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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絕對官僚 於 2014-7-28 07:11 編輯
康斯坦斯會議
西元1414年的十一月,康士坦斯大公會議正式開幕,據統計,參加會議的,有三十三位樞機、五百多位主教,各大學派出的代表合計有兩千多位,還有五千多位神父。代表各國政府的有四十位公爵、三十二位親王和五百多位騎士。每一位出席者又都各有秘書、隨員和僕役。史書上的記載說,康士坦斯城一時之間增加了十多萬人,真可以說是盛況空前啊!康士坦斯大公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解決教會的分裂。1415年,大會先解除了比薩系統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職權。若望二十三世只好接受大會的決定,同意辭職。羅馬系統的教宗額我略十二世,也被大多數的擁護者所遺棄,而他很有自知之明,先自動追認康士坦斯大公會議的召開,使得這個空前的大公會議因他的追認而取得合法的名份,接著再自動辭去教宗的職位。剩下的,就是那位元“亞威農系統”的教宗本篤十三世了。本篤十三世的問題還真不容易解決。日爾曼皇帝西門祺曾親自到他的處所拜訪過他,大會也推選代表,勸他自動辭職,他都拒絕妥協。最後在1417年四月,大公會議正式將他解職。至此,三位教宗都先後解除了職務,康士坦斯大公會議便召開秘密會議,選出年紀只有二十五歲的新教宗馬丁五世。將近四十年的西方教會大分裂,就在1417年十一月馬丁五世就位後宣告結束。
康士坦斯會議的另外兩個任務,其中的解決胡斯派異端這件事情,後面會專門介紹這件事情。至於推動教會內部革新這個任務,參加大會的人,雖然都贊成革新的原則,但是一談到具體上要如何革新時,因為牽涉到每人的個別利益,並沒有具體的結果,實在非常遺憾。康士坦斯大公會議有一條法令是這麼說的,構成並代表教會的大公會議,具有直接來自基督的權力,任何人,不論他的身份或地位,甚至連教宗也不例外,在有關信仰的事務上、在終止分裂的事務上,以及整個教會的頭和肢體的革新上,都必須服從這個權力。另外還有一條法令規定,從1417年開始,五年後召開一次大公會議,再隔七年開第二次,再以後,每隔十年召開一次。從兩條法令的內容來看,大公會議的代表很明顯地願意以大公會議的方式來統治教會,就好像是同一個時代的西歐各國所推行的國會制度一樣。如果康士坦斯會議的法令確實實行的話,那麼耶穌基督所建立的教會,一千多年來的傳統勢必一筆勾銷,而羅馬教宗也勢必喪失他直接來自耶穌基督統治教會的權力,變成聽命於大公會議的首相了。
而康士坦斯會議的這兩項法令,註定是要失敗的,為什麼呢?各位不妨想一想。我從三方面來說明。第一,西方教會的大分裂已經得到了解決,當然也就消除了當時所以要召集大公會議的迫切需要。第二,康士坦斯會議對教會的革新問題並沒有完成預期的效果,這正證明了這個會議的無能,根本上沒有太大的約束力。參加會議的代表,或是因著國家的利益,或是由於地城衝突,或是因為個人的私欲,對革新措施都不能達成協議。第三,會議固然可以立法,但執行法律則要看以後的每位教宗是否合作。但事實上,自從馬丁五世以後的列代教宗,全都堅守教會的傳統,重新振作教會的領導權威。一旦時過境遷,“大公會議說”自然也就逐漸消失。到了1460年,教宗庇護第二發佈的詔書,就已經公開聲明,這一項學說不符合教會的信仰和傳統。盛行一時的大公會議運動,也就到此結束。
不過,不論大公會議的學說在理論上有多少缺點,也不論在實施上表現了多少的無能,它至少完成了西方教會的統一,那麼東西方教會的合一,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達到呢?當時許多人都相信這是可能的。1438年,教宗歐傑尼四世在法拉拉召開會議,當然也抱著同樣的信念。自從1054年東西教會分裂以後,合而為一就始終是歷代教宗和西方人士所關懷的問題。十字軍東征的任務也是在達到雙方合一的目的。可是,由於東西文化不同,政治因素分歧,再加上雙方領導人物的個人恩怨,合一的願望始終無法達成,教宗歐傑尼宣佈召開會議時,合一的時機又再度出現,而且成功的可能也遠較過去來得大。因為這時候的鄂圖曼土耳其人已經在東方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君士坦丁堡已經危在旦夕,隨時都有可能陷落。就如同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夕,拜占庭向西方求援的使者不斷來到西方,合一就是他們的願意付出的代價。
1439年,雙方勉強簽訂了合一法案,在文字上,東西教會合一總算完成了,但是當東方的代表回到君士坦丁堡時,迎接他們的是群眾的暴動,連皇帝也不敢公佈合一法案,東西教會最後一次合一的企圖,就這樣又歸於泡影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淪陷,希臘教會的重心遷到了莫斯科,距離羅馬就更加地遙遠了。
來源:天主教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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