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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衰落的軌跡——當今的啟示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穆斯林世界經歷的不僅是疆土與領地的喪失，更是穆斯林共同體（穩麥）心靈與身份的不斷淪陷。從奧斯曼帝國到蘇丹再到葉門，穆斯林世界可謂在民族解放的旗號之下被瓜分，而塑造這一殘酷現實的力量，不僅僅來自外部壓力，而是穆斯林內部的劇變，那些早已深刻改變了的，是穆斯林看待自身、信仰與歷史的方式。
誠然，穆斯林世界曾深受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征服之苦。然而，西方帝國主義所覬覦的，並不僅僅是穆斯林的土地，他們更妄圖主宰穆斯林的思想。殖民者並未因奧斯曼帝國的瓦解而滿足，他們真正的憂慮在於穆斯林世界可能再度崛起。為防止這種復興，他們精心編織虛妄敘事、推行激進政策，使穆斯林逐漸開始懷疑自身：質疑經典、貶低文化遺產，甚至否認奧斯曼帝國、哈裡發等制度的正當性。時至今日，仍有人以奧斯曼時代的治理標準來衡量現代穆斯林國家——而結論往往令人唏噓。
精心策劃的衰落與“現代化”的特洛伊木馬
被稱為“現代埃及之父”穆罕默德·阿裡帕夏（Muhammad Ali Pasha）堪稱利用“現代化”削弱伊斯蘭治理的典型案例。隨著他在耶路撒冷設立首個西方領事館，並推行受坦志麥特（Tanzimat）思想影響的改革，奧斯曼帝國被迫採納西方的所謂“民主”體制。這些改革被宣稱為“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實質上卻剝離了以伊斯蘭教法為核心的治理結構，使權力轉向一個世俗化、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的體系。
19世紀中期，奧斯曼帝國因軍事失敗、財政危機與民族獨立運動而日漸衰弱。為避免帝國解體，同時迎合歐洲列強的要求，統治者開始以“現代化”為名推行全面改革。坦志麥特改革是奧斯曼帝國為求“現代化”而展開的國家重建計畫，標誌著從宗教治理向世俗官僚國家的轉型。然而，它既帶來了制度更新，也開啟了傳統秩序被削弱、外部勢力加深介入的時代。
奧斯曼帝國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即允許各宗教社群在婚姻、繼承與司法事務上自主管理，曾是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典範。然而，坦志麥特改革打破了這一平衡，強行建立代價高昂的平行法律體系，瓦解了延續數百年的和諧與共存。原本穩固繁榮的制度由此走向分裂，為外部干預與內部紛爭敞開了大門。
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以伊斯蘭為團結之力
奧斯曼帝國第34任蘇丹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 Hamid II）是奧斯曼帝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擁有實質權力的統治者。他在位期間努力維持帝國統一，以伊斯蘭團結為核心理念，被後世譽為“最後的真正哈裡發”。
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深刻洞察到這些變革的危機，並竭力以伊斯蘭為核心維繫穆斯林穩麥的團結。他的視野遠超奧斯曼疆界，從泰國到倫敦，通過修建“希賈茲鐵路”（Hejaz Railway）等宏偉工程，使伊斯蘭世界在精神與實踐層面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聯結。
然而，即便如此，他的努力仍被民族主義浪潮所衝擊。這些以種族為界的政治思潮，削弱了穆斯林穩麥的統一理念。阿卜杜勒·哈米德抵制猶太複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舉措，展現了他深遠的戰略遠見，他深知，巴勒斯坦的安危與穆斯林世界的團結息息相關，通過限制猶太移民、反對民族主義議程，他試圖守護聖地，也維護著更廣泛的伊斯蘭認同。
民族主義的毒藥
在英國以及其他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操縱下，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種子被悄然播下，進一步撕裂了穆斯林穩麥。西方通過大肆散播反奧斯曼信件與宣傳煽動地方部落領袖反抗奧斯曼的權威，將土耳其人描繪成穆斯林世界的“外來統治者”，並以建立民族國家為號召，吸引阿拉伯部落領袖大搞分裂。這種話術利用宗教與種族的裂隙，摧毀了延續數百年的團結與共同體。
通過挑動社群間的對立，西方列強製造了一個深遠的後果：一個支離破碎的穆斯林穩麥，在內耗中痛苦掙扎，而外部勢力仍舊主宰著其政治與社會命運。
對於當今的啟示
簡言之，過去一個世紀的穆斯林歷史，是一面沉痛而清醒的警鐘：失去土地只是鬥爭的一部分，而失去身份與團結，才是更深層的危機。今日的反思與行動，不僅應反抗佔領與不公，更要致力於重建穆斯林穩麥共同體的思想、精神與文化完整性。
當代世界秩序的裂痕早已昭然若揭。歷史昭示我們：唯有當穆斯林世界重新找回自身的信仰、原則、歷史與使命，方能重建一個嶄新而公正的文明秩序。從奧斯曼帝國到蘇丹，再到葉門，啟示清晰無比——土地的解放與心靈的解放，唯有並肩同行，才能迎來真正的復興。
(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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