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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開創時期
當道教初創時,信眾僅限於西蜀、漢中一隅,後張道陵之子張衡至江西龍虎山講道、傳道,長江以南,道教始盛。而裔孫張魯據漢中,以道教誠信不欺詐之理,教誨人民,凡有罪、有病皆須自首其過,許其三願,又置義舍、義米,行者可休息取足,民夷樂便,歷時卅餘年,安定一方。
後歸於魏,魏尊神之,北方人士,多信其道,魏、晉之際,時人因痛政治詐暴而殘忍,智慮之士,多好老莊之說,藉玄冥以自誨,一時道學趨盛,解釋老莊之著作甚多。後雖五胡大亂,然道教思想及道教組織,在劇亂之中,反因其文化有高度之潛力而生異彩。
南北朝時,南梁有陶宏景、北魏有寇謙之,皆被尊為國師,講道授徒,名臣多為弟子,一時宮、觀、祠、壇之建築,祈禱齋醮之舉行,以及勸善規過,化民成俗等功德,史冊所載,不勝列舉,至唐興而道教大盛。
道教昌盛時期
唐代,雖教門繁多,其國教實為道教,不但宮廷尊崇道流,名臣如魏徵、李泌等且皆曾入道,而唐代文化、武功之盛,得力於道教者,正復不少,諸如天文、冶煉、醫藥、音樂等,更多係道家發明,道教觀宇遍於天下。
宋興,君主多篤信道教,奉為國教,行政亦因受道教影響而尚寬厚,國內祠、觀則在制度上作為大臣退老之所,政教至為諧和,而道教天師世代襲封制度,至宋亦更為尊崇而嚴格,理學家且引道家靜坐之法、明性之理,以及卦文象緯等學術,以增飾之,故宋代實為道教一代最安定時期;蓋在漢時,道須自別於儒,至宋,則儒反比附於道矣。
道教在金、元之際,對社會所表現之功德至偉,因金、元係中國邊疆少數游牧民族,文化較為落後,武力則元較為強大,故所至屠掠,殺戮甚重,而其間為溝通文化,諧和民族感情者,厥為道教。王重陽大隆全真一教於冀魯、邱處機遠謁成吉思汗於雪山,當時大河南北人民,多賴道教為庇護,始不遭類似西域之慘禍。而當宋之亡,元人已充分接受中國文化,暴行較少,宋遺民之遯隱以黃冠終者,俱所不問,儒生與道教關係之趨於密切,蓋可知矣。
道教寖衰時期
明代之興,起自紅巾,紅巾之始,創自韓山童,以儒生入道教,假金仙彌勒之名,稱彌勒教,秘密宣傳復國,又自謂係宋後,用心良苦,歷時多年,徒眾大盛,因元失政,起而舉事,初遭失敗,山童以身殉難,而徒眾分南瑣、北瑣,各地競起。
明太祖朱元璋乃紅巾之部將,艱難百戰,平復中華,顧其人陰鷙,深知道教崇尚慈愛自然,且言大道靡常,惟德是歸,不利於專制統治,故得志後,雖表面尊崇道教,實際則摧抑道教,乃使道教思想完全脫離塵俗,不涉世事,又改封天師為真人,專司醮齋祀典,道眾傳習更多例禁,至是道教型態大變。歷清尤然,雖道教學術思想,明清兩代之學人、才士仍多私習;民間敬神祭祖亦延道流,社會間,忠誠、信篤、守分、知足之習慣,皆本於道教,而道教之本旨彌晦,學說事功,日形寖微,甚且苗夷巫術、市井游閒,以及種種愚昧落伍之迷信行為,皆託名依附於道教。其流弊至清末義和團而極,道教蒙謗日久,積非叢尤,士人更多以淺見詆譭道教。惟道教中,天師派、全真派尚格守道職,繩繩不絕,為全國道教之中心。此外如川楚間之白蓮教、北方之天理教,雖係支流,而當清廷威臨天下之時,教中志士仁人因民族大義,起而反抗,奮揚飆舉,震鑠一時,功雖不成,而道教之潛在力量,正復可驚。故言中國過去道教之沿革,實與中國之學術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民族革命史,皆不可分。
道教努力復興時期
民國肇建以後,地方官吏,一時惑於外來學說,視道教為迷信,不但道教正當學說未獲提倡,甚且道眾活動屢遭干涉。民國十七年全國統一後,約法規定人民信教自由,並保護一切宗教,道教始稍稍安定。惟丹鼎壇醮,既為當世所非;積善修持,與懺罪明心,更為時代物慾所蔽,即經典誦習,能博覽廣知,了悟玄哲之學者,亦鮮其人,道教之衰,洵非朝夕。道教六十三代天師守貞赴義,隨政府來台,誓以毅力復興道教,與大師趙家焯等通力合作,共策中興,二、三十年來,在台道教之發展,及其各種活動,已漸使國人對道教有一新的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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