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是傳播家文化的載體

驛動的心

　　綜觀中國孔廟的發展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癸學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在統治者的政治生活中佔有足輕重的地位，而孔廟又是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載體。在統治者奪取政權以後，儒學這種既符合政治需要，又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的理念體系，便有了用武之地。當它作為教化的工具以後，很快就登上了國學的寶座，成為國家倫理的政教祖師。祭祀孔子也就成為祭天、祭地、祭祖宗同等重要的政治生活。因為“聖人的品德，天生多才，王道要靠它，人間的倫理道德也要靠它”，“弘揚五道，全依儒術”。祭祀活動又是上到天皇、下至黎民孔子的建築，作為“弘揚王道”的場所，作為統治者的政治講壇，“祀其道”，“神教化”，“闡我皇風”以達到“四海永清”。因此，中國孔廟可以從曲阜的“廟屋三間”，發展到啟蒙及傳播到東亞、東南亞、歐美的有比較固定禮制、有傳統的祭祀典禮的中國風格的建築群。這其中的主要因素在於：中國孔廟建築滿足了統治者宣傳儒家思想的需要，是歷代王朝的精神象徵；它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傳統理念，其文化內涵反映了統治者治國安民的政治主張；廟學體系的確立，使它成為中國傳統教育的基礎。中國的廟學是這樣，海外的廟學也是這樣。
  
首先，中國孔廟建築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是歷代的精神象徵。
  
　　《禮記·文王世子》記載，早在周朝的時候，每年都要按四季釋奠于先師，來表示尊師生道之意。不過當時所謂的先師，並不是指特定的某一個人或某些人。孔子去世後，《史記·孔子世家》雲：“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塚。”“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孔廟始建後，“諸儒亦講禮”於孔廟。這就決定了孔廟的文化內涵，滲透了儒家思想，是紀念孔子的祭祀性建築。
  
　　漢高祖劉邦于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在回京師長安的路上，專程到曲阜以隆重的“太牢”禮議祭孔，劉邦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親臨孔廟祭孔的君主，開創了帝王祭孔的先例。可見，儒學在統治者掌握政權後，其價值在社會的變革中得以充分體現。以後，孔廟成為統治者推行其教育理念及王權思想的象徵。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因此被奉為官學。凡始立學者，必設奠於先聖、先師。朱熹對此認為，修建孔廟“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因為“古先聖王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性知修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為事”。“立學校以教其民”，說得十分明顯，統治者的政治主張是可以通過廟學作為傳播手段直接滲透到百姓之中。修建孔廟，滿足了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這段記述，說得十分明確，建立孔廟是為了祀其教，祀其道。於是才有以後的唐貞觀四年（630詔“州縣皆特立孔子廟，四時致祭”。因為，“弘揚王道，全依儒術”，“聖人的品德，天生多才，王道要靠它，人間的倫理道德也要靠它”。這些思想在祭孔活動或祭孔樂舞或廟學思想或學宮教育中已經充分體現出來。於是出現了各地競相攀比之風，並且延續了下去。是否修建孔廟，已經成為當地為官者的臉面和政績。孔廟是否有氣派，也是衡量當地官員的對儒家文化的態度的尺度。在西部地區的古涼州今天的甘肅省武威市，明正統時期，還未建孔廟，於是也清示朝廷“睹將校子北，多明秀好學，而未設學舍以為講肆之所，遂請於朝，得命以家隙令軍士取陶甓而經營之”，經批准於正統二年夏動工修建孔廟。黑龍江齊齊哈爾文廟的修建也是相互攀比的結果。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黑龍江建置後，至嘉慶中葉還沒有建立孔廟所以西清（嘉慶十五年任黑龍江將軍衙門銀庫主事）在其所著《黑龍江外紀》中曾發出“社稷、孔子，遍天下皆得祀。黑龍江一省獨無，此為缺典”的感歎。四十年後，即咸豐元年（1851年），始在齊齊哈爾修建孔廟。吉林省吉林文廟也因簡陋而重建。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改建行省。首任吉林巡撫朱家寶，首任吉林提學使吳魯認為文廟建築簡陋，“無以崇禮展敬”，於是選擇現址重建。
  
中國孔廟建築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傳統理念，其文化內涵反映了統治者治國安民的政治主張。
  
　　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忠恕之道的價值體系、中庸之道的思維方式和那種觸動的情愫，震撼心靈的神道設教的形式和儀節，不僅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質和社會實際，而且貼近人的生活和感情，通過孔廟建築為載體，其文化內涵容易向全社會滲透和傳播其祭祀活動的形式極易被中國傳統文化認同和接受。
  
　　從孔廟建築的組群和建築物命名上，可以發現儒家思想拓其中的主導地位。各地文廟在組群結構和命名上均體現了儒家思想，如“禮門”、“義路”的建築命名體現了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的基本思想。《禮記》說：“禮者，理也”。“夫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禮樂亭”建築雖然是祭孔時使用樂舞的紀念性建築，但從本質上來說，它是孔子“禮樂”觀的體現。孔子對禮樂十分重視。“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有禮必有樂，說到禮，便有樂在內。禮的要義，禮的真義，要求人們在人生的旅途中，要沉著、鄭重、認真其事，而不輕浮隨便苟且出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建築一方面是讚揚孔子學說其影響深遠，另一方面又是對儒家“德”、“道”思想的讚美。“萬仞宮牆”、“大成殿”、“大成門”這些建築的名稱含義均有此意義。“尊經閣”——尊孔讀經；鄉賢祠、名宦祠——地方鄉紳鴻儒官僚的紀念地；泮池——入泮，過泮橋，“學而優則仕”的橋樑通道。諸如此類建築組群，則充分體現了方正、對稱、閉合、等級制、中庸之道，以及“官為本”的思想在中軸線上的核心建築——大成殿的設置中已經體現出來。孔子以“王”者身份被供奉于大殿，文廟是紅牆、黃瓦、享受的是帝王待遇。這些無體現出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核。
  
　　通過一年兩次的“丁祭”，文廟建築的思想理念，統治者治國安民的政治主張均在中國傳統的祭祀活動中得以充分的展示。在中國百姓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對祖先、對天地、對神的崇拜是通過“國之大祀”表現出來，以乞求國泰民安，以避免瘟疫災難。這是統治者的願望，也是老百姓的願望。國為“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在文廟演變流傳1000多年的祭孔樂舞，無論“佾舞”的等級選用，還是主祭、陪祭官員，均由地方要員甚至於皇帝及其使臣充當排場，都足以說明文廟祭孔的特殊意義。統治者禮樂祭祀的意義，並非後人的猜度闡發，先秦儒家自己的話中，亦實在說得太分明了。“祭者，志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威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百姓，以為鬼事也”。從祀天祭祖到祭祀孔子，或則引發崇高之情，或則綿永篤舊之情。使人自盡其心而涵厚其德，務鄭重其事而妥安其志。這些思想在祭孔樂舞中已經比較充分地顯示出來，在清代祭樂舞中的《序平之曲》中有這樣的歌詞：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棄祭菜，于論思樂。唯天歸民，唯聖的若。彝倫攸敘，至今木鐸。在《懿平之曲》又這樣寫道：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黌宮，疇敢不肅。……在《德平之曲》中還有宋的句子：……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丞民，育我膠癢。通過祭祀孔子活動，達到“四海黌宮”、“彝倫攸敘”、“化我丞民，育我膠詳”的寓教育於“聿昭祀事”之中。
  
以中國孔廟為代表的望風而逃這體系是中國傳統教育的基礎。
  
　　從形式上看，文廟無非是一個祭祀孔子的場所，但從各地文廟發殿演變的情況來看，它又充當著傳播儒家倫理教育、傳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學校作用。從各地文廟始建時的情況及其廟學體系的建築結構形式中，可以窺風一斑。
  
　　自漢代成都建立石室學堂以來，凡始立學者，必設奠於先聖、先師。唐以後，州縣莫不有學，則學莫不有先聖廟。四川綿竹進士金深在《重修文廟記》的碑文中，對於這種廟學關係存在的緣由說得十分清楚：“今天下郡邑必有學，學必有廟，所以妥神靈，妥，神教化。”因學立廟或因廟立學的根本原因在於，一方面傳道、授業、解惑，另一方面是妥神靈，妥，神教化，將儒家思想通過學校教育，達到教化百姓的作用。這從客觀上，確立了一整套教育體系和理念。當然，《詩》《書》《禮》《易》《春秋》《倫語》《大學》《中庸》《孟子》是其教育的精髓。後來，琴、棋、書、畫也是其教育的內容，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也進入其中。從州縣學宮到府學，到國學國子監，其教育體系，愈來愈完善，從一般的傳道、授業、解惑、發展到科舉考試直到今天的小學、中學、大學教育體系，無一不追述到文央的廟學禮制。當代，南方文廟尤其是廣東文廟，普遍被稱為學宮，北京孔廟至今還和國學國子監保持著右廟左學（首都圖書館）的格局。雲南建水文廟至今仍然是建水中學的所在地。查閱各地方誌，直到清末，各地文廟均包涵有學校教育的因素。
  
　　中國孔廟的廟學關係，影響發展到東亞及東南亞孔廟及學校教育體系。始建于明太祖七年（1374年）的漢城文廟，在文廟之北建立了明倫堂，屬於前廟後學的禮制當時為廟（文廟）學（國子監）合一的建制。現在的韓國漢城成均館大學正是與成均館大成殿學廟合一的格局。始建于成宗十一所（992年）的朝鮮開城文廟，也屬於前廟後學的建制成均館館長、曾任國際儒聯首任理事長的崔振德教授說：“成均館的設立，距今已有1300年了，它是國立大學校，兼有兩個職能：一是祭祀，一是教育。這兩個職能，都是成均館培養出來的。”目前韓國還保留有232座廟學合一的孔廟建築。這些孔廟建築，分佈在各個鄉校之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廟學合一的格局。起南李朝皇帝李聖宗決定在升龍城的南面建文廟，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賢人。同時讓皇親國戚的子孫到這裏業讀書。從一開始，文廟就兼有國學堂的職能。始建於寬永九年（1632年）的日本東京文廟——湯島聖堂（湯島孔聖堂），原為日本著名儒學學者林羅山在東京上野的私塾，學廟合一，這是始建時的基本格局。以後又成為廟學式結構的“昌平板學問所”，這是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幕府直轄的儒學教育最高教育學府。明治四年（1817年），這裏又成為日本文部省、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前身，現在的東京大學、築波大學、禦茶水女子大學這三大國立大學之發祥地。東京文廟的發殿演變表明，早期的文廟——聖堂，奠定了東京高等教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