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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內的生活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會是歷史上相當重要的大時代，也是世界歷史上相當重要的時期，前面的章節很詳細地說明了這個時期的教宗與當代的各個西歐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角度上的來往關係，以及他們相互之間許多錯綜複雜的關係。下面的章節我們要從高層的教廷和教士們的生活環境，進入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圈子裡，看看他們宗教生活的情形。
十四到十五世紀的西歐，還是一個屬於基督教的世界，一般平民百姓的思想和生活，都在教會的信條和教會的法律控制之下，從外表看來嘛，宗教活動是有增無減，無論是個人、家庭、社團和國家全部都籠罩在基督教的氣氛之下。但是，這種外表的宗教活動，對教友個人的內心生活，對社會的健全和安寧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呢？無可諱言的，宗教生活更加的形式化、更加的機械化，缺乏潛移默化的力量，宗教似乎成了市場上的一種交易活動，這話是什麼意思？教友們在生活中和天主討價還價，他們參加各種宗教活，已不是發自內心出於
真誠，而是希望天主賜給他某種恩惠，或是避免某種災禍。這是不是像是市場上的交易活動呢？是不是在和天主討價還價呢？因此許多的宗教活動也就近乎迷信的行為了。做了某種善功，或是念了某篇經文，就保證可以獲得自己的心願，這種信心，從某種角度而言，固然可以說是一種類似赤子熱情的流露，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卻減低了基督教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基督宗教常常是以外表的行動來表達內心的真誠，而十四到十六世紀的歐洲基督徒，似乎已經失去了內心和外表齊頭並進的平衡了。
要說明那時候基督徒的生活，失去了內外平衡，最好的例子就是宗教遊行和朝聖的活動了。為了慶祝教會裡重要的節日，像聖體瞻禮、聖母升天瞻禮等，或是是本城、本鎮、本村的主保聖人的生日或殉道的紀念日，再有嘛就是祈福消災了，每座城或每個村鎮都有場面非常壯觀熱鬧的宗教遊行。舉辦遊行的機會很多，比方說西元一千四百年左右，日爾曼的科隆城，每年總要舉行將近一百多場遊行，幾乎是平均每三天一次，一四一二年的巴黎，從五月到七月，每天都有遊行，由不同的工會、商會、宗教團體、男女修會分別舉辦。遊行的原來意義是說：“某個地區用具體的行動來表達信友內心的宗教熱忱”，但是想一想，那種三天一市、五天一集的遊行，已經流為例行公事，失去了它原有的嚴肅而神聖的意義了。更何況，在遊行之後，往往大吃大喝，甚至還又唱又跳，前後的活動顯得相當不調和。朝聖這種宗教活動，起源於中古時代，具有苦行贖罪的意義，長途跋涉，沿途托缽乞討，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尤其是巴勒斯坦去朝聖，絕對不同于現代的觀光旅遊。耶路撒冷一直是教友們朝聖的熱門地點，十四到十六世紀的巴勒斯坦雖然是在回教徒的控制之下，但是教友前往朝聖的數目還是相當可觀，此外，在西歐本土上，也有不少朝聖地，吸引從各地去的朝聖者，當然了，最令基督徒嚮往的就是羅馬，羅馬是教廷的所在地，是基督徒的中心，羅馬不僅有千餘年的教會傳統，何況還有聖伯多祿和聖保祿的墳墓。西元一千三百年以後，羅馬更增添了吸引朝聖者的理由。
西元1300年，教宗鮑尼法斯八世第一次舉行聖年的慶祝活動，西元1343年，教宗克勒孟六世又規定從西元1350開始，每隔五十年就舉行一次聖年，以後的教宗又改為每三十三年舉行一次，然後，又改為每二十五年舉行一次聖年活動。這種聖年活動就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的現代，距離我們最近的是一九七五年的聖年，當然西元兩千年也會是一個聖年，不知這一年我們中國人有多少去朝聖了。為了吸引教友到羅馬參加聖年朝聖，教會頒發大赦，凡誠心悔罪告解而又履行善功的教友，能獲得罪罰之赦，按照教會傳統的道理，人若犯了罪，就必須接受因所犯的罪而應該受的罰。罪能在告解聖事內獲得寬赦，而罰呢，仍然得需要實行某些善功才能抵消，否則的話，就必然會在死後在煉獄中補行。許多善功中的一種就是“金錢”，拿錢給教會幫助教會去推行各種傳教事業和慈善工作。由於宣講大赦的某些神職人員在觀念上有偏差，往往把捐獻說成是獲得大赦的重要條件，而一般的教友也以為向教會提供某些捐款，就能夠獲得大赦，因而忽略了，內心的悔罪和生活上、行為上的改過遷善，才是更重要的條件。歷代教宗所頒的大赦愈來愈多，而頒佈大赦的理由也愈來愈世俗化，所以，也就造成了教會內很多的弊端，可是大赦所造成的最大毛病，倒不是經濟上的問題，而是宗教生活的形式化和機械化。只要教友履行教會規定的某項儀式，似乎就可以保證獲得預期的效果，而宗教所要求的內心改革反而被置之高閣略而不提了。
另外一種反映出這時代宗教的形式化和機械化的，就是對聖人聖女的崇敬，這種習慣本原本在初期教會時代就已經盛行，在教難的時代，許許多多的教友，不分男女老少，更不分貧富貴賤，為自己的信仰而拋頭顱灑熱血，以生命為主證道。這種殉道精神，對其他的教友而言，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殉道者因此也就得到教友的崇敬，而被尊奉為規範。除了殉道者之外，還有不少信友，雖然沒有流血壯烈犧牲，但是他們每天過著聖善的生活，虔誠祈禱，也成為信友的楷模，隨著時代延長，聖人聖女的數目也就跟著不斷增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都在紀念一位或好幾位聖者。聖人聖女之所以被人崇敬，對信友產生吸引力，是因為這些聖人聖女也都跟我們一樣有血有肉，也都飽經人間痛苦，所以也就容易瞭解一般人的痛苦，而對世人富有同情心。他們的成功，正是一般教友對來世永生的希望，聖者們既然富有同情心，那麼對世人的痛苦，自然會有一份特別的關懷，只要我們向他們祈禱，那麼任何困難都會有一位元主保聖人為我們向天主祈求，困難也就容易解決了。我給您舉些個例子，您就更明白了，像聖女阿波羅尼亞殉道的時候，行刑者敲掉了她滿口的牙齒，她就成了害牙病者的主保。普通一般的病則求聖費亞克，而疑難雜症，尤其是瘟疫，就該求聖洛克不可了，聖碧岳能治跛子，聖安東尼諾則治風濕病，各行各業也都有各行各業的主保聖人。
原本，崇敬聖人的目的是為了激發自己效法他們的芳表，熱心恭敬天主，到十四、十五世紀以後，反而被祈福避禍所取代了。而且在態度上，一般的教友往往是以一種交易的態度來崇敬聖人。只要是我履行了某些宗教儀式，我所祈求的也必然要應驗才對。當然可以看出來，若是抱持著這種態度，不就是迷信的行為嗎？這種宗教儀式和態度也就成為以後有心改革宗教的人，攻擊教會的另一個焦點。雖然如此，但是仍然要跟各位說明另一個正面而積極的事實。的確，崇敬聖人也說明了當時的教友中，仍然有不少人富有赤子般的信心，度著單純而又誠樸的宗教生活。從崇敬聖人推而廣之，因而也崇敬聖人們的遺骸和遺物，這跟我們現代人珍藏先人留下來的紀念品的心情一樣，而當時的教友們珍藏聖人的遺骸和遺物，實在不是我們現在的人所能想像的。聖人的遺物，竟然變成商場上交易的貨品，我們現在也有買賣古董的，但是，當時的情形已經到了超乎人能想像的程度。比方說，耶穌在最後晚餐時所遺留下來的一塊麵包，竟然沒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被高價買賣呢，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啊！西元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淪陷以後，流亡到西方的希臘人帶來無奇不有的遺物到處兜售，充滿生意經的商人竟然假造仿冒聖人的遺物，在市場上銷售，為的是滿足教友們收藏的嗜好。
避禍求福，原本就是人的天性，崇敬聖人和聖人們的遺骸遺骨，教友的用意也多是為此，雖然帶有迷信的色彩，但是並不違背教會的信仰，可是相信除了天主以外，還有其他一些超自然力量，控制著人類的禍福，那就是直接違背教會的信仰，真正是迷信無疑了。教會當局雖然一再重申嚴格的禁止星象和巫術，整個的中古時代和文藝復興時代，星象和巫術仍然盛行不衰。星象學相信人類的命運是受到天空中各種星辰的控制，因此只要知道星辰的方位，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相對的關係，就可以避禍得福了。已經歸化於基督信仰的歐洲，還深深相信星象對人類的活動具有深遠的控制能力，當時歐洲各個帝王公侯的宮廷裡或是旅途上，都有星象家在他們左右，隨時侍候著，事情無論大小，都要先徵求星象家的意見，連教會人士也不例外。比方說，教宗格肋孟六世，曾先徵求星象家的演算推測，才敢決定十字軍出發的日子，而一般民間，對婚喪之事，也多會請求星象家指算所謂的黃道吉日。教會信德的道理，相信有魔鬼存在，同時也相信魔鬼不能加害于人，除非有天主許可，可是在當時，混亂多難的時候，一般信仰浮淺的教友往往忘了自己的信仰，認為與魔鬼建立友善的關係，就可以避禍得福，或是利用魔鬼的力量來打擊自己的仇人，所以巫術大行其道。十四、十五世紀的巫術相當盛行，文獻上曾有這麼一段話說：西歐有三分之一的地區受到巫術影響，大公會議和地方教會會議都把巫術當成是異端，在法庭上，凡是被告有巫師嫌疑者，都交給宗教裁判所處理，當宗教裁判所查明屬實之後，又交給一般政府法庭執行死刑，當時都是火刑，被火活活燒死。西元一四二八年，法國的一個名叫魯埃雪的地方，就有兩百個巫師被判處死刑，十年以後，另一個名叫勃裡安桑的地方，也有大批的巫師死于火刑。西元一四四零年，教宗歐傑尼第四曾經公佈詔令，明令巫術是迷信，但是民間巫術的流傳並沒有因此而衰弱。
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一般教友的宗教生活有這麼兩個特點，那就是宗教生活趨向形式化和機械化，教友的精神普遍缺少了、喪失了初期教會時代的那種內在活力，這固然是受到時代社會和經濟背景影響，但是對形成這種現象，應負最大責任的是教會各領導階層，上自羅馬教宗，下至低級教士，一旦教會的各層領導者，也被捲進到時代的漩渦中而不能自拔時，當然也就無法領導一般的教友了。下面我必須毫不避諱地談談教會中領導階層腐敗的狀況，以及在教會內面對各種腐敗的情況所產生的一種神秘運動。
羅馬教廷的各種財政措施，造成了各階層教士的腐敗，教士們為教友所做的各種服務，所要求的獻儀，像是求大赦和許可啦，接受教職啦，都需要繳納一定的捐獻，更使得一般教友產生一種錯誤的印象，金錢竟然變成了宗教活動的主要因素，同時，主教的任命往往成為教廷對親友和功臣的酬勞。這樣的結果是，教區的領導者往往是一些既無才又無德、或者是些沒有服務精神的人，他們把神聖教士的職務，當做是獲得財產和權勢的資源，卻忽略了以身作則傳揚福音、為人群服務的責任，甚至還有一個人擔任好幾個職務的現象，或是終其一生，沒有親自前往職所在地的情形。教區的主教如此，各堂口的本堂神父，也大同小異。當然啦，我們也不可否認，文藝復興時代，還有不少認真而又盡職的主教和神父，不過根據各種文獻的證明，我們得承認當時神職界的素質的確是每下愈況，情形相當地嚴重，潛藏著好大的危機。各個修道院的情形又如何呢？他們也不見得樂觀。以貧窮生活為號召的方濟會道明會，自從十三世紀初期創立以來，一直是教會的新力軍，挽回了中古教會的頹勢，可是，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他們也經不起時代的考驗，逐漸的，也和在俗教士一樣，同流合污了，十四、十五世紀時，他們成為人文學者攻擊嘲諷的題材。
來源：天主教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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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7-28 07:1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