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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皆在求樂 於 2015-6-26 20:52 編輯
大陸地區共產黨是成熟的流氓
共產黨有軟硬兩面功夫。軟功：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強迫人接受馬克思主義，造謠欺騙，掩蓋眞象，心理戰，製造恐怖氣氛，恐懼症，健忘症；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裝鬥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鬥，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共產黨製造恐怖的保證。
共產黨往往是軟硬兼施，時鬆時緊，外鬆內緊，一放一收，引蛇出洞。陸共在國共戰爭時期不停的以民主來攻擊國民黨，但在共産黨統治區內的知識分子王實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當成典型整鬥，最後遭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當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時，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准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共產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共產黨知道你達到極限了，也知道你是“忠于”共產黨的，於是過關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監獄裏不斷看見別人被殺，以爲自己也要被處死了，出于活命的本能，主動配合，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最後寫了《我的前半生》，成爲陸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範。
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産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爲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後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這種心理學現象，事實早已被陸共成功的運用于對敵人以至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共產黨的暴政
說到暴政，中華人往往會聯想到秦始皇的苛政與焚書坑儒。秦始皇的「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漢書．食貨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徵斂無度、賦稅奇重；好大喜功、濫用民力；嚴刑峻法、鄰里連坐；箝制思想、焚書坑儒。秦國約有一千萬人口，竟徵用了二百萬人為役，占了壯年人口的三分之一。秦始皇進而把嚴刑峻法施於思想領域，大肆禁錮思想自由，曾將非議朝政的儒生方士殺之千餘。
與「狼虎之秦」相比，共產黨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所共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共產黨的統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對內對外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之上。毛澤東自己也曾直言不諱：「秦始皇算甚麼？他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還得要我們加以補充。」（《東方文化》,2000年4期錢伯誠文）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大陸地區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步履艱難走過的65年。看一看大陸地區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是怎樣以暴力革命的學說實行恐怖統治。「殺人」與「誅心」並用，鎮壓共產黨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場。
反右運動——誅心全大陸地區，以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裴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1957年，在大陸地區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號召大陸地區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共分子」誘騙出來。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
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結果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五十四萬名「右派分子」。二十七萬人失去公職。二十三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人把毛澤東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那麼引起這麼多右派與反共產主義分子近三十年流放邊遠寒苦地區的「反動言論」究竟是甚麼呢？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講演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陸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這些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共產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大陸地區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大陸地區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共產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著共產黨員的臉色做事。這幾個人都明確表示了願意跟著共產黨走，提的意見也都沒越出魯迅所描述的「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請脫下來洗一洗吧」的範圍。
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人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不過是批評、建議。就是這些批評和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隨之而來的還有「向共產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共產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共。其下場輕者是不斷地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也沒有了公費醫療。他們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至此以後，一部份學者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共產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反右之後，大陸地區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通過謠言和虛偽行為來逃避事實、歪曲事實。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大陸地區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全大陸地區人民在共產黨的邪惡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言與愚行中強制地把共產黨的暴虐邪氣植入了知識份子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宏偉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直到大飢荒拂卷大陸地區，餓孚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為馬，並非不知道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了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漸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了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情。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文化大革命——乾坤倒轉
說到暴政就不能不提文化大革命。1966年，大陸地區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大陸地區文化大革命：「這眞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麥諾教授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七百七十三萬人。
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造反運動形成的無政府狀態下發生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大陸地區出版的數千冊縣志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共產黨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大陸地區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大陸地區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兇手大多是共軍、武裝民兵和各級共產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卻被遮掩起來。
1966年8月，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回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大陸地區各個大都市蔓延，多達四十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司局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陸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眞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北京」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北京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紅衛兵對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公安局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主持遣返活動中的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陸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8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共產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很多知識份子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共產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共產黨的在廣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後入共產黨的，有二萬多人是入共產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統計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壞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講的這句話在當年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級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制造了35萬余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暴力屠殺的首案、大案全是共產黨機器的行為，是由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共軍、警察、武裝民兵和共產黨團骨幹。若說土改是為了土地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文化大革命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甚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大陸地區，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被崇拜。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理想於億萬人心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甚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甚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大陸地區人民實行著「早請示，晚彙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無人沒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彙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個人——毛澤東，只誦讀一本書——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關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時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惡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大陸地區人生活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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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6-24 21: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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