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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類歷史文明中,道教比起其他宗教傳統對生命的肯定和尊重可説是十分高和非常正面的。貴生、樂生、全生的思想在《老子》、《莊子》、《呂氏春秋》等先秦道家經典已經出現。早期道教繼承和發展了這個傳統。「死王不及生鼠」的比諭經常作為道教經典重生思想的力證之一。[1]《太平經》甚至頌揚「貪生」的價值追求,説:「天者,大貪壽常生,仙人亦貪壽,亦貪生。」[2]《老子相爾注》更將「生」代替「人」,而與道、天、地並列為「域中四大」,認為「生」是道在天地間的具體顯現。在道教看來,「生」是指在天地、萬物與人當中有長短年壽的生命。道教視生命為神聖的宗教思想對今天我們探索個體與社會及自然生態環境的適切關係有什麼啟迪的地方呢?
1. 好生不傷
《太平經》堅持:「夫道興者主生,萬物悉生,德興者主養,萬物人民悉養,無冤結。」[3]按道「好生不傷」、並陰陽「當主生生之效」的原則,急用刑禍者就是主殺屬惡。《太平經》描述理想的「太平」的狀況,其中非常重要的條件是凡物得生養,並能保存不受傷害:
太平者,乃無一傷物,為太平氣之為言也。凡事無一傷病者,悉得其處,故為平也。若有一物傷,輒為不平也。[4]
從《太平經》以「樂生惡殺」的道教原則來看,五斗米道義舍制度強調「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即是拒絕好殺用刑的實踐表現。
2. 太平與不傷──財富平均原則
在解釋社會不均的資源享用方面,《太平經》定義「富」與「貧」不是從財富的多寡和差距為標準。同時當它談及社會「平均」的理想,亦不是從財富資源的平均再分配而言。《太平經》以為「富」為「凡物悉生出」,而「貧」則是「萬物不能備足」;[5]即是説:富與貧的標準是以自然界的生命興旺與延續發展不絕為標準。[6]
按此道教生生的原則,富與貧的差別是從萬物本身能否獲得「生」與「養」的基本權利而判別。按萬物生與養的權利標準,《太平經》進一步設下它對「平均」的定義,即是「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復不平」、「若有一物傷,輒為不平也」。[7]
從上述不傷而為平的標準而言,《太平經》主張民眾獲得經濟生産上的平均,首先是指他們能得到自食其力的權利與機會,即是説「天生人,幸使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8]因此,若民不肯盡力實踐自食其力的本份,而使自己陷入饑寒,這是罪。但是,同樣,若有積財者,見民盡其筋力亦不能得衣食,而依然不肯「周窮救急」,以致使窮困者饑寒不能得生,這亦是破壞「天乃樂人生、地樂人養」的平均原則。[9]
《太平經》的財富平均原則,乃是要求凡物都能得生與養的權利。在此原則下,積財者本身不屬倫理上的惡。但是,若他們「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或使人饑寒而死」,《太平經》認為這是罪。[10]《太平經》的救窮周急、不讓窮困者因饑寒而死的社會倫理原則,可以在早期道教五斗米道設置的義舍制度裏,找到實踐上的例子證明。漢末社會動亂的原因主要是大量下層流民因為自然災害、豪族兼併、農村破産,失去本身所依鄉土而四處逃亡。五斗米道「置義米肉,縣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相信就是為救濟大量逃亡流民而設。道教這種救窮周急行為同時亦是回應我們上述所説道家異端性格的表現。道家由於輕物重生,遠離權力,因此可以「較多接觸社會現實,深觀社會矛盾,了解民疾苦,從而有可能成為時代優患意識和社會批判意識的承擔者。」[11]
3. 貴己養生
道教「貴己重生」的生命價值觀乃是包含一種獨立的批判精神,要求人不喪己于物、失性于俗的思想。由於道教相信生命的來源自於道,人與天地自然本是渾然一體,和諧一致的。但對處身在世俗文明社會現實的人類,卻由「形(體)到心(靈)都可悲地被異化、被扭曲,喪己于物,失性于俗」,因此之故,道教尊道貴生的意思,就是要求人的生命復歸於道的自然、無為本性,達到恬淡無欲、清靜淳樸的生命超越。
道教「貴己養生」的價值觀確立在求道學仙的目標上。因此,《太平經》曰:「三萬六千天地之間,壽最為善。」[12]《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雲:「天師設教施戒,奉道明訣。上德者神仙,中德者倍壽,下德者增年不橫夭也。」[13]同樣,《三天內解經》説:「真道好生而惡殺。長生者,道也。死壞者,非道也。」[14]但是,與早期道教神仙思想裏所蘊含的批判帝王權力的異端精神一樣,道教「貴己養生」的思想不僅沒有偏向及局限于純粹個人生死禍福的層面上,更重要的是在整個「貴己養生」的終極關懷下,早期道教進一步提出養人、愛物的自然倫理思想。
轉載自 國際道教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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