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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台灣道教,雖然有它的信仰對象和儀式,以為是名符其實的宗教,不過迄今一切還是停留在過去一般的祭拜上,比不上發達進步的其他宗教:(一)他們有信仰對象和儀式之外,還有護教和宣教,而且有組織性的宗教團體。(二)持有經典,為信仰和行為的準則。(三)擁有宗教家,研究其宗教的經典,以便指導信徒,同時計劃其宗教的發展。(四)關心會內外的信徒生活和宗教倫理行為。而道教就是缺乏此四點,所以不如他教的團結和一致性。
台灣民間道教從未有護教和宣教組織的團體,因此難以保持純粹的宗教性活動。一個人可以同時信仰許多宗教,也可以隨時放棄它,對神沒有貞節心,所以信徒只求自己的福祉,無需關心別人的禍福死活,更不能團結一致,發揮宗教犧牲自己的精神,以為服務人群。
其實台灣道教的神,是南宋時代部分漢民族來台,以「香火」方式帶過來的;特別在十六世紀末,由許多漢民族自閩、粵移住台灣。因當時水土不合而罹患疾病者其多,醫樂缺乏之際,一切便都依賴神明的保護。來台隨身帶著鄉土的神,起初是祭祀在個人家裏的正廳,那時候當然無需組織教團;後來有漳州人的部落共同建廟供祀「開漳聖王」、廣東人的部落共同建廟供祀「三山國王」,或同業者、同鄉者共同建廟供祀他們的守護神;繼之有學者供奉「文昌帝君」、商人供奉「福德正神」或「關聖帝君」、戲劇者供奉「西秦王爺」或「田元帥」、醫生供奉「華佗」、農民供奉「神農大帝」;最後廟與神便漸漸產生,迄今已經難以數計。但是廟其多,神稱也其多,惟有廟無教,僅在每年一次或數次舉神拜拜演戲或迎神賽會;廟的組織,只以信杯取得選「爐主」一人主持祭祀,而不是教團或護教、宣教的組織。
台灣民間道教沒有經典,所以其宗教信仰和行為就沒有根據可循。因為經典是信仰和行為的準則,宗教既沒有明確的根據,則其信仰就容易迷失目標,譬如每人所信的是什麼都不管,有神便求,只為如願,以此為信仰的目的(不管求禱的對象是什麼神或鬼、人或庶物,只要得靈驗即宜)。因此民間道教只關心拜拜,別無信仰行為的教義可談;而台灣則是拜拜最多、最盛況的地方。
台灣道教現況,「僮乩」、「巫覡」、「通靈」特別多,然無經典可循,加以無論是道教、佛教、儒教,雖然有經典,其價值性卻明顯可知:各有好的教訓寶語,卻未能精研地去踐行,而將三教經典混合亂用。其中最特殊的情形,是在道教宮廟裏中,儒、道、釋三教的神混合地供奉在一起,有的廟連主、賓之神位位置都分不清楚,求禱的對象紛亂,導致信徒不問崇拜的對象是誰,一口就念數十位神名,如此無心注的對象崇拜,實是無所謂宗教知識;廟本身沒有關於經典的存在和內容,以致發生教義混亂,知識模糊,破壞了宗教情感。
台灣道教沒有專心獻身的宗教家,所以不能進步發展,或成為高尚宗教。論宗教家與其宗教進步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為宗教家專心研究宗教的歷史及淵源與經典的應用,而獻身於其宗教的進步與發展中,善導信徒的信仰和行為,並服務於人群;台灣道教沒有護教和宣教而組織的教團,也沒有主要經典可循,自然沒有專心研究的捨己濟世的宗教家。自南宋到現在,台灣道教約有七、八百年了,但仍未能脫離原始宗教,成為較高尚的宗教,使人生有永久不變的指針。台灣道教中,雖然有「司公(道士)」,只不過是替人家做葬儀、安頓喪禮,或在宮廟中做些法事、施行法術、為生者驅邪押煞等種類;嚴格地說,都不是宗教家。如果要由他們來發展道教、振興道教或造福人群,其困難度實在難以言論(雖然多少有助,但不能盡美)。
台灣道教不注重宗教信仰倫理行為,只重拜拜、迎神賽會,謀自身福祉。信徒應該要致力於由神的好行為延伸而使人有好行為,如果宗教不能提供人的道德生活或有助於社會,則其價值觀即被貶值。大抵宗教觀念愈低,則其道德觀念愈低;反之,若其宗教觀念愈高,則其道德觀念愈高,是一定道理。筆者認為,如果祭拜能從自私自利的動機中變為助人利人的倫理,認天為父,認地為母,認人類為兄弟姐妹,則一個人的道德觀念愈高,他的禱告必注重於精神上的懇切默禱。其實人的求禱,不只是自己身體上的需要,更當為智慧的增進、待人接物的禮貌、為解決社會問題及因道德上之自責而求禱。所以宗教與倫理道德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宗教高,則道德必定高;同理,道德高,則宗教也必高。
台灣道教有些習俗實應改革,譬如中國人在十二月廿四日家家戶戶要送灶神,舉行拜拜,目的是希望灶神上天多說些好話。這完全背棄了信仰倫理道德的觀念,因為神是最公正無私的;人做好做壞,神皆據實以報,不因你有祭拜而扭曲事實。祭灶神,早在三千餘年前商周時代,即有文字的記載,《周禮.典禮記》:「天子祭五祀。」這五祀中便有灶神。唐朝民俗祭灶神,是把酒糟抹在灶門之上,要灶神醉倒,到天上就不會說家中長短,而多說好話。又北平民間則捻一塊糖黏在灶門口,或台灣民俗「冬至」日將小圓子黏在灶口上,似要讓灶神吃到甜頭一般,上天去報告好事。上述觀念不但要改口,甚至在表達對灶神的真心與感恩上,民俗與宗教應分開別論,以重視宗教倫理與道德觀念。
文出:高雄文化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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