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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清理出土的荊門郭店楚簡，在1998年公佈；1994年收購入藏的上海博物館楚簡，自2001年開始發表，迄今仍在繼續出版之中。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出現，迅速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討論研究熱潮，涉及到許多學科和方面，但受影響最大的，恐怕應推學術史、思想史。兩批簡內大量豐富的佚籍，使人們不得不提出重寫有關學術思想歷史的要求，在二十世紀長期流行，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的若干觀點，正在遭到動搖，甚至導致根本性的改變。
這篇小文想著重考察郭店簡、上博簡發現後，學術思想史直接受其影響的段落與部分。文中將先就簡的年代本身作進一步的推定，然後分別談到這兩批簡的兩項最主要的內容，即儒家和道家，分別進行概觀的探討。由於我個人識力有限，同時上博簡也還沒有完全公開，看法只能是不成熟，或者說是暫時性的，敬希大家賜予指教。
一、 郭店簡、上博簡的時代
郭店簡與上博簡時代的研究條件明顯不同。前者系經考古發掘出土，有出自墓葬的材料記錄足稽，後者出於盜掘流散，缺乏原來墓葬的資訊。
如眾所周知，郭店一號墓其實也經過盜擾（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以下有關該墓材料均據此文），盜墓者第一次僅挖至槨板，第二次則在槨板東南隅箱頭南端鋸洞，並且撬開邊箱，盜去一些文物。不過從後來發掘的平面圖看，所失不多，特別是簡基本得以倖免。這就使墓以及簡的時代有可能得到推定。
按照考古學的原則，郭店一號墓的時代是墓中簡的時代的下限。作為墓的隨葬品的簡，其書寫的時間不可能遲於墓的下葬，由於是實用的書籍，一般說總應比墓的建成為早。至於這些書籍的著作時間，還可能比簡的書寫早相當一段時期，是大家不難理解的。
郭店一號墓的發掘簡報，業已對墓的時代作了很好的分析。這座墓位於楚國郢都地區，這個地區的墓葬，考古學者已經有比較詳細可靠的分期，其中江陵雨臺山墓葬群的序列可以作為最好的尺規。郭店一號墓的簡報正是這樣做的，以所出器物盡可能同雨臺山類似出土品對比。下面將比對結果表列出來，前面是郭店一號墓所出器物名稱，後面是雨臺山出同型器物的墓號及所屬分期：
銅器： 郭店： 雨臺山：
盤 M354， 四期
扁菱形鏃 M499， 四期
馬銜 M323， 四期
蓋弓帽 M545， 四期
陶器：
鼎 M176、179，六期
盉 六期IV式
鬥 六期II式
漆木器：
耳杯 M245， 五期
木梳 M513， 五期
木篦 M314， 四期
這裏面陶盉、陶鬥，簡報對比雨臺山六期，需要說明一下。雨臺山分期中的陶盉，Ⅲ 式與IV式實際非常接近，據報告，見於M176、179的Ⅲ式盉“環耳外撇近橫，蹄足內側平，外側有削割痕跡，肩、腹部飾弦紋”，而見於M555的IV式，“形制相同”，只說“環耳外侈近橫，腹壁直，圜底近平，蹄足內側平，外側呈三棱形”（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雨臺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8-69頁），同Ⅲ式的差異非常細微。郭店的盉，看線圖與雨臺山Ⅲ、IV兩式均有一點差異，可能是由於足上部有獸面，劃到IV式一邊去了。我認為該盉也當對比雨臺山Ⅲ式，在其五期，這和陶鼎恰相配合，已見於雨臺山M176、179。另外陶鬥，郭店的一件與雨臺山I式、Ⅱ式差別都比較大，恐沒有分期的意義。
把陶器中的盉改到雨臺山五期，去掉鬥，便可看出郭店一號墓整體說來相當雨臺山五期，即戰國中期後段。
簡報又專門以郭店一號墓器物同距離很近的包山二號墓對比，同型的有銅扁菱形鏃、軎轄、木枕等。尤其是方形有漆繪的銅鏡，兩墓所出“如出一笵”。這種鏡不是耐用物品，更表明墓的時代性。包山二號墓的時代可由墓中簡文紀年推定，是西元前316年（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頁、332頁），屬於戰國中期後段，用雨臺山分期，也在五期。
這一切，證明簡報講郭店一號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確是很對的。
戰國中期後段，從絕對年代來說意味著什麼呢？仍以雨臺山分期來看，在中期後段之下，還有楚墓的一個期，即戰國晚期前段的六期。郢都楚墓的下限，公認在秦白起拔郢的西元前278年，此後當地的墓即歸秦墓的範圍（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頁）。作為考古器物的分期，能明顯成為一個期總要占二三十年甚至多一些，而西元前278年上距西元前300年不過二十二年，所以我們說郭店一號墓不晚於西元前300年，應該是合適的。有的學者出於學術思想史研究的考慮，希望把墓的時代下移，是做不到的。
上博簡無法用像郭店簡這樣的方法來推定時代，但如學者們共同感覺到的，上博簡的形制、字體等與郭店簡沒有突出差別，當屬於同一較寬的時代範圍之內。以下兩點，似可作為推測時代的參考：
上博簡有一種現題為《柬大王泊旱》（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柬大王”即楚簡王，卒於西元前408年。上博簡包括這個王諡，自然不能更早。簡王的軼事成為一種文獻流傳，可能要在他身後若干年，把簡的整體年代估計在戰國中期後段以下較為合理。
與這批簡同時，有一些絲織品流散，傳說出於一墓。其刺繡技法紋飾都和江陵馬山一號墓的出土品相若，很可能屬於同時，馬山一號墓的時代，發掘報告雲“為戰國中期偏晚或戰國晚期偏早，約西元前340年之後，至西元前278年”（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頁）。
因此，我們試估計上博簡所自出的墓時代為戰國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簡的書寫時代也不出此限。
二、 孔孟之間
郭店簡依整理者的劃分，有書十六種。上博簡（不包括另收的字書等簡）尚在陸續發佈，據稱至少有書八十多種。兩者相加，已超過百種，應該說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其時在楚地流傳的書籍的主要趨勢。
兩批簡，內容固然很多很雜，但主要的，有學術思想意義的部分，是屬於儒家和道家。我們看郭店簡裏面的四種《語叢》，性質是多種書籍的摘抄，其內涵主要仍為儒道兩家。這說明，當時在楚國的諸子百家學說，這兩家實居優勢。進一步設想，由於楚國並非學術的中心，這樣的優勢狀況可能也同樣存在於全國其他多數地區。今後有條件的話，試以西元前300年為軸線，對學術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一定是很有興趣的。
簡中所見儒、道兩家著作，都出於學者的傳述。儒家作品有記述孔子言行的，如《詩論》、《孔子閒居》，均系弟子記錄傳習之作。道家作品只有《老子》系老子手著，但所見是摘錄本，所附《太一生水》則顯為後學增加。因此，我們根據這兩批簡所能夠直接闡發的，是老子、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學術思想。
現在先看儒家。
我曾一再引用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系年》關於儒門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開列一些：
孔子 西元前551—479年
子夏 507—420年
子遊 506—445年
曾子 505—436年
子思 483—402年
子上 429—383年
孟子 390—305年
孔子為儒家第一代。為七十子中後進的游、夏、曾子，是孔學的主要承繼人，是第二代。子思則與七十子弟子平列，是第三代。孟子之學上承子思，然其生年不及見，或說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是可能的，子上為第四代，孟子則在第五代。
郭店一號墓下葬不晚於西元前300年，與孟子卒年接近，所以我曾說郭店簡儒書當為孟子所能讀。上博簡的下限可能更遲一些，但其中儒書的內涵，寫作年代在西元前300年以下的，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大體說同樣應在孔孟的年代之間。《韓非子•顯學篇》雲：“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關於儒分為八，篇中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或作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為八並不是並世的八個支派，而是輩份不同的八位學者，各有趨向。
值得注意的是，儒分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聯繫密切。前人已經論及，《孟子》書中明引曾子者九處，引子思者六處，均為崇敬推尚的態度（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頁）。樂正氏當指曾子弟子樂正子春，梁啟超已有說明，即使如郭沫若說是孟子弟子樂正克，也同屬一系。仲良子有注釋曾子之語，同樣和曾子系統有關（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6-1127頁）。這樣看來，儒分為八中的一半實際彼此相關，可說是當時儒家的主流。
郭店簡以及上博簡的發現，正好凸顯了這一點。我已經討論過，郭店簡《緇衣》、《五行》出自子思，其他《性自命出》等也與曾子、子思一系有關係，甚至不妨視為《子思子》。上博簡也有《緇衣》和《性自命出》（《性情論》），證明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時非常流行，有很大影響。
《性自命出》郭店簡有一段子遊的話，特別值得注意。《荀子•非十二子篇》在指責子思、孟子的“五行”說時，講到其說托始于子遊，可見子遊同這一系存在一定聯繫。
最近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梁濤先生的文章《戰國時期的禪讓思潮與‘大同’‘小康’說——兼論〈禮運〉的作者與年代》（見本刊第4輯），文中提到《禮記》的《禮運篇》作于子遊之說。《禮運》的中心內容是禪讓，而郭店簡的《唐虞之道》，上博簡的《容成氏》、《子羔》等都主張禪讓，其間應有關聯。梁文指出這一點，是非常正確的，但以為《禮運》成於西元前316年燕王噲讓國以後，則恐不妥當。
禪讓之說本于《尚書•堯典》，起源應該很早，但在儒家學說中形成高潮，可能即始于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禮運》，《唐虞之道》等是在其影響下引申發揮的產物。到燕國的事件發生之後，孟子率先起而反對，鼓吹禪讓的風氣便煞住了。兩批簡的儒家著作中，禪讓說一時盛行，正與戰國中期後段西元前316年以前的形勢相當。這對於推斷簡的時代，也是有價值的論據。
總之，在孔孟之間，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宋儒的道統說還是有相當道理的。
三、 老莊之間
相比于儒家的孔孟之間，道家的老莊之間的傳承更不清楚。
由於《史記》關於老子的傳記突出了所謂“猶龍”的特點，老子其人和他的時代長期是爭論的焦點問題。郭店簡本《老子》的存在，至少把《老子》成書在《莊子》之後的一派說法排除了。
根據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莊子的生卒年代是西元前365—前290年，所以郭店、上博簡中各種書籍也都能為其所能見。
《老子》的形成，應比兩批簡的時代要早，這是因為下列幾點理由：
首先，郭店簡裏的《老子》三組，只是《老子》一書的摘抄本。這有其內證，《老子》丙組附有《太一生水》，而《太一生水》乃道家後學所作，其文字所本的《老子》篇章，有的不見於郭店簡，充分說明當時《老子》絕不限於簡本的那麼多（李學勤：《論郭店簡﹤老子﹥非﹤老子﹥本貌》，《紀念林劍鳴教授史學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摘抄本自然要晚於內容更多的原本。
簡中還有一些作品，是引申推演《老子》的，例如《恒先》。《恒先》不僅襲用《老子》，而且在思想上有相當大的跨進。這表示《老子》比簡早，而且要早相當大的時段。
我們還可以把馬王堆帛書中的《黃帝書》放在一起考察。《黃帝書》作於先秦，不少學者都認為應屬戰國中期（參見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龍晦：《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書探原》，《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其內容多本《老子》，看來《老子》成書應更早些。我曾從各方面材料考慮，認為《老子》其書“不晚于戰國早期”（李學勤：《古文獻從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頁）。
在《黃帝書》公佈以後，學術界為“黃老之學”面貌的揭示而振奮。原來文獻豔稱的“黃老之學”，其思想富於積極色彩，與莊列一派的引退截然有別。後來的若干法家人物，都曾於此取義，如慎到、申不害以至韓非之流，殊不足怪，而其最晚的作品是久被貶為偽書的《鶡冠子》。
黃老一派道家的重新認識，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這是老子下面道家的別派，對於老莊之間的聯繫尚未能說明。
釋讀上博簡《恒先》，使我們看到這裏缺失的鏈環。
《莊子•天下篇》于諸子均有批評，最後推尚老聃、關尹，而歸結于莊周。文中說關尹、老聃“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乙太一”，實則這樣的範疇並未見於《老子》書內。郭店簡《太一生水》有“太一”，我曾以為是關尹遺說（李學勤：《重寫學術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頁）。《恒先》開頭便說：“恒先無有”，這恰恰就是《天下》講的“建之以常無有”，其為老子弟子關尹一系的遺說，是明顯的。
《恒先》下面還有一串術語，我讀之為“大全”、“大（太）清”和“大（太）虛”。三者均見於《莊子》書內，“大全”見《田子方》，“太清”見《天運》，“太虛”見《知北游》（李學勤：《楚簡﹤恒先﹥首章釋義》，《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可以清楚地看到，《恒先》是《老子》到莊學之間的聯絡橋樑。
希望本文的簡短討論，能促使更多學者注意孔孟、老莊之間學術思想演變的探討。相信這方面研究不但會更進一步抉發現已發現簡文的秘蘊，還將導致對有關傳世文獻有深入的認識，在不久的將來，再有新材料出現，我們可以有較充分的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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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21 18:4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