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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時代教會內的階級
封建社會裡的另一個領導階級是教士。所談到的教士，採取的是廣義的說法，那就是包括在俗的教士，以及隱修院的修士們。在俗教士們是在社會上工作，與俗人為伍，所以，稱之為在俗教士。除了教宗以外，下有總主教，主教，教卿，他們被稱為高級教士，下有堂區神父、輔祭、副祭及其他基層神職，而修士，則是退隱在修道院內，與世俗隔絕，原則上不直接從事傳道工作，這時候的修士，以本篤會為主。到第十世紀初，才有克呂尼等類似的修道院。中古時代的教士，尤其是高級教士和修道院院長，他們不僅是宗教領袖，又是政治上的領導人物，換句話說，他們不僅是人們靈魂的領導者，而且，也是肉體的統治者。推究其原因，是因為教會封建化，高級教士成了政治上的貴族和經濟上的地主。教會擁有廣大的土地，其中很多是來自王公貴族所贈送的土地，他們贈送土地的目的，有的是為純宗教的服務，例如為施主及家屬祈禱獻彌撒等，有的呢，也是純俗世服務，和一般采邑沒有分別。領有采邑的教士，對贈送土地的施主而言，是他的附庸，有他的各種權利和義務，因為有些義務，像軍役，就不是教士能夠親身履行，這項義務是違反教會法令法規，雖然主教率領軍隊參加戰爭的例子也不少，在這種情形下，教士於是將土地分給其他貴族，以獲得軍事上的服務，這麼一來，主教就成了領主，就有了領主的各種權利和義務，主教既然是如此，修道院的院長亦複如此，他們都有“宗教領袖”和“封建領主”或附庸的雙重身份。此外，其他的教士，從都市主教座堂的教卿，到窮鄉僻壤的神父都接受一種類似采邑的“賜地”或“俸給”，以維持自己的生活，當然也必須履行某些義務作為交換條件，比如說，一位領主在自己莊園捐地建造教堂，附加一塊耕地，耕地的收成和教堂所收的十分之一的稅，足以維持一位神父的生活，中古農村的教堂大多是這樣開始的，服務於這種農村堂區的神父難免要受到施主的控制了。封建時代是一個強調人際臣屬關係的時代，教會內部的組織也受到封建制度的影響，主教要求他的教卿或是其他教區內修道院院長的服從，同樣，一個更有權勢的教卿，又可能另有一個教卿成為他的附庸，而鄉村神父又往往稱附近修道院的院長為領主，因此，這時期的教會，不僅和俗世貴族發生封建上的關係，他自己與各級教士之間的關係也都已經封建化了。
教會封建化和教士捲入封建關係之後，首先產生的問題是：“如何來調和一位教士的兩種不同身份？”一位教士如何履行封建義務，而又不影響他原本屬於宗教的任務呢？更具體來說，一位主教，如何能忠於他善牧的神聖職守，而又做一個合乎當代封建理想的領主或是附庸？這些都還是表面上的問題，它們背後還隱藏著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教士的任命，以及他就職後的行政，是否能夠完全獨立，不受俗世力量的左右呢？”這是封建制度下教會的核心問題。十一世紀中期以後的“俗人授職的衝突”，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發生的。
實際上，由於教士的任命不能完全自由，所以產生了，教會神職任用非人的現象，同時由於教士的任命往往操在俗人的手裡，因而又發生了買賣神職的弊病，教士生活腐敗和買賣神職，是封建教會的兩大禍毒，也是十一世紀中期，教會企圖改革的物件。
無論如何，封建化了的教會，雖然產生了許多弊端，因而影響教會組織的健全。一般來說，穩定封建社會的力量，仍然還是教會。諸如，私戰的減少、騎士精神的提倡、婦女、孤兒、弱小的保護等，都在教會的推動下逐漸完成，而且整個封建制度是樹立在，領主和附庸兩者之間互許的信誓上的，而信誓的神聖和約束力量，則又靠教會來維持。因此，如果沒有教會，整個封建制度勢必瓦解。再說，在政治分裂，經濟閉塞的封建社會，統一這個社會的力量也是教會，僅管封侯騎士各自為政，他們都屬於同一個教會。查理曼的“基督教共和國”雖然是曇花一現，但是，它的理想，還是繼續存在，而第十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就是這個理想的再現，這時的社會逐漸基督教化。從第十世紀後，歐洲社會又得到一個新的名字“基督教社會”或“基督教世界”。統一這個分裂封建社會的還是“封建化”的基督教會。教士，既然是領主或附庸，所以教士的任命，當然就成了很重要的問題。我給各位舉個例子說明一下，那就會更清楚了。比方說，某教區的主教，也是某領主的附庸，對領主來說，他決不願意一位仇家來做該教區的主教，因此呢，他必盡力給予影響，甚至要控制主教的人選，換句話說，在任命教士擔任某項職位時，教會無形中喪失了它的獨立和自由。其他教士的任命，影響或不至太嚴重，如果，主教及院長的任命，落入俗人之手，其後果是可想而知了。俗世政權選擇教士的習慣，並不起源於封建時代，地主捐獻土地為蓋聖堂，選擇教士來主持，這種慣例可以追溯到初期教會的“堂區制度”，至於主教和修道院院長呢？教會法律規定的程式是選舉，主教是由所在地的教士和教友們推選，院長則由該修院的修士推選，主教人選決定後，再由羅馬教廷批准任命。但是，早在帝國時代，西方的皇帝，已經間接以政治力量來左右選舉；東方皇帝則是直接安置自己的人選。後來，日爾曼人所建立的各國國王，都采直接任命主教的方式，修道院院長的任命，雖然不是直接受制于皇帝，但是，創立修道院的望族，往往保留任命院長的權力。總而言之，無論大自主教、院長，小至鄉村神父，除了他們的宗教領導力量之外，都擁有相對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俗世政權絕不會等閒視之，而不想加以利用的；利用的最好方法，就是控制教士的任命，“加洛林王朝”時，國王任命主教，已經是大家默認的慣例，到了第十世紀末和第十一世紀初，這樣的慣例，已經普遍的被羅馬教宗和地方主教所接受了。
在封建時代，任何一種持用權，一塊土地、一項權利，或一個職位，都借用一件物質的東西來做這個持用權授受的象徵。當一位教士，被俗人任命為某教堂主持人，某教區主教，或某修道院院長時，所舉行的典禮就稱為“授職禮”。在“加洛林王朝”時，授予主教職位的象徵是“權杖”，以後又加戴“權戒”。在任命一位主教時，有兩種必須舉行的禮節，一個是“祝聖禮”，是純宗教儀式，使某人獲得主教的身份；另一個是“授職禮”，本來也是宗教儀式，使某人獲得具體的職權，做某一教區的主教。自從教會被捲入封建制度後，主教的職權，不僅包括宗教方面的“神牧權”，而且，也已包括俗世方面的“領主”，“授職禮”因而也包括“神牧”和“領主”兩種職權的授予，而且，逐漸由俗人來執行，換句話說，“祝聖典禮”和“授職典禮”分了家，“祝聖禮”由教會舉行，而且，“授職權”由俗人來舉行，所以稱為“俗人授職禮”。
俗人不能舉行“祝聖禮”，在這方面，教會是完全自由。可是，俗人可以利用“授職禮”來影響一位主教的任命，連帶的也影響到，一位主教候選人是否能夠獲得祝聖。因為俗人可以預先表明自己的立場，他喜歡的、受他歡迎的，他就為這位主教舉行“授職禮”，不歡迎的，就拒絕舉行“授職禮”，所以俗人“授職禮”問題的焦點是：主教和其他教會職位的人選，是否脫離俗人的控制，而能完全自由安排教會內的神職人員，何況，事實上，國王和其他領主，往往毫不猶豫地，直接推出自己的人選。再有就是，接受任命的教士，對他的領主有效忠和服務的職責，借所謂的“臣服典禮”來表示，而“臣服典禮”本身就含有隸屬的意義，那麼神權屬於俗權，則成為很自然的結論。教會，是否永久接受這種政教關係呢？這就是俗人授職所產生的又一個嚴重的問題。俗人控制神職人員的人選，還產生一些嚴重的道德問題，如果，一位領主在任命一位主教或院長時，能以教會的需要和好處為前提，考慮到候選人的學識、品德、才能等條件，那麼連最支持教會行政獨立的人士都還可以勉強容忍，但是，在歷史上，事實並不是這樣，封建時代神職的分配，就和普通采邑的分配一樣，往往就變成了政治上或是經濟上的交易，領主所考慮的是政治和經濟上的利害，而不是考慮教會職權的神聖性和候選人的資格，是否符合所應負的責任，所以呢，領主往往把主教的職位授給自己的親戚，或酬勞對自己有功的部屬，甚至變成公開的買賣，能出高價錢的就得到主教的職位，當一位以高價買得主教職位的人，他就職以後，當然就會在最短期內，收回自己的成本，因此在他以下，又開始了一連串的“神職交易”，參與這種“神職交易”的人，往往會為自己辯護，認為自己所買賣的，不是教會的神職，而是物質財產，當然，這只能說是一種詭辯。從最高的國王到最低的鄉村神父，直接或間接都被捲入這種漩渦中，其中有的，或許沒有直接從事神職貿易，但是以廣義而言，他們授受神職，是以個人利益、家庭關係、政治目的，來做為取捨人選的標準，在當代衛道者心目中，這種取取捨人選的標準，實際上和以金錢來買賣神職，沒有任何的區別。
封建化以後的教會，教士的任命大權落入了封建領主之手，使得俗人掌握了教士的授職，國王和其他的領主，往往毫不猶豫的直接推出自己的人選，這麼一來，主教及其他教會職位的人選，始終無法脫離俗人的控制，教會失去了完全的自由，接受任命的教士，又得對領主效忠和服從，那麼也就隸屬于領主，也就造成了“神權屬於俗權”的事實。另外，俗人控制神權的人選，產生了嚴重的道德問題，因為領主們所考慮的是政治、經濟上的利害，他們將主教的職位授給自己的親友，或是酬勞有功的部屬，甚至公開拍賣，出高價者，就得到神職，開始了一連串的“神職交易”，換句話說，他們所授受的神職，以個人利益、家庭關係、政治目的，來作為取捨的目的。
來源：天主教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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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7-10 01:2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