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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名茶
浙江地處亞熱帶中部，東臨東海，南靠武夷山，西鄰皖贛，北接蘇滬，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全省地形複雜，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說，多丘陵緩坡，土壤為酸性紅黃壤。氣候屬于亞熱帶季風型，冬季乾燥少雨，夏季高溫多雨，光照強烈，年平均溫度為15~18攝氏度，日照1800~2100小時，平均降雨為1100~1900mm，適宜茶樹種植成長。
茶葉在浙江栽植最早是三國時期，據《臨海縣志》引用抱撲子《園說》記載：“蓋竹山有仙翁茶園，舊傳葛玄植說於此”。葛玄（164-244），字孝先，江蘇句蘇人。他于赤烏元年和二年（238-239）先後創建了浙江天臺上上首批道觀——天臺法輪院、桐柏觀和福聖觀，由於道教視茶為養生之“仙藥”，葛玄亦鐘情於茶相繼在天臺山主峰華頂和臨海竹山開辟了“葛仙茶圃”（明釋傳燈《天臺山方志姒古跡考》又據《東陽市志》記載三國吳時已產茶葉，東白山茶晉末就為人所賞識。南朝宋山謙之《吳興記》記載：“烏程縣西二十裏有溫泉山，出[上++下舛]”，烏程縣為湖州一帶，據陸羽《茶經》記載唐時浙江茶區分為浙東浙西，浙西有湖州的長興縣、安吉、武康，杭州的臨安、於潛、錢塘，睦州的桐廬。浙東有越州的余姚，明州（寧波）的貿ㄗ縣，婺州（金華）的東陽，台州的始豐（天臺）等。除了以上幾個地區，另外據有關文獻記載，還有溫州地區的永嘉，《永嘉圖志》載：“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還有睦州的淳安，《嚴州府志》載：“淳安茶舊產鳩坑者佳，唐時稱貢物”。可見唐宋時期浙江的茶區已經遍及全省了。
陸羽《茶經》：“茶之筍者，芋爛石泥土，長四五寸”，說明茶樹生長需要一定的自然條件，而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稱號，很適合茶樹的種植。浙江多山，不乏一些名山大川。在唐宋時期，浙江的名茶都是產在一些名山之中。許次紓《茶疏》中記載：“天下名山，必出名草”，杜牧出守湖州所做《題茶山》：“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冠”，道出了浙江名茶與浙江名山秀水之間的關系。如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的浙江龍井茶，普陀山上的佛茶，天臺山素有“佛國仙山”之稱，天臺山上主峰華頂峰出產華頂雲舞茶，天下奇秀的的雁蕩山“白雲茶”等等都是與名山大川相伴的，下面具體介紹下唐宋時期浙江名山上出產的名茶。
天目山上的天目上茶，在唐代就相當出名，陸羽在湖州著《茶經》期間，曾與詩人皇甫曾到天目山考察，皇甫曾做了〈〈送陸鴻漸天目採茶回〉〉中寫道：“千峰待逋客，香說複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清泉。寂寂燃燈火，相思一馨聲。”說明天目山茶在陸羽上山前就早已“叢生”了，陸羽在〈〈茶經〉〉中稱“杭州臨安、於潛二縣生天目山，與舒州同”，舒州茶為當時茶中佳品。唐後，天目山茶名氣更大，北宋〈〈太平廣寰宇記〉〉中稱“天目山極高峻，上多美石泉名茶”。
天臺山山上群峰竟秀，山岩多姿，有諸多瀑流，溪泉，自古以來就是產茶之地，東漢末年道士葛玄已在天臺山主峰華頂植茶，隋唐以來漸有名氣。華頂雲霧茶就是產在天臺的華頂峰。唐光化年間有一名餘爽的人做〈〈題瀑布詩〉〉：“九峰回合抱瓊田，石蕊雲英漱瀑泉。聞說丹丘從此路，玉虹藝駕上青天。”此詩寓意漢仙人丹丘子曾來此山飲說成仙的典故。〈〈茶經〉〉八之出記載了各地茶只有“台州下”之評語。
徑山上的徑山茶，在唐宋時期也很聞名。徑山為天目山支脈，山勢雄偉峻拔位於浙江余杭境內，佛教禪寺徑山寺就位於此山。徑山茶區海拔上千米，嶺峻峰奇，雲罩霧濃，森蔭蔽日，山上眾泉水很多，旱不枯，雨不溢。徑山茶就是徑山寺僧人所種植，由於植茶、制茶，在寺裏形成了飲茶風俗，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飲茶茶禮。
另外唐宋時期的浙江名茶還有湖州的顧渚紫筍，紹興的日鑄茶等等。就是產在湖州長興縣水口鄉顧渚山上的，長興縣三面環山，東臨太湖，雲霧繚繞，顧渚山所產的紫筍茶在陸羽《茶經》裏被評為天下第二茶。產於紹興會稽山上的日鑄茶又叫日鑄雪芽，始盛於北宋，雖沒當選為貢茶，但是歷代文人都為之賦詩寫文。最早歐陽修的“兩浙之茶，日鑄第一”，又有陸遊的“囊中日鑄傳天下”之句，由於陸遊乃紹興人，其對家鄉的茶很有深情，有詩曰：“我是江南桑苧翁家，汲泉閑品故園茶，只因碧缶蒼鷹爪，可芽紅囊白雪芽”。
名茶常與名山名水相伴，對於飲茶之用水卻也是極講究的。明屠隆〈〈茶箋〉〉中雲：“山泉為上，江水此之，如用井水，必取多波者為佳”，突出了泉水對茶的重要性。宋代王安石曾詩曰：“水與茶同香”。浙江各地有名的佳水有四處，兩處是位於杭州即虎跑泉水和龍井泉，兩者並稱天下第三泉。“龍井虎跑水”被譽為西湖雙絕，蘇東坡贊嘆虎跑泉“道人不惜階前水，借天匏尊自在償”。龍井泉是西湖風篁嶺上，為一裸露的型岩溶泉，杭州西湖產茶自唐代到元代，龍井泉茶日益稱著，元代虞集在游覽龍井的詩中贊美龍井茶道：“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漱”。明代田藝衡〈〈煮茶小品〉〉則高度評價了龍井茶：“今武林諸泉，惟龍泓入品，而茶亦龍泓為最。又其上為老龍泓，寒碧倍之，其他產茶為南北絕品。第三處佳水為天臺山的西南峰千丈瀑水，陸羽在天臺上品泉時，評定西南（紫疑）峰千丈瀑泉為天臺山水系較佳水品。第四處為桐廬嚴陵灘水，陸羽列其為天下第十九佳水。唐代張又新亦曾步陸羽後塵前往品鑒，過嚴陵灘水，他在〈〈煎茶水記〉〉中說：“及永嘉，過桐廬江，至嚴子陵，溪色至清，水味甚吟。家人輩用陳墨、壞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說，不可其鮮馥也。又愈于揚子南零殊遠。”
隨著優秀水質的發現，以及茶種植、制茶技術的提高，人們飲茶成風，這使浙江茶區在唐宋時期不斷的擴大，茶葉產量也隨之增加，茶葉的銷售也很暢通。如唐時期，浙江的湖州成為當時茶葉市場主要集散地。到了宋代發展到了星羅棋布的狀況。〈〈宋史姒食貨志〉〉記載宋徽宗時期在全國安置茶市40餘所，而浙江省卻占了70%，約27所，可見浙江茶葉的繁榮。茶葉的繁榮又推動了浙江飲茶風俗及茶文化的發展。
2．浙江佛教、浙江茶葉及東傳日本
佛教從漢明帝傳入我國千餘年來已成定論，而佛教在中國流行則從南北朝開始。佛教有大小乘之分，大乘又分為八個宗派，天臺宗、華嚴宗、法相宗、律宗、淨土宗、密宗和禪宗。而八大宗派中又以天臺宗、禪宗勢力最為強大，影響最廣，特別是禪宗，自唐以來勢力最盛，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天臺宗提倡“止觀“，“止”為靜坐，“觀”為深思，而禪宗也提倡靜坐思維，以期大徹大悟。
魏晉時期，清淡之風盛行，政治黑暗、社會動蕩不安。此時南北方飲茶之風盛行，特別是上層社會知識分子，因為茶能益神養氣，所以在生活中，他們都以茶待客。南北朝時，佛教的盛行，特別是南朝寺廟之多，可以用杜牧的兩句唐詩來形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由於當時飲茶風行，這樣一來飲茶也出現在佛教活動當中。飲茶被引入到佛教當中，就是從和尚坐禪開始的，因為茶能興奮中樞神經系統，驅除睡魔，利於清心修行，這樣飲茶的特殊功能引起了和尚們的濃厚興趣，於是各地寺院開始種植茶樹，講究飲茶，飲茶之風便在各地大小寺院裏流傳開來。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茶及茶文化的發展與佛教是同步的。
唐宋時期浙江佛教有了相當的發展，特別是杭州地區出現了不少的佛教寺廟，杭州被稱為“東南佛國”，而茶的發展也隨著佛教的興盛而興盛。再加上唐代中葉陸羽的〈〈茶經〉〉問世後，更加推動了各個寺院的飲茶之風。唐宋時期，古寺名剎都懸“茶鼓”，茶鼓即寺院中召集眾僧飲茶時所擊的鼓。宋人林逋〈〈西湖看春日詩〉〉：“春煙寺院敲茶鼓，夕陽樓台卓酒旗”，〈〈宋詩鈔〉〉陳造詩雲：“茶鼓適敲靈鷲院，夕陽欲壓赭城”，從唐宋時期來看僧人種茶飲茶之風極為普遍，與此同時在浙江的一些名山大川上的寺院裏還出現了不少名茶。名茶、名山、名寺同處一地，三者看來是相得益彰。
前面提到的徑山茶就是出自徑山寺。徑山寺，唐朝代宗大歷三年（768）下詔創建。開山祖為法欽，他曾親手植茶樹數枝，後漫山遍野，所制茶鮮芳特異，稱之為徑山茶，由於徑山寺種植茶樹，又飲茶成風，在唐代出現了茶宴、茶會等飲茶風格，到了宋代隨著制茶及飲茶方法的不斷創新，“鬥茶”也應運而生，這“鬥茶”主要是品茶的種類及質量。在徑山寺舉辦“茶會”、“茶宴”，座談佛經，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活動。徑山泉清說香，飲茶風很盛，經常舉辦茶會、茶宴，“鬥茶”活動。後來出現了點茶法，把茶葉碾碎成粉末狀，用沸水衝泡調制叫點茶，此種飲茶風格相沿了幾百年，逐漸形成了一套程式化的點茶、鬥茶技法和“茶會”、“茶宴”禮法，而這些都是佛教的禮法。
所謂的“佛天雨露，帝苑仙漿”，這只有在天臺山上才可以品嘗到。表明天臺山上所產茶葉之佳。這名茶就是來自天臺山上的國清寺。國清寺，西元598年隋陽帝為已故高僧智凱建造的寺院，賜名為國清寺。這座隋代古剎既是中國佛教天臺宗的發源地，也是日本天臺宗的祖庭。天臺宗崇尚止觀兩法並重大宗教修養原則，其〈〈修習止觀坐禪要法〉〉中記述智凱大師認為：“只有覺悟無常的調伏睡眠，令神氣清白，念心明淨”，才能“可棲心境，三味現前”。由於茶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的功能，故寺中僧人崇尚飲茶，並且在寺院周圍植茶極盛，國清寺內制訂“茶禮”，並設“茶堂”，選派“茶頭”，專承茶事活動。一時間種茶飲茶成為僧人必修課之一。熙寧四年（1074）著名文學家蘇東坡出任杭州通判，時天臺山國清寺主持僧處謙聞蘇東坡來寺遊覽，特在佛像前表演了“茶百戲”。唐代寺僧嗜茶如命，以茶敬佛成了一種時尚，到了宋代各地名僧以茶敬佛又逐級演變為“茶百戲”，“百”者，言其多也，“茶百戲”就是以茶為媒介，在茶湯中可以進行很多物像表演。正如宋人陶穀〈〈舛說錄〉〉載：“茶至唐漸盛，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像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畫，但須臾就散滅，時人謂之‘茶百戲’。”天下名僧莫不以此來顯示自己佛道的高深。蘇東坡看了處謙和尚的爐火純青的表演大為贊嘆，他在詩中說：“東坡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處謙就此名揚海外。熙寧五年五月，日本僧人成尋，特來天臺求佛法，他巡禮國清寺、華頂山后至方廣寺禮拜了五百羅漢，知事僧忽然相告：供養羅漢的516杯茶均出現了八葉蓮花，成尋以為羅漢應供禮拜不止。
說起天目山，也離不開天目山茶，而天目山茶更離不開天目山的古剎名僧。南北朝時，東天目山建有昭明禪寺，至今仍留有梁朝“敕賜東天目山昭明禪寺”字樣，萬斤鐘一口，唐元和十五年（820）釋明覺在西天目山開創了千頃院，寺院中的僧人，憑籍山中大樹華蓋，古生腐殖質肥厚，海拔適宜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栽茶，採茶，制茶，品茶，論茶。唐詩僧皎然與友陸迅，元晟飲茶天目山寺，寫下了《對陸迅飲天目山茶的寄元居士晟》的茶詩，唐以後天目山茶名氣更大，北宋梅堯臣則在〈〈答宣城張主薄遺鴉山茶次其韻〉〉中稱：“天目猶稻麻，吳人與越人各各相鬥誇”。
唐宋時期除了上述的幾種名茶，還有當時的貢茶顧渚紫筍茶來自顧渚山上的吉祥寺，被陸遊大加贊賞的紹興日鑄茶也是來自會稽山上的日鑄寺。前面將到的幾種名茶都出自寺院，這就充分說明瞭茶已經與佛教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茶文化因佛教的介入，而獲得了發展，也給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即獨特的飲茶文化。
說到佛教，雖然發源於印度，但是流傳到中國卻已經完全中國化了。到了唐宋時期中國佛教處于高度發展情形。由於當時唐宋的中國文化高度繁榮，吸引著四周的國家和地區，中國文化的繽紛燦爛，贏得域外人士的頃慕。當時的外國留學生源源不斷不斷的被派遣前來學習，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而日本則是派遣留學生和學問僧最多的國家。特別是學問僧人到中國來，學習中國的佛教，中國佛教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東傳到了日本。一些附屬於佛寺的建築、工藝、繪畫、音樂、醫藥、同時也包括茶葉、茶文化也一同流傳到了日本。當時的浙江特別是在宋代，佛教很盛，臨安（今杭州）有“東南佛國”之稱，日本僧人一般到浙江的佛寺來求佛法。還有一個地理位置的因素，必須考慮進去，那就是，浙江明州（今寧波）在古代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港口城市，“自唐文宗開成四年（839）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的七十年間，日本商船停泊我國楚州、蘇州、松江、明州台皺溫州廣州等十餘個港口，其中以明州為最多”（〈〈中日交通史〉〉，[日本]宮泰彥著，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明州是唐代日本遣唐史的主要登陸港口之一，也是他們返日的港口。宋元時期明州海外貿易達到了繁盛階段，除了同日本外，還有同其他地區進行通商貿易。特別是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促進了江南經濟繁榮，明州港口成了海外諸國的使者商賈，侶僧等必要入境之地。正由於明州這優越的地理因素，來華的日僧到浙江來求佛法也就便利多了。這些來華日僧在浙江的一些寺廟裏學習佛法同時，也學習了佛教裏的茶文化，他們在回去的時候也就把茶文化帶到了日本，促使了日本茶文化的興起和日本茶道的創立。
日本茶道的思想背景是禪門思想，其禮法來源於禪門寺院清規中的茶禮，可以說日本茶道出於禪宗。茶道體現了茶禪一味，其核心是禪。日本的佛教是從中國傳入的，日本茶道來源於中國的茶道，而這些都是中日兩國禪僧的功能。
日本歷史上吃茶開始於729年（唐開元十七年，日本天平九年），〈〈奧儀抄〉〉記載：四月八日，聖武天皇召五百僧人在皇宮講〈〈大般若經〉〉4天，期間兩度喝茶，以示慰問，被稱為“行茶”，此時正值盛唐開元時代中日經濟文化交流極盛，自然從中國傳入了飲茶風尚。唐代以貢賜為主的貿易方式中，茶、絹、帛為大宗物品，很可能聖武天皇所賜茶即為“舶來品”——遣唐使所帶來的禮品茶。794年（唐德宗貞元十年，日本延歷十三年）桓武天皇遷都山城平安京，在皇宮主殿設置茶室。804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七月）日僧最澄（傳教大師）與空海（弘法大師）隨藤原葛野麻呂遣唐史入唐從日本肥前國（今佐賀縣）田浦出航，船隊被風浪衝散，最澄於九月一日到達明州（今寧波），同月二十六日到台州，上天臺山國清寺，隨天臺宗第七代祖道邃和真覺寺和尚行滿（曾為茶頭）研習天臺宗教義，同時接受了寺院文化的薰陶。805年5月從明州回國，除攜帶了128部345卷天臺經典外，還帶回了天臺茶籽和大量團茶。歸國後將種子種植在比睿山麓，此事在〈〈日吉神道秘密記〉〉有記載。806年（唐元和元年，日本天同元年），空海又從中國傳來了唐的石碾等工具（日本正史〈〈日本後記〉〉及〈〈類聚國史〉〉記載）。815年（唐永和十年，日本弘仁六年）夏四月，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國滋聚韓崎的梵釋寺，崇福寺，大僧都永錄煎茶進獻，都永忠作為入唐學僧曾在唐長安生活了幾年，深受唐文化的薰陶，唐代飲茶已經普及。都永忠的煎茶供奉天皇，體現了唐代對貴客敬茶的飲茶禮儀。815年嵯峨天皇下令在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等國種茶，每年採茶進獻，這樣自弘仁年間以來，日本就有了自己的茶樹和制茶業，當時日本的制茶法和飲茶方式都均是仿效唐代的，從這之後大約370餘年裏，由於中國晚唐五代十國戰亂期間，北宋初期忙於統一大業和應付邊境無力東顧，中日兩國的交流就中斷了，而日本茶文化發展史也出現了中斷期。
在飲茶史上，有“興于唐而盛于宋”之說，隋唐時的茶葉多加工成餅茶，飲用時加調味，烹煮湯飲。隨著茶事的興旺，貢茶的出現加速了茶葉栽培和加工技術的發展，湧現了很多名茶，品飲之法也有較大改進。尤其到了唐代飲茶蔚然成風，飲茶方式有了較大進步。此時為了改善茶葉的苦澀味，開始加入薄荷、鹽、紅棗調味。此外，已使用專門的烹茶器具，論茶的專著也已出現。陸羽〈〈茶經〉〉三篇備言茶事，更對茶之飲之煮與詳細的論述。此時茶和水的選擇，烹、煮方式以及飲茶環境和茶的質量也越來越講究，逐漸形成了茶道。由唐前的“吃說粥”到了唐時人視吃茶為“越眾而獨高”，是我國茶文化史上的一大飛躍。到了宋代，制茶方法出現改變，給飲茶方式帶來了深遠影響，宋初茶葉多製成團茶、餅茶，用時碾碎，加調味品，烹煮，也有不加調味品的。隨著茶品的日益豐富一品茶的日益講究，逐漸重視茶葉原有的色香味，調味逐漸減少，同時出現了用蒸發青法制成的散茶，且不斷增多，茶類生產由團餅茶為主趨向於以散茶為主。同時烹飲手續逐漸簡化，出現了點茶法，傳統的烹飲習慣正是由宋開始至明清出現了巨大變更。
宋代，當國內形勢穩定時，中日兩國民間文化交流又有了新的發展，日本禪宗恢復來華參學。在這一時期，來華日僧主要是成尋、榮西、南浦昭明等幾位。
成尋（1011-1081）是日本藤原時平的曾孫，自七歲時入岩倉大雲寺學佛，後任該寺的主持。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成尋前往中國，3月15日，經明州到達杭州，成尋對宋代中國的飲茶發生了濃厚興趣，在其日記〈〈參天臺山記〉〉記錄了所見的茶事。如4月6日成尋在有關衙門申請去天臺山參詣時，看見走廊上有點茶，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與唐代煮茶法不同的宋代點茶法。5月13日成尋親自到天臺山國清寺，十多人來迎接他並一起喝茶。 18日，成尋登天臺山最高峰看見苦竹蒼鬱，茶樹成林。此後連日都有諸寺院僧人與成尋一起點茶。當成尋去拜見智凱大師真身時，便想留在國清寺深究佛理，地方官將此事上報朝廷，“州以聞，詔使赴闕，……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宋史》卷四十九-—《外國傳.日本》）。10月15日，成尋在開封延和殿拜見宋神宗，神宗問其日本需要中國什麼物品，成尋對答中有“茶碗”一項。此後成尋常來往于開封與天臺，行止都有飲茶、送茶事記載。熙寧六年元月十三日，神宗遣使賜物，“蒙中使賜到上元節茶果下湯，成尋茶二斤，果子十堞”，成尋拜謝之。1081年成尋在開寶寺圓寂，未能生歸日本，雖其弟子後來都歸日本，但無一人聲名卓著，所習宋代點茶法也因之寂寂無聞，否則宋代點茶法就會早於榮西一個世紀傳到日本（〈〈日本文化小史〉〉，[日本]村井康彥著，東京，1979年）。
榮西，日本永治四年（1141）出生於備中（今日本岡山市）的吉備津神社神官之子，13歲入比睿山延歷寺（今賀滋縣）學天臺宗，次年受戒，取名榮西。比睿山是當時日本天臺宗傳播佛學的最高學府，是最澄從唐代天臺山國清寺學的天臺宗後回國開創的寺院。自從那以後由於中國的唐末、五代戰亂及宋初的不穩定，中日兩國佛教就沒再怎麼聯系過，中國的佛教對日本佛教的影響大大的減退，為求的大陸正法，榮西多次入宋。第一次是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日本高倉天皇仁安三年四月），在明州天童寺、育王寺和天臺山萬年寺等參拜，同年回國，這此在華之行使榮西知道當時禪宗在中國很流行。在他47歲時，即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日本文治三年）再次入宋，到達了當時宋代首都臨安（今杭州），本擬上天竺（今印度）因故沒能成行，乃重登天臺山拜萬年寺虛庵懷敞禪師為師，受傳臨濟心印，修“看話禪”，次年隨師轉天童寺（今寧波市郊外）手傳臨濟單傳心印。1191 年(宋光宗紹熙二年,日本建久二年),榮西返日,正式創立了臨濟宗。
榮西留學浙江時，正值南宋經濟以臨安（今杭州）為中心向南發展時期，江南各地均有茶葉，飲茶風已擴展到一般的庶民，制茶飲茶到處可見，他在學禪同時，受寺院茶文化影響很大，已經形成了飲茶習慣並深諳茶的提神保健功效，因此他在研究佛學之餘，以極大的興趣埋頭於茶的研究，榮西跟中國禪師學會了茶的品制技藝，不僅懂得一般茶道技術，而得到悟禪宗茶道之理。榮西禪師在天臺山萬年寺學佛經曾被宋皇詔至京城臨安（今杭州）做求雨祈禱、顯驗，並在浙江余杭的徑山寺舉行盛大的茶禮，以示嘉賞。榮西歸國，不僅帶回了許多佛教經典，而且也帶回了大量的茶樹種籽，而且還將宋代的飲茶方法——點茶法及茶具，飲茶風俗帶回了日本，進而根據宋代的寺院的飲茶方法制訂寺院飲茶禮儀。榮西傳入的點茶法不同於空海傳入的唐代末茶煮飲法，宋代的點茶法即末茶衝點法，飲用時先用茶勺子將已經碾成末狀的茶葉放入茶碗，然後衝入開水，衝入開水時，用茶筅攪動茶湯，點好的茶湯表面上浮著一層厚厚的茶末，茶末為綠色，需要指出的是，北宋自蔡襄《茶錄》之後，湯色以白色為上，但入南宋之後，人們發現綠色茶味淳味長，因而飲茶實踐中不再固守白色，榮西在南宋時所見到的都為綠色，故傳入日本的也是綠色末茶。榮西傳入的綠色末茶衝點法一直為後來形成的日本茶道所沿用。另外，榮西傳入南宋的葉茶貯藏方法和貯藏器物，“南宋人們用大錫瓶罐貯藏茶葉”（趙希鵠《調燮類編》卷三），榮西傳入的葉茶瓶罐貯藏法，後來日本禪師道光（1200—1253）入宋學佛，又傳回日本一種小茶罐，別稱為“茶入“，二種器物皆為後來的日本茶道所沿用。小茶罐用於貯放已經碾碎的末茶，大茶罐則用來長年貯放葉茶，前者更是成為日本現代茶道中一種極為重要道具。
榮西71歲時候，1121年寫了《吃茶養生記》，是日本最早的一部茶書。該書以養生為主眼，與北宋蔡襄的《茶錄》、徽宗趙伎《大觀茶錄》風格迥異，充分反映了他對飲茶的獨特認識和在中國的切身體驗，《吃茶養生記》是用中國古代的文言文和日文兩個版本。在其序言中寫道：“茶也，末代養生之仙藥，人倫延齡之妙術也。……伏惟無造萬像，以造人為貴也。人保期，以守命為賢。其保一期之根源，在養生。其示養生之術計可安五臟（肝心肺脾腎）。五臟中心王乎？心臟建立之方，吃茶是妙術也。…… ”書中還具體地設計了茶如何養生，這都是中國茶書從未經眼的吃茶養生論。當時日本，鐮倉幕府第三代將軍源實際朝醉酒，而劇烈頭痛，筒西禪師勸其飲濃茶，將軍飲茶後，頭就不疼了，很快就好了，頓覺體輕神爽，對《吃茶養生記》大為贊賞。因此《吃茶養生記》一書在日本廣為流傳，從而使茶在日本很快流傳開來，茶葉作為一般飲料，從此在日本有了推廣基礎，而〈〈吃茶養生記》一書後來就成為日本茶道根本，因為榮西是日本茶道真正的奠基人。他從宋代帶回的宋代茶文化，使飲茶在日本得到了複興，從而也使中斷了的日本茶文化開始得到恢復發展。
在禪宗的流派中,榮西傳入日本的是臨濟禪。此外永平道元禪師（1200—1253年），1223年入宋，于天童寺留學，又傳入了曹洞禪，曹洞禪特別重視寺內生活的“清規”。宗頤的《禪苑清規》（北宋崇寧二年（1103）序）卷一“赴茶湯”一節，詳細地介紹了作為院門特有的飲茶儀禮。道元《永平清規》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如“辨道法”中，有“吃茶吃湯”，“赴粥飯法”，有“大坐茶湯”，“永平寺知事清規”中，則有“新到茶湯特為”等語，概括的將，其中對吃茶行茶，大坐茶湯等禮法做了規定，對日後日本茶道禮法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另外京都建仁寺每年四月二十日為開山始祖榮西生日舉行“四頭茶會”也殘存古代禪院茶禮濃重的投影。這些清規體現著禪院飲茶儀禮，因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19）的參禪而得到發揚光大，從而確立了日本的茶道基礎。
在來南宋的日僧中，還有一位也值得一提。他就是日本築前崇福寺開山大[上廣下心]國師南浦昭明（1235—1308），他於1259-1260年間入宋，先在杭州淨慈寺師從虛堂智愚大師學習佛法，後虛堂奉詔主持徑山寺，南浦昭明也隨他往徑山修學。1267年，南浦昭明在參禪同時，學習了徑山寺的茶禮，做為受法印証，他從虛堂禪師處得到一張臺子，這張臺子先在崇福寺放置，後傳入京都大德寺，大德寺的夢窗國師（1276—1351）首次使用這張臺子點茶，因為臺子的使用是日本點茶禮儀開端的關鍵。另外，南浦昭明同時還將中國七部茶典一起帶回了日本，其中《茶道軌章》《四諦義章》兩部為後人合併為《茶道經》，現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靜、寂四規就來源於其中（西部文淨〈〈禪與茶〉〉，淡交社，1976）。
浙江茶文化隨同佛教一同傳入日本是，逐漸的促使日本茶文化發展和茶道的形成。在這裏有必要再談談位於余杭境內的徑山寺。
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大批僧侶南渡。徑山毗鄰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先後有不少著名的禪師主持徑山，使得徑山寺院和僧團得到很大的發展南宋開禧年間（1205—1207）宋甯宗皇帝禦筆賜額“興聖萬年禪寺”，自宋至元徑山寺為江南禪林之冠，列當時五山十剎之首。不但國內僧侶雲集，日本僧侶也紛紛冒險渡海慕名而來。
臨濟宗楊歧派大慧宗杲提倡，“看話禪”，影響深遠，他兩度主持徑山茶院，使徑山聲譽鵲起。大慧的同門虎丘紹隆的再傳弟子密庵咸傑，曾奉詔主持徑山寺，日本禪宗聖一派開山辨圓圓兒，佛光派開山無學祖元，宗覺派開山兀庵普寧縣是其弟子。祖元的佛光派在鐮倉、室町時期影響很大，其弟子翁院也與1234年入宋到徑山寺的無准禪師處參禪，大休林派開山正念、無象派開山靜照嗣法於徑山寺的石溪心月，大應派開山南浦昭明在徑山萬壽禪寺從虛堂智愚受法。大覺派開山蘭溪道隆曾到徑山參問無准師範、癡覺道衝，曹洞宗直祖道元曾到徑山參問浙翁如琰，日本禪宗始祖千光派榮西和法竹派開山無本覺心都曾到過徑山。
臨濟宗派楊歧派大師圓悟克勤（1063—1135），雖未到過浙江，但他是徑山寺第十三代主持宗杲的師父，因而與浙江也有些聯系，克勤並未在宋代中日茶文化交流中起到直接的作用，但他在1128年寫給另外一名大弟子虎丘紹窿的受法印証墨跡，在300多年後卻成了日本“茶禪一味”之茶道的重要道具。克勤的這份墨跡後來傳入日本大禪師一休宗純（1394—1481）之手，一休大師又將此墨跡做為參禪印可証書傳給了日本一代大茶人村田珠光（1422—1192），珠光將其掛在自己茶室的牆壁上，終於悟出了“佛法存於茶湯”即“茶禪一味”的道理，從此日本茶道與禪宗之間有了正式的法嗣關系。“茶禪一味”的理念後來為日本茶道之集大成者千利休（1562—1592）所繼承，他認為“禪師的墨跡為種種茶道具之首”（千利休〈〈南方錄〉〉）。圓悟克勤的墨跡至今成為日本茶道界最高的寶物。
由上可知，徑山寺是日本禪宗的重要發源地，對日本的禪宗影響很深，同時也是日本茶文化茶道的根源。
日本早期茶道具中使用的茶碗是“天目山盞”，是從浙江天目山寺院中傳去的。據〈〈西天目山志〉〉載：“天目盞，又名天目木葉盞，是天目山寺院中招待貴客的茶具”，日本平凡社的〈〈世界百科大辭典〉〉曰：“天目為黑色及柿色鐵質釉彩陶瓷茶碗的統稱，鐮倉時代建久三年（1192）至元弘三年（1333）的141年間，到中國宋朝的禪僧歸國時帶回，始傳到日本。此類茶碗，系禪僧修行也——中國天目山寺院日常使用，故稱‘天目’……”。由於中國國內目前沒有此類古盞，而日本倒有幾隻，卻作為國寶放入了博物館。
日本茶道是15世紀初，日本僧村田珠光（1423—1502）以榮西禪師的茶道教義為本，創造了“日本茶道”最初形式，到了日本安山桃山時期千利休（1522—1591）又把榮西禪師和村田珠光的茶道結合起來，開創了大眾化的新茶道——“和美茶”，千利休並提出了和、敬、清、寂為茶道宗旨，倡導在幽靜的茶室裏主客雙方互敬互愛和和氣氣的品嘗一杯茶。
在這裏就不再繼續深入日本差道是如何創建的並最忠形成確立。但必須透過唐宋時期浙江佛教看到日本茶文化形成發展及茶道最初創立離不開我門那蘊涵在佛教裏頭的浙江茶文化，可以說日本茶道的精神，它的源頭在浙江。
3．浙江地區婚俗中的茶禮
唐宋時期，浙江茶文化是個繁榮時期。這在前頭已經將過。特別是余杭境內的徑山寺的茶文化在宋代做為當時的最高茶文化傳到了日本，發展成為響譽世界的茶道。當時佛教飲茶的興盛，更推動了民間飲茶之風。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茶肆很多，我們可以從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茶肆》提到的就有好幾家，“如市西坊南潘節幹，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干茶坊”，這些地方非君子所呆的地方，“更有張賣面店隔壁黃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內幹媽媽家茶肆各一窟貴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這些茶肆是士大夫們和他們的朋友聚會場所。周密《武林舊事》卷六之歌館記載了清樂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等等有五六家，這些茶坊頗具規模和知名度。
臨安的茶肆注意內部的裝飾，“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列在畫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門面”讓一派自然生機帶入茶肆，讓人置身于自然環境中的感覺。這一點可於茶道中一般在茶室裏進行注意茶室的裝飾是相吻和的。
臨安是個不夜城，“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鼓鐘鳴，賣早市者又開矣”，臨安城裏除了茶肆外，還有流動街頭出售茶湯的，“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車子賣香茶異湯”，“夜市於大街有車擔設浮鋪，點茶湯以便遊觀之人”。在臨安還有兩類人將茶作為謀生的手段之一，一類是“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點送鄰裏茶水，倩其往來傳語”，另一類是“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乞覓物件，謂之“齪茶”。
從以上幾個方面的描述，可以飲茶在南宋已經是很普遍了，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隨著茶的深入民間，它在人們的生活裏開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主要表現在男女婚姻當中，即婚俗當中茶禮的出現。茶在婚俗當中出現，在宋代就已經正式形成，並相對固定了下來，但這時的茶禮多指男方向女方求婚的聘禮。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對南宋都城臨安的婚俗記載頗詳：先憑媒氏往返送定帖，當安定帖送過後，雙方才算定論。接著兩家相親，“或街園圃，或湖舫內”，如中意則“以金槄插於冠髻中，名曰“插槄”，然後議定禮，住嫁報定。同時還要送聘禮，又稱“下財禮”，無論貧富之家，均少不了送茶餅，可見當時各個階層卻把茶做為男女雙方婚姻重要信物，使茶禮成為確立婚姻關系的重要形式。
從宋代開始，茶又成為婚禮宴客的必須品，據《冬京夢華錄》、《夢梁錄》等書記載，士族商賈家庭在操辦婚禮時候廣宴賓客，其中必須備茶，古人在結婚大喜之日烹說待客人，賓主雙方既品嘗到甘美鮮爽的茶味又可共敘友情，互相勉勵祝福，更加增添了婚禮喜慶、祥和的氣氛。
宋代婚俗中茶禮的興起對明清的婚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後世婚禮習俗大體上沿襲了宋代以來形成的茶禮風俗，但在內容上都有所發展，而且重視有加。當婚禮形成了一種風俗後，到了各地就有了不同的類型。
浙西，婚姻由媒人說合，倘若女方接受即為允婚，則泡茶、煮蛋相待對方，稱為“食茶”。按習俗慣例一旦食茶，雙方就算定下了婚事，如無特殊情況，雙方都不得另尋別家。寧波有吃“新女婚茶”的習俗，小夥子第二次到姑娘家，女方要招待新郎吃茶，普通人家備二三道茶，富裕人家則備達七道之多，參茶、燕窩茶、銀耳茶、蓮心茶、紅棗茶、桂圓茶、清茶，喝茶後設宴款待新郎。嫁親方會向新郎敬茶，儀式隆重繁雜，當地習俗認為小夥子經過了這此儀式後，時時會想起姑娘家對自己的一片心意，會不斷回味那濃濃的茶香，也就不會虧待媳婦。浙江南部畬族的婚禮有新娘“吃蛋茶”的習俗，當新娘被迎親隊伍拉到婆家後，婆家要挑選一位父母都健在的姑娘，端上一碗甜蛋茶請新娘吃，據說新娘喝了此茶後，會安心於婆家，早生貴子，兒子滿堂。
明代的黃佐《泰泉鄉禮》雲：“近日納采，納征者，止用細茶一盒，納槄物其中，尤為簡便，可以通行”又雲：“凡三等人戶之下聘，用酒一埕，鵝二隻，布二匹，茶一盒。”黃佐字泰泉，香山（今廣東中山市）人，《泰泉廣記》為其晚年所撰，其中的記載為明代嶺南一帶的典型婚俗，可見源起于江浙一帶婚嫁中的的茶禮風俗已經在全國流行了。
茶在婚俗裏扮演著角色，有一定的深層次的原因。下面就簡單地來作一下探討。
最初茶樹為野生的按其莖部分枝狀況，不同可分為喬木型、半喬木型和灌木型。唐代陸羽《茶經》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他所指的茶樹便包含了野生茶樹。人工栽培的茶樹經過長期剪枝修整和自然馴化後成為一種常綠灌木。在今人看來茶樹繁育方法可分為有性繁殖和無性繁殖兩種。有性繁殖是用茶樹種子進行繁殖，無性繁殖則是用茶樹的部分營養器官根莖葉進行扡插、壓條、嫁接等方法進行繁殖。我國古代在一段時間內可能無法獲得無性繁殖，但是當人們知道了無性繁殖後，卻反而不利用它了。這可能涉及到人們的傳宗接代習俗觀念，人們會認為茶樹只能用種子才能繁育後代，不能通過移植這種方法。由於茶樹具備這種用種子來繁育的至性不移的特性，很適合人們的婚姻嫁娶中的某中潛意識需求。婚姻中重茶風俗，反映了人們對穩固婚姻和忠貞愛情的的追求和對後代的熱切渴望，婚姻被稱為人生的終身大事，很受人們的重視。這樣一來茶葉便漸漸引用到了婚姻禮儀當中，成為婚俗中的一大特色。
結束語：浙江由於有著適合的自然環境，在歷史上茶葉種植制茶及產量都位居全國的前位，是歷史上重要的產茶區。在唐宋時期浙江茶葉文化高度繁榮時期，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浙江茶文化繁榮也是與浙江的佛教聯系在一起的，唐宋時期浙江佛教很是興盛，佛教的興盛孕育出了浙江茶文化在當時處于高度發展。由於唐宋時期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的時期，特別是在宋代，日本大批大批來華學問僧向中國學習佛教禪宗，浙江是他們重點學佛法的地區如天臺山的國輕寺，明州（今寧波郊外）的天童寺，余杭的徑山寺等地區。在他們學滿歸國帶去佛經同時，也帶走了在中國同佛教緊密結合的茶和茶文化，在他們的努力下形成了他們自己的茶文化——日本茶文化和日本茶道，可以說日本茶文化和茶道根源是在中國更是在我們浙江。浙江茶文化在浙江佛教的推動下使飲茶之風深入到了民間，已經緊緊的和人們的生活結合，這就是所謂婚姻中的茶禮，它在人們的婚姻中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來源：中國茶葉知識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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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7-5 20:2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