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傳教過程

絕對官僚

韓國的傳教過程

中國的保護國高麗，也就是今天的韓國。在17、18世紀的清朝時候，它也是一個封閉自守的國家，禁止外國人入境。17世紀時，傳教士曾多次試著進入傳教，都總是失敗，鎩羽而歸，到最後，信德的種子是經由中國人傳入的。由於高麗每年都派遣使臣到北京去進貢，高麗的使臣，因而有機會認識了在北京的耶穌會會士，並且還從這些會士的手中，獲得了有關天主教的許多中文書籍，其中，好幾位學者，就是因為閱讀了這些書本而認識了真理。西元1784年，高麗國到北京朝貢的使節團中，有一位團員在北京當機立斷，在北京接受了聖洗聖事，他姓李，領洗後人們稱他為李•伯多祿。他回到高麗以後，曾經勸化了好些人進教，不料剛誕生不久的教會便受到了迫害，其中還有好些個新教友，獲得了殉道致命的榮冠。許多新教友覺得只靠書籍的説明，對認識教義相當不方便，同時，還要求當時在北京的主教，派遣神父到高麗去傳教，北京主教回信指導在高麗的教友們，如何善用已經有的書，同時，也答應派中國籍的神父。一直到18世紀末的1795年，才有一位名叫周文謨的中國神父進入高麗，周神父到達高麗，發現已經有四千多教友，經過了七年艱苦的傳教後，教友人數增加到一萬。1801年的教難時，周神父和三百多位教友，英勇的殉教致命了，從此以後直到1834年這30多年，高麗的教會，在沒有神父的情況下繼續生存，這支沒有外國傳教士開教，而由中國教會所產生的新枝，恐怕是天主教傳教歷史上僅有的，唯一的例子。

在中世紀末葉，以及近代行將開始的一段時期內，聖教會所應戰勝的危機，恐怕是從西元第四世紀所產生的亞略異端以來，最嚴重可怕的了，尤其是因為來自教會的內部，所以才更加的嚴重。這種危機肇端於西方的大分裂，教友不慎染上了自由思想，以及異教古代倫理學家的風氣，又因為當時道德水準的低落，甚至波及到教宗官廷的內部。等到馬丁•路得起而反抗天主教傳統的道理時，所造成的結果是，人欲橫流，一發不可收拾。在社會的擾攘中，北歐大部份的民族都脫離了羅馬，好在建築在磐石上的教會是不會動搖的。教會在特力騰大公會議中，莊嚴而勇敢的面對全世界的挑戰，作了全面的檢討，再一次的論斷了教義，立定了法規，全面的展開了革新的工作。雖然說，在一切努力之後，仍然存在著一些弊端，但是，最大多數和最嚴重的弊端已經絕跡。由於努力推動特力騰大公會議的議決案而復興和刷新的教會，仍然迄立著，繼續在普世為聖化人靈而工作。教會的活動，已不只限於老教友的國家，傳教的精神從聖方濟•沙勿略以來，一直是生氣蓬勃。16世紀末年的地理大發現，給聖教會開展了新的活動園地，傳教士們跟隨在這些探險家的後頭，有時候更冒著危險，走在探險家的前頭，把福音傳給新發現的民族。16、17世紀中，中美、南美和菲律賓群島都投進了聖教會的懷抱；在亞洲方面，聖方濟沙勿略的足跡，從印度、麻六甲、印尼一直傳到日本；利瑪竇在中國；陸德神父在越南，都先後建立了教會。教廷在1622年建立了傳信部，收回了遠方傳教的權力，更為遠方傳教事業帶來新的推動力量。17世紀的教會，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對全世界都發揮了她的影響力。到了18世紀，新的異端邪說，像是揚森主義、寂靜運動引發了無盡無休的爭辯，問題已不在教義的某點某端，而是信仰基礎的本身。以前藏頭縮尾的不可知論、唯理主義，在18世紀，卻大搖大擺的出現在光天化日之下，影響到西方知識界。他們認為，除了人的理智，所顯然能夠理解的以外，他們都不不再承認，把一切有關啟示的宗教拋諸腦後。18世紀末葉，教會的命運好像是大受打擊，知識界中，所謂的優秀份子都似乎跟著伏爾泰、盧梭、百科全書派等人而遠離了教會，教宗的聲威也大打折扣。

天主教國家的君王，以保護教會為藉口，實際上是利用教會，以達到他們的野心和目的，他們甚至壓迫教宗，解散最忠於教宗的耶穌會。傳教區的前途也不是很樂觀，16、17世紀的那股傳教熱火，也大為降低。西方各修會的精神顯得衰退了，傳教的聖名也大為減少了，在東方的中國又產生了不幸的禮儀之爭。在這18世紀將要結束的時候，一切的紛爭和不如意，或是停滯不前的現象，正預告著教會將面臨一場更為艱難的挑戰。果不其然，法國在1789年爆發了大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專制的政體；取消了貴族和高級神職界的特權，教會也因此經歷了一場大風暴。令人驚奇的是，聖教會通過了這場大考驗。在物質上，固然是顯得貧窮寒酸了，不過卻切斷了，教會和政權之間的那條糾葛不清的鎖鏈。從此以後，卻使聖教會更能自由自在的，全力從事人類超性精神的職務了，專心從事宣傳福音，拯救人靈的工作。教宗和整個教會的聲望，反而繼續不停的增高，教會在教宗領導之下，也將重新開始加強內部的整頓，和拓展耶穌基督的神國的偉大事業。

來源：天主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