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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
從十五世紀中葉,我國明英宗以後,聖教會和西方基督信仰的世界,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這就是我們慣常稱呼的文藝復興時代。在這個時代,東羅馬帝國亡於一四五三年,許多學者、藝術家流亡西方,使得西方對古希臘羅馬的藝術傑作,由接觸和研究產生了驚歎羡慕,對古典文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股風氣從義大利傳向西歐各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都有著重大的改變,科學技術更進步,但是我們都知道,中世紀最突出的典型人物是神學家,“天主”、“神”本身是中世紀一切研究的中心,而文藝復興時代的典型人物是人文學者。
因為研究的興趣從神身上轉移到人的本身了,神學家所關心的是思想的本身,所注意的當然是思想的正確與否,文字的表達是否清楚,人文學者則注重作品的文體、用字遣詞是否美妙文雅。所以,這時候的學者反而羡慕古代的作品了。所謂人文主義與文藝復興時代的理智和藝術活動,並沒有創造出新人的典型,相反的,人類被警醒了,自覺性地全神貫注在古典文明上,喜歡用古典的服裝來裝飾自己,而實際上,文藝復興時代的人,和古希臘人和羅馬人是迥然不同的。新的人文主義,它的主要特徵是一種高度的傲慢、自負、驕傲、強力的自覺、崇尚個性,甚至於趨向泰坦主義。他們到處想擺脫束縛,把教會和國族的法律和傳統規則當作是束縛個人的桎梏,把每一種社會當做是抑制個人的不公平約束。這些新思想並不是來自古代歷史的探討,他們根本就缺乏純粹的歷史觀,催促他們行動的,是一種抗爭和對峙的情緒。
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歐人,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高雅,或許有人會以為他們都嚮往柏拉圖、斯多葛、或是西塞祿,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倫理道德上的修養,他們自認為是英雄或超人,而事實上呢,通常他們是些個性懦弱的人,思想貧乏,誇誕不經,陰險虛偽,兇惡無恥,缺乏羞恥之心和自製能力,他們竟然因惡行而自傲,竭力斯瞞他們反抗的姿態。總而言之,人文主義者都互相標榜無限虛榮的記號,他們彼此無止息地標榜著,談論著不朽的名譽和聲望,也許沒有任何其他的時代,曾經有過那麼多不朽的詩人、自由人、公僕與政治家,但是,卻不曾真正創造出等量的不朽之作。這個奇異的時代,唯一的真正不朽成就就是美術,這也幾乎是所有史學家唯一能懷著真正喜悅,給予高度評價的碩果。它潛藏著一種異教精神的毒素,過分地褒揚自然以及肉體之美和肉體上的一切貪欲。另外,它也無限制地揄揚人的理智,想要打破一切束縛而自我陶醉。
在人文學者中,知道去防範異教的傳染而推動合乎基督教義的文藝復興學者,當然也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數幾乎都染上了異教精神,由於愛好古典,道德規範也就隨之低落了,產生一種相反的人生觀,而與教友的人生觀相對立,當代的人已經認為,人不屬於天主,以及他所屬的社會或團體,而認為人是應該在世界上尋求個人的最大幸福,為了擺脫天主或來自他人的一切束縛,抬高自己的身價,滿足自己的貪欲,這就是人文學者所標榜的理想。他們決心享盡人間的榮華和富貴,只要是能表現他們的偉大,甚至可以不擇手段,用盡一切方法,甚至是謊言、欺詐、毒藥、殘殺……也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也有許多人文學者,對宗教的特性比較保守,懷著宗教的虔誠,想要革新教會,以適應當時的思想潮流,在這個教會歷史上的陰霾時代,出現了一個想拯救教會的熱烈而有力的呼聲,他就是撒未納勞的呼聲。他是人文主義運動的中心,也就是風俗敗壞的中心佛羅倫斯城一所道明會修道院的院長。他以熱情演講,呼籲教友刻苦補贖,他自信負有天上來的使命,預言教會將遭受天譴,但是土會必會復興,而且不久就會應驗。因為他演講的成績不錯,而膽子更加大了,措辭上也逐漸地激烈起來,對教會中腐敗份子,尤其是當時的教宗亞歷山大,更是大膽批評。在撒未納勞的影響之下,佛羅倫斯這座沉迷於聲色娛樂中的城市竟然轉變成為一座懺悔的城市,在他的要求下,產生了矯枉過正的舉動,撒未納勞自己被成功沖昏了頭,逐漸由宗教的領域轉移到政治的領域,他幻想著使佛羅倫斯成為天主的城,再以它為中心,把改革的風氣推廣到整個教會。
儘管撒未納勞為移風易俗而工作,但是教宗亞歷山大六世卻無動於衷,不過當他干涉政治,而且與教宗的政治採取鮮明的對立時,教宗便改變了態度,並且命令撒未納勞到羅馬去解釋說明他的預言。撒未納勞竟然抗命,拒絕前往羅馬,教宗又再下令禁止他演講,教宗雖然私德不好,但他畢竟是教會的最高領袖,撒未納勞本該服從他的命令。以後,撒未納勞更是變本加厲,猛烈攻擊教宗,教宗再三警告,最後不得已,只好在1497年,不得已將他開除教籍。從此以後,許多追隨他的人也逐漸拋棄了他,不久之後,在一次烈火考驗時,他所表現的是猶疑和退縮,因而名譽掃地,聲望從此下降,原先支持他的人轉而攻擊他,最後被佛羅倫斯政府逮捕,宣判絞死。死後屍體又遭焚毀,這個一心圖力挽狂瀾,熱心改革的人,由於過分衝動不知節制,遭到如此下場。
除了撒未納勞以外,還有一位原來是奧斯定會的人名叫依拉斯莫斯,被稱為“人主正義學者的巨擘”,他的理想是想把古人的智慧結合聖經同福音溶於一爐,因此他為出版古典作品,以及聖經和教父們的著作,進行了巨大的工作。然而他的思想卻很難捉摸,宗教對他而言,是一個道德生活的嚮導,他願意把信條減縮到最少的數目。他嘲笑士林派神學家,他也諷刺隱修士和他們的短處。依拉斯斯莫斯誠懇地希望能見到教會的改革和進步,不過他的攻擊也有言過其實的地方。為了譏諷當時神職界的缺失,而對修會生活有所曲解,為了嘲笑士林哲學的繁瑣,因而攻擊神學本身,他雖然始終沒有和教會決裂,但是卻在無意中給誓反教的改革鋪了路。到他晚年時,又深深後悔,他青年時代的作品未免太孟浪了。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宗,曾提倡鼓勵古典文藝的復興,並且使羅馬成為藝術生活的中心,但是卻並不像是中古時代那樣,藝術完全是朝著敬禮天主的方向而發展。這時候的藝術家也創作了外教的神,他們所尋求的,都離不開他們自己個人的光榮,但是也給聖教會造成好大的玷污。自從西四督四世開始,歷任的教宗只忙於俗事,似乎忘記了教會和教友的福祉及利益,說他們是俗世的君王一點也不為過。中古時代的教宗善用他們的神權,是為教友服務,但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教宗,不但將教會重要職務任意委任給無才又無德親友,還設法使他們大富大貴,成為義大利上等社會的公侯。
教宗身不由己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中,也和世俗的君王一樣,採用同樣的方法和手段,招募兵士,與他國聯盟。為了維護軍隊和武力,為了外交,為了發展藝術,為了建造大教堂,以致經濟困難,不得不加重稅收,更有濫用神權以施放大赦來斂財的情形。這一切醜事,大損教宗的威望,教廷內的教士又都上行下效,使教友大失所望。地方上的主教、神父和隱修院院長的靈修生活,也逐漸頹廢下來,情況每下愈況,但是還不致於絕望,因為歷史給了我們證明,這時的聖教會雖然危機四伏,但是我們不該忘記,教會的真正領袖是耶穌基督,祂曾經許諾“地獄的門絕不能戰勝她。”
從下面的幾許事實來看,我們就可以獲得證明。的確,固然在文藝復興時代,有幾位教宗的聲望很差,但是在信仰方面,卻一直蒙聖神引導,從未出過差錯或背離天主所啟示的道理。像教宗亞歷山大六世,他也從來沒有在純粹宗教性的事務上貽人任何口實,他曾經獎勵修會,曾經衛護對聖母的敬禮,而且當美洲新大陸發現以後,派遣傳教士前往美洲新大陸傳揚福音,也不正說明了,天主在照顧著祂自己的教會。人雖然能暫時性地損害教會,但是絕不能毀滅聖教會。何況就整體而言,神職人員和教友,並沒有隨波逐流走向集體性的墮落,只憑幾個歷史學家的歪曲報導,是不能令人以偏概全的。
當歷史學家提到某一個時代發生了某幾件不幸的事件時,一般人就很容易認為,這個時代已經完全敗壞了,以至於對於那些循規蹈矩的,反倒不被人注意,史學家也沒有興趣去加以描述。他們所注意的,是那些反常的事。文藝復興時代的確有些野心貪婪的樞機,行為不夠標準,但是卓爾不群為聖教會增光榮的,也大有人在;傲慢不羈優遊自在,只知道遊獵而不理教務的主教固然不少,熱心拯救人靈,努力改善自己教區的主教更是不乏其人;修會會規廢弛的修院不少,但是謹守會規、熱忱敬拜天主的修會也比比皆是。文藝復興對聖教會之所以未釀成重大危機,是因為大部分人仍然保有堅強的信德,對宗教的本份也奉行不輟。我舉出一些例子給您參考。
像是聖地朝聖,雖然路途遙遠,卻常吸弗大隊的教友到聖地朝聖,許多新的敬禮蓬勃發展,像是為了敬禮耶穌基督的苦難,而盛行拜苦路的善工。自從我國的印刷術西傳以後,聖經、祈禱經書、聖人的行傳都不斷受到信友歡迎,就像師主篇這本書,成為當代人最最愛讀的一本書,而最足以表現當時教會活力的,就是在當時聖教會冊封了許多具有英豪聖德的聖人,多達一百來位,各種生活階層的人都有,有聖女加大利納,聖若望賈比斯坦,聖方濟保辣等人。我們對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初年的社會秩序,可以這麼說是頻頻出現危機,而新生的近代文明尚未穩定,工商業已經突飛猛進,但是大部分的財富是操縱在少數的財閥手中,廣大的民眾卻是在貧困中,聖教會受到自然主義理性主義的不良影響,雖然代代聖賢輩出,但是不少人為貪污的野心所腐化,不少的具有深思和遠見的人,不停地呼籲教會要從事改革,基督的教會和基督教世界,正期待一個更好的日子。
來源:天主教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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