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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博物館法》三讀通過，條文中明定「為蒐藏、保存、研究原住民族文獻、歷史與文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設置原住民族博物館，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使得原住民族文物的來源以及其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再度受到關注。2016年，臺大原研中心便將「原住民族與博物館」定為公共議題的主題，並已於上半年辦理一系列的講座，並於今天和執行「大館帶小館」計畫的臺灣博物館一同合作舉辦公共論壇，廣邀各方機關主管、學者專家、工藝師一同討論原住民藏品與原住民和典藏機構的關係。
講座分為三部分，第一場次為「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第二場次為「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物的新關係」，第三場次則為綜合座談。論壇一開始先由孫大川副院長致詞，他提到臺灣原住民嚴重的文化流失問題，並認為原住民族的文物是除了原住民族語言、文字以外認識原住民文化的重要環節之一，釐清文物的來源與歷史，將能夠幫助該民族回溯到更久遠的群體記憶。因此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投入臺灣的物質文化研究， 幫助拼湊更完整的文化版圖，也希望也更多的私人收藏能夠公開，幫助年輕的世代更深入了、運用、找回自己的文化。隨後，原研中心的童元昭主任接著說明，與臺博館李子寧副研究員合作的契機是來自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他們經過幾次在部落的會面，發現原研中心和臺博館執行計畫的理念相近，皆希望能透過博物館與部落的合作，幫助原住民族技術與社會記憶的重建。童主任希望這一次的研討會能夠討論將典藏機構的資源交與部落運用的方式，以及關注目前正在進行選址作業的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是否能發揮發展歷史正義的作用。
第一場：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
第一場的場次為「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邀請到文化部文化資源司司長陳登欽擔任主持人，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王嵩山教授、立法委員鄭天財、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教所副教授蔡志偉以及臺博館研究組副研究員李子寧擔任與談人。王嵩山教授首先針對文物的概念進行發表，王教授表示，文物返還在世界歷史上的脈絡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關注文化遺產這項議題開始，之後對於文化遺產的界定便從有形、無形、事件記憶持續向外延伸定義，持續引發討論，也影響到後來文物回歸的議題與行動。將母語、土地、名稱等擺入無形資產的脈絡之下來看，臺灣最早的返還則可以追溯到「還我土地」、「還我姓名」的運動，然而雖然文物的型態意義多元，隨著《博物館法》的通過，在法規上還是必須面對「如何定義文物」的規範問題，並且還要考量如何利用博物館的技術，發展具文化意識的博物館。
鄭天財委員則在公部門服務期間，便是原住民文化館的推手之一，在擔任立法委員之後，亦爭取設立國家級的原住民族博物館。他於發表中分享了他推動原住民博物館所採取的策略，並也說明了文物館要達到妥善使用必須具備經費、人才、設施和輔導訓練等等要素。鄭委員表示，雖然他在文物以及博物館的領域是外行，但是他希望籌建博物館的過程可以促成各界對文物的理解、定義及態度。
蔡志偉教授則是從法律層面討論，提出為什麼原住民的文物要被蒐集展示、為何是以佔有的方式表現、若是佔有，那麼文物的歸屬權是誰等問題，並總結出原住民文化從日治時期便有落入公領域範疇的傾向。即使是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律法，還是必須時時檢視這些法律的存在價值是什麼，要用什麼方法去實現這些價值。蔡教授最後以美國NAGPRA（原住民墓葬保護與歸還法）和加拿大2011年的文物歸還政策作比較，指出臺灣在草擬原住民文資保護辦法時，與會人士多對部落在此方面的執行能力持保留態度的現象。
李子寧研究員則是從文物流動的角度切入，指出博物館對文物的態度已經從19到20世紀的「蒐藏」漸漸轉移至「歸還」。這樣的趨勢對博物館來說似乎是危機，但其實返還文物的行為不但嘗試修復了博物館過去收藏行為所產生的倫理問題、帶來歸屬感，也因為返還計畫的執行，為博物館帶來了經費與工作機會。於是博物館的文物便從「學術標本」成為「文化遺產」，擁有了實體和情感，不過文物所有權的歸屬，也因此成為下一個備受討論的議題。李研究員指出，臺灣雖然未有像NAGPRA的法規架構去規範文物歸還的行為，但是各地機構卻也已經開始發展與地區部落的合作模式，因此下一步可以我們討論的問題是：臺灣需不需要有像NAGPRA一樣的法律架構？文物歸屬權又屬於誰？另外，原民館在文物歸還方面必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分工？
第二場：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物的新關係
第二場的主題為「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物的新關係」，邀請了李子寧研究員擔任主持人，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策展教育組組員馬田、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主任何翠萍、史前館副館長林志興、大武壠族纖維工藝師孫業琪與泰武鄉公所社會課長莊才德擔任與談人。每個與談人任職於不同單位，從他們自己的角度詮釋博物館在收藏原住民文物的方面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首先馬田代表地方文物館表示意見，馬田表示他在基層單位服務，很能感受到「大館帶小館」政策對部落的鼓舞，並認為文物館的設立能夠幫助原住民建立文化主體性並提供就業機會，立意其實相當良善。但由於機關單位本身擁有的結構問題，單位缺乏專業人才領導經營方針，導致文物館成為浪費公帑的蚊子館，不過卻也因此引發大館帶小館政策與台博館的文物返還合作。馬田本人支持文物返鄉，他在部落服務感受到了部落文化歸屬的斷層，地方也有保存文物的硬體方面問題，但是文物返鄉的活動確實能填補、修復這些關係，在文物進入部落的同時，能有耆老與工藝師從旁參與並記錄，就能夠提供文化復振的基礎，提升文物返鄉的意義並促成文化行動。因此馬田希望若有國家級的文物館出現，能夠協助地方文物館，建立網絡關係以促進原住民文化的復振。
何翠萍主任則表示，身為民族所博物館的代表，因為沒有法律架構支持以及所有權人無法界定等問題，對返還一事其實無法表示立場，民族所博物館能做的，就是保存、管理好文物，並試著促成交流。何主任也介紹了民族所的館藏資源提供給與會人士參考如何利用，並強調除了國寶之外，其他文物都能經過申請進行調閱，目的可以有像是藏品複製和共作展示兩種方式。鼓勵有心人士突破既有博物館之框架，一齊合作、創造新的共作可能。
林志興副館長則是分享自身身為部落族人與博物館工作者，在處理文物過程中遇到的故事與心理轉折。像是進行文物收藏工作中，發現有大量卑南文物流失在外的複雜心情；卑南族人在面對傳統禁忌時，對博物館收藏文物的研究精神有所不諒解而拒絕合作；重建的文化場域與部落互動後，意外地成功促成知識與儀式的重新復振等等。林副館長在最後也一併提到，面對文物，博物館考慮的是是否需要與部落開拓新關係，原住民族人考慮的則是文物進入部落後能否參與，以及使用上是否方便，無論如何，這代表著傳統與現代知識已經漸漸走去過往的對立，願意開始產生對話，是令人樂見的現象。
孫業琪從工藝師的角度，強調了文物歸還部落的重要性與代表意義。他認為歸還文物能幫助工藝師重製文物，並從重製的過程中追尋文化的源流。他也在阿里山鄒族部落服務期間，親眼見證到織布工藝師藉由研究過去古老的織布文樣，糾正了一直以來學習到的錯誤織法，因此體認到博物館在文物重製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他認為與其一直設立文物館、或是討論文物所有權，不如討論誰有權力去研究並複製文物，以及如何銜接文物本身與族人、提升族人參與文化復振的意願，否則族人將真正失去能夠解構文物的機會。
莊才德課長則是以去年佳平部落祖靈柱與臺大人類學博物館結為親家為例，提供部落與博物館共作的另一種途徑。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從日治時期以來，一直收有佳平部落的祖靈柱mulitan作為典藏、研究之用，在族人知悉mulitan被列為國寶後，他們從一開始對祖先文物不了解，到試著去了解mulitan、討論如何處理，再到最後考量到部落現況沒有能力保存mulitan，選擇和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結成親家的折衷方式，去取代以往傳統的抗爭行動。其中受到了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質疑，面對這些質疑，莊課長表示，部落作此折衷之舉也是萬般無奈，並重申未來部落若有能力，一定會設法迎回祖靈柱的決心。
第三場：綜合座談
接下來的綜合座談由原民會副主委汪明輝開場。汪副主委與大家分享了國家原住民博物館的選址歷程。由於博物館本來就是依附在殖民者的體系上，文物僅是研究主題的附件，學術語言對於文物的詮釋無可避免地抽離了原住民本身的文化脈絡。因此他認為應採用更積極的角度看待文物返還，若這次博物館的設立能修補、重整歷史脈絡，將可以是一次解殖民博物館的新取徑，並促進文化自覺的層面受到關注、讓大眾重塑對國家級博物館的想像。
延續原民博物館的話題，林志興副館長則提出需不需要將原民博物館定位成民族博物館，還是可以加入更多生活文化元素的問題，並關心博物館成立後的歸屬問題（是國家的還是原住民的），以及博物館將來該如何和大小館產生連結。李子寧副研究員則補充，他身為博物館研究員，近年來面對文物返還的態度，從「如何不還」漸漸演變至「如何去還」，雖然如何去還的限制依然非常多，但他認為這樣去面對文物的問題，心態上可以更正向多元。
接著國科館的人員提出他們曾經執行過的藏品返還例子，鼓勵原住民族人採用正當途徑取回文物。孫大川副院長則認為雖然大家有很多好的發想，但應該加強實作上的經驗，並考慮後續可能引發的問題，他也進一步關心原民會在選場址的原則是什麼，希望好的概念能夠實際得到落實。
隨後還有來自馬田、原住民法學研究院與原住民族人等人的提問與感想發表，綜合座談便在與會來賓的眾多發想、討論與回應中落幕。正如童元昭主任今日所言，原住民文物所牽涉到的議題非常廣泛與複雜，辦理此場論壇並不是為了要在一場討論會中就找到答案，而是希望藉著國家原住民博物館議題，帶起各方人士對於文物、原住民與博物館互動方式與扮演角色的意見交流，希望能夠藉由一連串的討論，讓相關的文化議題，能得到更細緻的理解與處理 | 
發表於 2017-3-20 01: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