一個例證。因為這類設計反映了新時代的政府和民眾如何享用傳統宗教的資源。南方某縣政府希望利用當地的道教神話和自然資源建設現代科技和管理模式的療養院，北京民俗博物館則希望利用東嶽廟積累的老北京民俗傳統設計新型的文化休閒模式和教育模式。這些設計表現了和第一種類型的民眾行為完全不同的道教文化消費形式，也可以看做是道教的新的生存形態。
轉載自 國際道教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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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8-29 09:5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