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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天師”孫恩——東晉門閥掘墓人、中國海盜始祖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唐朝劉禹錫的懷古名篇《烏衣巷》，表達了滄海桑田、人生多變的感慨。東晉王謝家族的衰落是一段漫長的歷程，中間有政權的更迭、科舉制的推行以及戰爭的打擊等因素。而“海賊王”孫恩起兵挑起的戰事，則是兩大家族衰落的起點。
東晉門閥——門閥制度掘墓人
所謂士族，就是世家大族，也被稱為“門閥”。漢朝時期，士族通過兼併土地、壟斷仕途等成為了豪強地主。他們大肆掠奪財物，廣占田宅，僮僕成群，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由於官爵世代承襲，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都擁有極高的地位，逐漸形成了門閥士族。魏晉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就是一項保護士族特權的制度，導致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
門閥政治，即門閥與皇權共治。西晉和東晉兩朝都是在門閥士族的擁戴下建立起來的，統治階級內部權力的鬥爭非常激烈，門閥士族直接操控皇位的繼承，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司馬睿南渡之後，大量的北方士族也跟隨南下。在這些士族中，琅琊王氏和陳郡謝氏無疑是最為顯赫的。琅琊王氏在東晉早期控制了大權，如王導擔任宰相、王敦掌握東晉上游兵權，朝中官員有大概四分之三的人是王家或與王家相關的人，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格局。桓溫之後，又是陳郡謝氏掌權，出現了謝安、謝玄、謝石等位高權重的人物，形成所謂“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局面。
東晉就是這樣一個門閥與皇權既有合作又有鬥爭的時代，他們的博弈貫穿了整個東晉歷史。門閥政治短期內能夠形成非常龐大的政治集團，成為當時權勢滔天的政治勢力，可長期來看卻不足以維持門閥士族的發展。門閥勢力內部只存在上層階級的流動，堵塞了精英迴圈的管道。同時，士族在浙東開闢田園，又加劇了社會矛盾。士族的安逸生活是建立在殘酷的壓榨基礎之上的。根據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的資料顯示，魏晉時期的中國大約有一半的人口淪為了依附民，主要有佃農、賓客、奴婢等幾種形式，這些依附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未能進入國家的“編戶齊民”，也難以獲得國家的法律保護。士族可以對他們進行買賣、鞭打甚至殺害，換言之，他們和奴隸是差不多的。
孫恩，雖是士族出身，但與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蘭陵蕭氏這些頂級門閥相比，差距實在太大。因為其祖先站錯隊而門戶中衰，以及入江左時間較晚，導致其家族無法融入到江左士族主流之中。尤其是移居會稽，經過“土斷”以後，基本上如同南來下層北人一樣，被後人稱為“次等士族”。隆安三年（399年），孫恩率領著區區一百多死忠信徒沖上大陸，並迅速掀起了一場席捲南方大地、埋葬東晉王朝的超級大風暴！
道教天師——中國海盜第一人
孫恩，其家族移居江南後也信奉五斗米道。他的叔父孫泰通過五斗米教聯絡下層百姓，形成了較好的群眾基礎，《晉書・孫恩傳》稱“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王恭之亂時，孫泰就私下招募了幾千人的部隊，“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孫泰的行為讓東晉政權深感不安，便誅殺了孫泰及其六子，而孫恩隻身逃亡舟山群島。孫泰被殺後，他的信徒就傳播他“蟬蛻登仙”了，並且紛紛支持逃亡海島的孫恩。
隆安三年十月，主持政局的司馬元顯下令徵發三吳地區免除奴隸身份成為佃客者當兵，號稱“樂屬”，送往京都，引起當地門閥的不滿，廣大佃客也叫苦連天。孫恩乘機帶領信徒從海島起兵，首先出其不意的攻克上虞縣（今浙江紹興上虞區），殺死了上虞縣令，然後猛攻會稽（今浙江紹興）。而會稽內史王凝之（其父王羲之、幼弟王獻之），也是一位天師道教徒。當孫恩率軍打來，王凝之既不出兵也不設防，只是每天去道堂上磕頭念咒。手下官員向他請示方略，“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城破後被抓而殺。反而其妻“詠絮才女”謝道韞卻鎮定自若，提刀在手，帶領婢女，親手砍殺數人，力盡被俘。孫恩對謝道韞的膽識與才華相當敬重，於是以禮相待，送她回會稽府中。
攻破了會稽等地，孫恩部隊發展到了幾萬人。於是江南八郡的百姓紛紛揭竿而起，起兵響應。“旬日之中，眾數十萬”，“畿內諸縣，處處蜂起”。孫恩獲得這般勢力後，便據守會稽，自號征東將軍，其黨羽號稱“長生人”。百姓中如有不跟隨他們的就會被殺。有的婦女懷中有嬰兒，不能帶走，便用囊簏（濾酒的袋子）裝了投于水中，說：“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他們路過一個地方便搶掠財物，燒毀房屋和官府的倉庫，砍伐樹木、填堵水井。三吳大地，一片腥風血雨。
面對孫恩的叛亂，在關乎漢族文明能否延續的種族之戰——淝水之戰中打敗苻堅的東晉名將、徐州刺史謝琰，以及鎮北將軍、北府軍統帥劉牢之受命前去鎮壓。北府兵在劉牢之等人的帶領下不斷擊潰孫恩的部隊，孫恩被迫退守海島進行休整。隆安四年（400年）五月，孫恩捲土重來，攻破上虞、邢浦等地，逼近會稽。謝琰得知消息後當即丟箸放言：“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而謝琰戰敗，與其二子被殺，謝氏集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此後，東晉再次派遣北府兵鎮壓，孫恩再次退守海島。
隆安五年（401年）二三月，孫恩又兩次登陸進攻句章（今浙江寧波南）和海鹽，都被一代戰神——北府軍劉裕擊敗。五月，孫恩攻打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山松。劉牢之聽聞孫恩要攻京口，於是率軍西進，但還未到，孫恩便已經攻至。而劉牢之當時才到達山陰，便派劉裕從海鹽先去馳援京師，自己率領主力返回。劉裕所率不足千人，追擊孫恩部眾到丹徒時，以少勝多大敗孫恩部眾。孫恩整頓余部，直奔建康。孫恩見建康已有防備，就移師攻克廣陵（今江蘇揚州市），率水軍攻下鬱州，俘獲東晉將領高雅之。但後來與劉裕交戰，三戰三敗，死傷萬餘人，戰鬥力漸趨衰弱，加之海島發生瘟疫，損失大半，孫恩不得不從浹口再度逃回海島。
元興元年（402年）三月，孫恩第五次登陸時，被臨海太守辛景擊敗，孫恩深感窮途末路，投海自盡。其部眾數百人，也跟隨他自殺，其被稱為“水仙”。孫恩死後，其妹夫盧循繼續統領其殘部，兩度威脅建康，向南攻掠廣州，直到數年之後才被平定。
孫恩、盧循領導海盜武裝大軍轉戰長江以南廣大地區，縱橫長江上下游，乘風破浪於東海、南海兩大洋。如此波瀾壯闊的海上武裝鬥爭，是中國海盜史上所僅見的。清人湯彝在《海寇考》文中認為，孫恩是中國海盜活動的揭幕人。《廉州府志》的編纂者也認為是“此中原海寇之始也”。甚至，後世也用孫恩的名字，當做海盜的代名詞。
琅琊孫恩——句容人氏
《晉書・孫恩傳》記載：“孫恩，字靈秀，琅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呂思勉著《兩晉南北朝史》載明：“琅琊，今山東臨沂縣”，酒井忠夫（日）著、曾金蘭譯的《道家 ・道教史的研究》也強調其“出身得籍琅琊（山東）”。而司馬光編著、張大可注釋《資治通鑒全本新注》對東晉“琅琊”的注解為：“此指東晉僑置的琅琊國，為晉安帝之弟司馬德文封地，在江乘縣，當今江蘇句容市北。”《隋書・經籍志》也記載，孫恩祖籍山東琅琊，後徙江南琅琊郡。當代的《話說海盜》（曹小曙、王小莉編著）、《寧波市軍事志》都明確孫恩為江蘇句容北的江南琅琊郡。那麼，孫恩到底何處人氏？
西晉懷帝年間“永嘉之亂”後，大批北方士人“衣冠南渡”，這是有史以來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渡。317年，司馬睿在南京稱帝，國號東晉。為了安置大批流亡的移民仕族，東晉政權制定了“僑寄法”。為安置山東瑯琊國移民，在南京城郊以東置琅琊郡，建琅琊城。《晉書》載：“晉元帝大興元年琅琊王睿即皇帝位，使置懷德縣于建康，以處琅琊國人隨渡江者。隸丹陽郡永為湯沐邑，置南琅琊郡于江乘”。《宋書•州郡志》載：“咸康元年(335年)，桓溫為琅琊內史，鎮金城，求割丹陽郡之江乘縣境立郡。”南琅琊郡治所於此後，因安置琅琊人，金城即稱琅琊城。《南徐州記》和《乾隆句容縣誌》都記載：“江乘南岸蒲州津有琅琊城，即句容琅琊鄉相接地。”
由此可以判斷，晉室渡江後直至南朝孫氏、王氏等家的籍貫，雖然稱“琅琊臨沂”，實指僑置江南的“琅琊臨沂”。他們的籍貫是僑置於現在江蘇句容的“瑯琊臨沂”，北方的“瑯琊臨沂”則是其祖籍。孫恩的叔父孫泰已是“晉室南渡”後江南琅琊郡孫氏後人，“師事錢塘杜子恭”，後成為三吳一帶五斗米道道首。因而，孫恩的籍貫地“琅琊”，是指句容縣北的琅琊鄉（南瑯琊郡）。南朝宋時改為南瑯琊郡，陳時改為瑯琊鄉，沿用至清末。直到民國十八年（1929）6月，江蘇省頒佈縣組織法，琅琊鄉名才消失。琅琊鄉範圍，在今句容市北部，寶華鎮西北及黃梅街道東北一帶。
孫恩起事的影響
孫恩、盧循起事一共堅持了11年，轉戰了東晉半壁江山，除對三吳之地秩序和生產破壞嚴重外，對推進歷史的發展更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是奏響東晉百年門閥政治的落幕序曲 。孫恩的起兵摧毀了門閥士族在三吳統治的盤根錯節的基礎，掃蕩了一些最具影響的僑姓士族。孫恩起事之後，對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進行肆意殺戮，王羲之之子王凝之，謝安次子謝琰，都在這個期間被殺，王謝在江左的地位更加衰落。寒門武將取代了門閥士族，控制了東晉軍事力量。因此，孫恩和劉裕二人，就其客觀作用說來，都是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孫恩還是劉裕的先行者。
二是促使劉裕在平定叛亂過程中崛起。孫恩起事，是次等士族通過發動農民奪取政權的一次失敗嘗試，但為劉裕的興起提供了機遇，直接導致了東晉王朝的崩潰。劉裕這位北府小將從阻止孫恩亂局到達建康，奇跡般地以少勝多擊敗數倍之敵後，便開始了他大器晚成而一鳴驚人、以一敵千更“氣吞萬里如虎”的傳奇人生之路。從此，門閥政治的遊戲規則被打破，劉裕不僅坐上牌桌，還把桌子掀翻，成為這場鬥爭的最後贏家。
三是對中國古代的海防建設具有重要啟發作用。孫恩盧循起兵，在中國歷史上開闢了依靠海域和水域進行大規模作戰的先河。孫恩領導一支幾十萬部眾、上千艘大海船的船隊出沒海上，吹濤鼓浪，震撼浙洋。他的繼承人盧循則率領船隊，轉戰東海與南海兩大海洋。他們率領海盜部眾，打造艦船和建立船隊，據海島為基地，開闢海洋戰場，反官府、抗官兵，為後世海盜活動提供了經驗。這種遠端航海與大範圍的軍事行動，堪稱歷史性的壯舉，就中國戰爭史而言，此為在軍事學上具有重要意義“海道用兵”之始。
四是間接推動道教改革。道教，起源於五斗米道與太平道的出現。早期道教信奉者多為下層民眾，其知識水準較低，這讓早期道教一直沒有一個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體系。西晉時，五斗米道在原來太平道活動的地方徐州琅邪郡已經流行，一些士族大家開始奉道。東晉時期，道教已在皇室之間廣為傳播，在門閥士族中的影響力更顯著提升，琅邪王氏、蘭陵蕭氏、高平郗氏等世家都成為了道教信奉者，道教成為了上流階層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往往存在對立統一關係，既相互利用，又對立鬥爭。孫恩起事的宗教和信眾資源，出於其叔父孫泰——信奉五斗米道。孫恩起兵攻破會稽郡後，吳郡、臨海郡、永嘉郡等三吳八郡各地紛紛響應，孫恩部眾迅速增至數十萬人。即使孫恩兵敗投海自盡後，依然有信眾傳說他是“水仙”，甚至以死追隨，可見宗教崇拜是孫恩起兵過程中最重要的武器。孫恩起兵失敗，很多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都被捲入戰爭，並受到嚴重衝擊。大量下層信徒的死亡，也讓早期道教失去了其在民間的優勢。在這種背景之下，原來東晉五斗米道的信徒之中出現了改革派，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主動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同時，面對號召力驚人的道教，通過鎮壓五斗米道信徒孫恩、盧循起兵而逐步奪取江山的劉裕政權，必然對五斗米道懷有非常大的戒心，急需對其採取更加深刻的改革。因此，民間道教走向衰落成為必然（劉宋之後再也沒有信奉五斗米道的人），道教得以完成從追求救世致太平到追求“長生成仙”的重大歷史轉折，並發展成為與儒教和佛教相提並論的正統道教，也為道教在唐代的興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道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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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5-7-10 00:2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