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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九九三年暑假，我到景美探望先師閔孝吉教授，先師遞給我一份手抄〈量守廬請業記〉。量守廬是黃季剛先生居所，名稱取自陶淵明〈詠貧士〉文中的「量力守故轍」。先師說他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和好友黃席群到南京謁見先生，住先生家，先生分兩日講授國學四部，兩人勤加筆錄，〈請業記〉正是當年的整理稿。
先師來台時，手稿已失，直至兩岸通郵，重獲故友音訊，〈請業記〉才失而復得，於是命我打字存檔，並允許刊登在東吳中文系刊，嘉惠學子。
蘇州大學王繼如教授於二○○一年十二月蒞校參加學術會議，聞悉其事，便將文稿攜回，交由《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刊載，因文稿分第一記、第二記，所以更名〈量守廬講學二記〉。
時隔多年，王教授已退休。月前忽奉來函，說他準備在《文匯報》副刊〈筆會〉發表〈黃侃日記一則餘話〉，原來他閱讀季剛先生日記，有了新發現。
一九三五年正月七日，先生日記明確記載，素未謀面的兩位年輕人前來問學：「晨，確杲介九江閔孝吉（古直層冰弟子）、黃席群（字濟生，遠庸之子）具贄來問業，與談，留飯而去。」
這兩位學子是金陵大學劉繼宣（確杲）教授引薦，他們依循古禮，首次拜師，還準備了見面禮。
日記在正月十二日又說：「甫夕食，黃、閔二生來，問學甚久，閔生辭歸九江（此生頗敏，固可望成就）。」
日記記錄非常清楚，〈請業記〉正是這兩天的講學筆記。先師口述這段歷史，因時間久遠，記憶稍有誤差，被王教授查出來了。
遠在西漢，司馬遷擔任史官之前，已預先為撰寫史書而周遊歷覽，訪詢遺老，他熟練運用田野調查彌補史料闕如，開創田野調查結合文獻資料的新史學。
這種方法後來也影響僧史家，慧皎《高僧傳》說：「博諮古老，廣訪先達。」道宣《續高僧傳》道：「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贊寧《宋高僧傳》云：「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都是以口訪當作第一手傳記素材。
直到二十世紀初，王國維提出紙上材料與出土文獻結合的二重證據法，接著又有將民間口傳和傳世文物當做第三、第四重證據的論點，仍一貫遠承司馬遷詳實周至的研究精神。
口述歷史是史家存真立信的重要依據；然而甄別取捨仍應回歸慧皎所強調：「校其有無，取其同異。」畢竟「孤證不立」是考據學的重要準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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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8-5 21: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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