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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羅馬教廷的組織和制度
教宗鮑尼法期八世和法王菲力普之間的政教鬥爭，史學家們認為教宗鮑尼法斯在亞那尼被圍的事件和他的去逝，可以說明是中古時代結束的象徵。將會偏重在12-13世紀，教會本身的組織和典章制度方面的情形，內容上，雖為嚴肅、枯燥一些，但是整個教會的組織結構和典章制度，卻是在12-13世紀立下了規模和基礎，自然有它的重要性。
自從西元1049年，教宗利奧九世開始，經過一個多世紀，羅馬教廷不斷的和日爾曼的皇帝們周旋，結果，教廷逐漸的擺脫了皇帝的控制，教會的權力在教宗依諾森三世的時候，達到了最高峰，但是，羅馬教會始終沒有宣稱，教宗依諾森三世是聖人，而將他列入聖品。因為他雖然是中古時代最偉大的教宗，可是，他的偉大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宗教上、聖德上，即便是在中古時代，這樣一個政教不分的時代，全教會仍然還能感覺到真正偉大的意義所在。
過去我所談到的，大都是政治角色方面的羅馬教廷，對教會本身的情況都說的不夠具體、不夠系統。可是，羅馬教宗之所以能和日爾曼皇帝對抗，實在是因了羅馬教廷本身的潛力，除此之外，羅馬教廷的行政組織也是當時西方歐洲最完備、也最具效力的，任何一個世俗政府都不能和羅馬教廷相比。總而言之，在教宗依諾森三世的時代，教廷已經建立成一個神權的政府。
在依諾森三世去逝以後，這個神權政府，還繼續的在發展，凡是行政、財政、律法等各方面的組織，都有極大的進步，但是，也正在這時期，教會也受到空前的打擊，不僅是教會在政治權力上受到攻擊，連他的教權也受到嚴重的挑戰。可以毫無疑問的說，中古末期教會權力的衰弱，不僅只是外在世俗政權的壓力，而且還受到內部異端的反叛。這段時期異端產生的背景，都源於教會內部的腐敗，受到這些異端的刺激和挑戰，因而產生了教士們生活的革新運動。因此啊，在政治上，羅馬教會的權力雖然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在精神上的領導地位，仍然能夠屹立不搖，今天，我們先來談羅馬教會的組織和各種制度。
教宗藉以統治教會的最高行政機構，我們稱為“教廷”。而教廷的組織和行政效力，遠遠勝過同時代各國國王的“王廷”。組成教廷的人員，包括各種專業職員，各有自己的職分，教廷內，設立了秘書處、大赦部、司法部、財政部四大重要部門。下面就為說明，各部門歷史的演變過程，以及所負的責任。
第一秘書處，它經管教廷的各種檔。教宗依諾森三世在位的18年中，保留下來的信件就有六千多封，其他的檔都還不包括在內，也由此可見，秘書處事務的繁雜。有些重要的文件，可能由教宗口述，而由書記官筆錄，但是絕大多數，都由職員先按教宗的意思擬成草稿，再由負責的人過目，然後再由抄寫的人員繕寫，久而久之後，形成了固定的文章體裁，和一定的格式，有些類似我們現在的公文式樣，所以需有固定的文章體裁和一定的格式。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防止他人的偽造。偽造文書的事，在中古是很普遍的，每一個皇帝甚至是任何一個貴族，都為自己的重要檔，設計出自己的一套格式，使得別人無法假冒。所有的“許可狀”下面，也列的有一長串證人的名字，用意也是在防止他人的偽造。偽造地方性的“許可狀”危險性比較大，因為證人的名單比較容易求證；至於教宗的文件，偽造就比較的容易了，因為作證的樞機們都遠在羅馬，要求證也不容易，而且又是費時、費錢的事。為了減少檔偽造的可能性，教廷秘書處一方面在體裁上、格式上和繕寫的方式上，制定了一些特徵，使得別人不容易假造；另一方面就登記所有發出去的檔，提供給以後查證時的證明。像這種制度，後來都被俗世政府所採取和效法了。
第二個部門是大赦部，顧名思義，就是處理有關大赦的頒佈、罪行和罪罰的的赦免、教規的寬免等相關的事務。所以大赦部的職權，大致是有關教會法規的事務。例如教會規定天主教教友不許和非天主教徒結婚，除非教會先免除這條規定；再舉個例子，有人違犯了某一條赦令的法律，想要獲得赦免，就必須向羅馬申請。大赦就是赦免因犯罪而應該受到的懲罰。依照教會的說法，這些罪罰的執行或在現世、或在煉獄，但是教會頒佈大赦，目的是在赦免罪罰。想要獲得罪罰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悔罪，獲得罪惡的赦免，所以呢，沒有得到赦罪之前，罰是不能免除的。
第三個部門是司法部，專門處理一切有關法律的問題、以及接受從各地來的上訴。十二、十三世紀的時候，盛行著一種稱為“教宗代表”的制度。如果有人向羅馬的法庭提出上訴時，可以向教廷申請，指定某法官來處理這事件，教宗當然有委任法官的自由，不過，在習慣上教宗會接受提出上訴的人的要求，而委派指定的法官。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向羅馬提出上訴的案件越來越多。也因為向羅馬上訴的案件眾多，教會法的實際使用也逐漸擴展，當然教宗的權力，也隨著教會法的普遍使用而擴展著。
最後談到的是教廷的財政部。財政部也是四大部門中，事務最為繁雜的部門。它的主要任務是，經管整個教廷的財產、查稽考核各地向教廷所交納的錢糧和捐獻。在十四世紀以前，各地負責替教廷收集這一項錢財的人，如果不是當地主教，就是由羅馬所委派的代表。以後，教廷在各地設置了較為固定的機構，由專設的徵收員負責收集，然後再交由銀行負責轉運到羅馬。十三世紀的中葉，負責轉運責任的是聖殿武士會。這時代的聖殿武士會，可以說是西歐最大的銀行家，各大都市都有他們的會院。他們與教宗、以及各帝國的皇帝、王公貴族之間的經濟來往，這都成為聖殿武士會的主要任務。十三世紀中葉以後，義大利的幾個大銀行家的業務，逐漸取代了聖殿武士會。當然了，這些替教廷轉運金錢的機構，除了應該得到的服務費之外，還能有許多其他的便利，比方說，從收款到支款，這中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們就可以享有不付利息而能取用金錢的方便。
下面要說明教廷的經濟來源。由於教廷組織的逐漸龐大，因此，羅馬教宗也像其他的帝王一樣，面對著最為嚴重的經濟困難。教會的各種事業和傳教活動，再加上教皇國的各項維持費用，都需要龐大的經濟來源。羅馬教廷必須用各種方法來增加收入，其中有些方法實在令人不敢苟同。十二、十三世紀中所形成的各種異端，以及十六世紀以後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們之所以興起，教廷的經濟政策，是其中重要的導火線之一。
教廷經濟的主要來源，是羅馬教會的私有財產，也被通稱為“聖伯多祿的財產”。莊園的收成、城鎮的賦稅、附庸的捐獻，這是每年固定的收入，除了這些以外，還有教皇國內的過橋費、市集的營業所得稅、糾紛的調解費等，也都是可靠的財源。總而言之，教宗既然是封建領主，他的財稅來源，自然也就和其他的封建領主一樣，主要的是來自土地。除了因為有土地而有的收入之外，教宗還有很多其他的經濟來源，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七種，第一種是從來自屬於教廷直轄的修道院，他們每年向教廷做固定金錢的捐獻。這種捐獻形成的背景是這樣的，自從第九世紀開始，許多修道院為了擺脫地方主教或封建領主的控制，要求直接屬於羅馬教廷管理，為了這項特權，修道院就向教廷捐獻，雖然每座修道院繳付的捐獻不多，但是這樣的修道院數目不在少數，那麼捐獻的總額也就可觀了。
第二種捐獻稱為“伯多祿的便士”。最早在第十世紀，起源於英格蘭，每戶每年固定捐一個便士給伯多祿的繼承人，所以就稱這塊便士是“伯多祿的便士”。所以在十二世紀時，傳到了挪威、瑞典、丹麥、波蘭這些北歐國家，許多地區的徵收人員，常把徵收所得歸入私囊，羅馬實際得到的不到十分之一。
第三個經濟來源，是來自各國的君王、貴族們的貢獻。打從13世紀的末期，葡萄牙、卡斯提爾、亞拉岡、西西里和英格蘭都承認教宗是他們的主君，每年必定有貢獻。英王每年的貢獻是一千馬克，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不過有時有些國王也不作這貢獻，所以這種收入並不是十分可靠的。第四個經濟來源，是來自各地主教自由捐獻的補助金，只要教廷有所急需時，就會要求各地的主教向教廷奉獻的。第五項來源，是來自教士們的所得稅。原本這裡稅收的所得，是為了支援十字軍而設，在十字軍第三次東征時，英王亨利二世和法王菲力普二世，都向各自國內的教士和教徒徵收稱為“十一稅”。1199年，教宗依諾森三世為了推動第四次十字軍，曾經向教士們徵收“十一稅“；教宗額我略九世的時候，甚至也徵收這種“十一稅”，來維持去討伐腓特烈二世的戰費。從此以後，只要教廷有任何的緊急需要，就下令要徵收教士的捐獻，可是，實際上，教廷並沒有能夠獲得全部的捐稅，各地的君王和地方上的封侯，往往也能分享到很大的一份。
第六種來源是從新任命的主教、或則由羅馬任命或批准重要的修道院的新院長後，所作的貢獻。金額大概相當於主教在教區內，或是修道院一年內的收入，這是一個很重的負擔。與這貢獻有關連的，還有一種稱為第一年稅，這種稅是新祝聖的神職人員就職以後，要將第一年的收入，捐獻給教宗。
第七種經濟來源是，百姓向羅馬法廷上訴，或是申請某種許可的時候所作的捐獻；再就是要求赦免某種罪過的時候，也有一定的捐獻。有關這種捐獻的種種問題，這種捐獻對教會的不良影響應該說為後來的事情埋下了伏筆。
中古時代的羅馬教廷的行政組織分為四大部門，有秘書處、大赦部、司法部和財政部，教廷有六種經濟來源。還有第七種經濟來源，它是來自向教廷的法院提出上訴的人，或是申請某種許可，以及要求赦免某種公開的罪惡的人，向教會所作的捐獻。教會史中最被人抱怨的，被視為教會斂財的手段的，就是與大赦有關聯的奉獻。為了能獲得大赦，教友必須先獲得罪赦，然後去履行教會所指定的某些善行。中古時代，最顯著的善行就是參加十字軍，但是有一些人無法親身參加十字軍，那麼就可以，以奉獻金錢來代替。除了這個之外，當教會需要籌募金錢建造教堂或是其他的慈善事業時，往往也都會頒佈大赦。西元1300年，教宗鮑尼法斯八世頒佈這一年為“聖年”，凡是到羅馬去朝聖的人，都能獲得大赦。雖然捐獻並不是得大赦的條件，但是到羅馬朝聖的教友，慷慨捐獻的金錢相當可觀。從此以後，放大赦的名目逐漸增加，無論是那一位主教，為了他教區內的某些需要，都可以請求羅馬在當地頒佈大赦的特權。因為捐獻金錢和求得大赦，在形式上有著明顯的關係，無怪乎使人誤認為，大赦是用金錢買來了。
羅馬教廷除了中央的四大部門之外，為了統治整個教會，逐漸形成了一套教廷駐外使節的制度。借著教廷駐外使節，教廷的命令可以下達到整個教會，我們就以教宗依諾森三世的時候為例子，就有三種不同的種類，種類不同，身份不同，權力也就不同，就讓我把這三種教廷使節為您做個說明。
第一種，我們稱之為本地大使。教廷往往是指定某些教區的總主教，擔任教廷駐當地的大使，因為他們本身都是土產的，所以就有了本地大使的稱號。像西西里的教廷大使，不是神職人士，而竟然是西西里的國王本人，也就是說國王兼任教廷大使，能夠直接控制當地教會，當然也就減弱了教廷在西西里的權勢。好在西西里只是一個少見的例外，一般的情況下，都是由神職人員擔任教廷大使。十一世紀中葉以後，教廷在各地區的權力日益膨脹，這些本地大使的實際權力也隨著減低，最後也就只剩下一個名譽上的頭銜而已。
第二種使節是真正從教廷派遣的使節，專門為了某種特別的任務。像代表教廷參加新登基國王的加冕典禮、或是調解某地的糾紛、或處理某種特別的問題等等。比如英國的約翰王和教宗依諾森三世有了衝突時，教廷曾經多次的派遣使者，去處理相關的問題，這種具有特使身份的使節，起源于第十世紀。第三種使節，稱之為全權大使。由教宗任命，具有樞機主教資格的神職人員擔任。在任期內，他是直接代表教宗，如同教宗親臨於當地，全權大使所作的任何決定是不能上訴的。
現在來探討教廷為了統治管理上的需要，訂定了一套法律制裁的制度。我們知道違反教會的法律，是一種犯罪的行為，良心上應該負責任的。而解除這種良心責任的方法是懺悔。但是，對冥頑惡劣、屢教不改的罪人，教會另有方法，強迫他就範，最為通行的方法有三種。
第一種懲罰稱為開除教籍，也稱為“出通功”。一個被開除教籍的罪人，不但不能享受教會給的特權、領受各種聖事，而且也被社會所遺棄，親戚朋友也不再與他交往，財產也要被沒收充公，債權也被取消；如果是一個封建領主，被教會開除教籍，附庸們就不必再履行對他的種種義務了；假若是一個國王被開除了教籍，那麼全國大臣及百姓，不必再對他效忠服從了。各位還一定記得，日爾曼的腓特列一世和英國的約翰二世，他們曾經先後被開除教籍，造成國內貴族的反叛和人民的離心。歐洲各國的政府，對被開除教籍的人也都採取法律的制裁。像在法國，若是有人被開除教籍超過了一百零一天，還不公開悔改的話，政府就會沒收他的財產；在英國，就只有四十天的期限；在瑞典，被開除教籍一年以上而不悔改的人，政府會處以死刑；而在日爾曼、西班牙、義大利和波蘭的政府，對被開除教籍的人，雖然不採取任何行動，但是也都明文規定，禁止他們在法庭上抗辯、禁止攜帶武器、禁上男婚女嫁、或經營任何業務。最後，被開除教籍的人，到死還不悔改的話，那他也不可以安葬在教會的墓園內。
第二種制裁的方法是，停止一切宗教活動，也可以說是一種“集體性的被開除教籍”。它所根劇的是日爾曼的法律原則。他們認為，社團應該對社員的行為負責。因為一個人的犯罪行為，尤其是身為領導的人，特別是帝王、公侯有很大的責任。教會如果下令停止某一個地區的一切宗教活動，意思是指舉行彌撒、施行聖事和所有有關宗教的儀式，都被禁足。這種禁令，雖然早在第四世紀就已開始，但是，要到教宗依諾森三世時，才普遍的使用。有權下令停止一切宗教活動的人，除了羅馬教宗和大公會議之外，各地方主教、總輔祭和主教座堂的教士，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都可以下令停止一切宗教活動。那麼停止一切宗教活動的期限是多長呢？通常是一年或兩年，但是，在義大利，有一個名叫曼都亞的城帝，被判停止一切宗教活動，竟然長達33年之久。禁令也有輕重的不同，一般的情況下，教堂雖然被封閉，宗教活動停止，但是領洗聖事和病人的臨終傅油禮，則仍然許可施行的，而禁區內的修道院，只要外人不參加，仍然可以舉行各種宗教儀式。根據歷史的記載，處罰最嚴厲的一次，是1208年到1213年，教宗依諾森三世對英國約翰所下達的那一次，連修道院也一律包括在內，真正是一次全英國，全面性的禁止一切宗教活動。
另外還有一種禁令是專對某人而發的，也就是說，只要是某一個罪人所在的地方，該地方就處罰，停止一切宗教活動。最出名的就是對異端派胡斯的禁令。為了不給地方居民添麻煩，他經常在郊外空曠的地方居留和講道。
第三種處罰，稱為“宗教裁判”或“異端裁判”。按照教會法的規定，法庭接受案件，可以有兩種方式，或是由教區的總輔祭提出告訴、或是由私人提出告訴。這種法庭的制度，對異端案件來說，並不盡有有效，也不實際，因為總輔祭事務繁雜，而私人或對異端同情，或是畏懼對方的報復，大多是不敢提出告訴。西元1184年的“凡羅那會議”下令各地主教，在轄區範圍內，主動去調查異端份子而提出告訴，但是主教也因為教務繁雜而無暇兼顧。亞爾比異端在法國南部漫延時，教宗依諾森三世曾經派遣特使去領導勸化的工作，對於冥頑而不悔改的人，教宗的特使有權將他逮捕，交付法庭去處理。亞爾比異端平定以後，教廷的特使，仍然繼續主持對異端者的審訊，這就是宗教裁判的起源。1233年，教宗額我略九世更成立了一個永久性的機構，專門對付異端者、或是其他重大的罪惡，像施巫術之類的罪行。剛創立的方濟會和道明會的會士，接受教宗的命令，主持這些機構，他們到各教區，設立調查局和特種法庭，這些機構直屬羅馬教廷，不必受地方主教的節制。
宗教裁判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拯救那些相信異端者的靈魂；第二個是防範異端邪說的蔓延。為了達到這兩個神聖的目的，任何方法都被認為是合法的。如果發現某人有異端的嫌疑，裁判所立刻將有嫌疑的人逮捕，進行進一步的審問。如果審問後，確實是個異端者，他必須懺悔履行判定的處罰，像朝聖、罰款、當眾接受鞭笞、或是坐監一段時間；如果審問的結果，並不是異端份子，當然就可獲得釋放了。被判定為異端的人，也喪失了他的財產權，他的財產通常是由俗世的政府和教會平分。但是在法國，卻是由法國國王獨得，法國國王之所以支持宗教裁判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被告無法證明自己不是異端者，但是又拒絕承認的時候，刑求是通常慣用用的方法。宗教裁判之所以受人批評，原因也就在用刑求的殘酷方法。如果悔改以後又再重犯的異端者，就由教會交給俗世的政府處以火刑，用火繞死。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宗教裁判庭很不仁道，但是我們要知道，中古時代的人視異端是和現代人不同的。異端是直接反叛的罪，同時，異端又非常容易蔓延，是毀滅人類靈魂的毒瘤，因此他們認為寧可連累少數的無辜者，也不說讓毒瘤蔓延。雖然難免有少數的審訊者，讓私人的貪念和報復影響到他們的判決。雖然宗教裁判的目的是純正的，但是，站在歷史的立場，我們不能不說宗教裁判是一個壞制度，因為它所用的方法，有形求逼供、或將異端者交付給俗世的政府、採用火刑等，完全違反了教會自己的原則 使得教會也犯下了“雙重道德”和“偽善”的罪名。
我們得承認，教會在歷史上為人所詬病、批評的真面目，這也是教會本身面對歷史、面對未來，而要不斷的革新淨化的一面。我們有著為聖教會、為教宗、主教們祈禱的責任，讓我們的教會日後認識到自己的不足，繁榮發展下去。
那麼，中古時代的故事都介紹完了，教會的歷史也進入了中古時代的第三個時期。第三個時期是教會的衰落期，也可以說是教會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因為這個時代的故事和15世紀的宗教改革以及教會16世紀的革新密不可分，所以就將這部分內容放到了第三部分中去介紹。中古全盛時期就此落下帷幕了，迎接我們的是文藝復興時期。
來源：天主教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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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7-25 00:24:10
發表於 2014-7-26 14:3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