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受苦，原是好的

嗜酒態睡

年少時受苦，原是好的

一個沒有自我的人，不知不覺中，就會成為他不想成為的人。在這世上，要找到自己真正的角色，最大的挑戰在於於真實。對自己真實，對朋友真實，和對生命本身真實。

聯考放榜那天，我在報上尋找自己的名字。

找著找著，天哪，我竟然考上了台大工學院土木系。沒有弄錯嗎？這可是所有自然科考生前一百多名的成績。

我不敢相信，擦擦眼鏡再看一次，自己的名字真的在上面。數一數，一、二、三、四、五……，全班一共十四位同學考上台大，我正好是最後一個。

過去三百六十五個努力的日子沒有白費。哈哈，再難的功課也可以把它背下來，考試沒想像中那麼難。數理化加在一起也不過上千習題，我把所有參考書K完，不會也會了。我不由得有些得意起來，只是「土木系」這名字，又是土又是木的，有點不夠響亮。

還有另一個不好。

台大離家太近了。我原本希望上大學後，就能夠到外地去，暫時離開家裡的陰鬱情結。這下子沒了藉口，只得每天通車上下學。

註冊那天，母親要送我去學校，我不肯，哪有上大學還要媽媽陪的呢？母親輕聲說道：「孩子，就讓媽陪你這一次。」我這才意識到，我考上台大，對母親一定有特別的意義。當她和我一起走進台大校門，走在那著名的椰林大道時，她的心中是何等驕傲啊！

在那時刻，她心中是否也想念著父親？覺得把小兒子送進了大學，足堪告慰父親在天之靈？

男兒志在四方

大一新鮮人的生活，沒有想像中的興奮。

也許是建中的自由風氣原就接近大學吧！我繼續高中時期就習慣的課外生活，受邀代表台大參加校際辯論比賽，在新生盃合唱比賽擔任指揮，向大學新聞社投稿，偶爾參加男女生的郊遊和舞會。

整個新鮮人生涯最快樂的一段，是土木系和中文系合組了一個合唱團，參加台大為新生舉辦的第一屆合唱比賽。我又義不容辭，負起組團、選曲、練唱，和指揮的責任。我卯足了勁，發揮渾身解數，把這支合唱隊伍帶得有聲有色。每次站上指揮台，我就彷彿變了一個人，幽默風趣，熱情洋溢，活力十足。

我心裡懷著極簡單的意念：我能夠領導著一群青年男女，快樂地唱著歌，人生是多麼單純而美好。十八歲的青春年華，是應該充滿詩章與歌聲的。

我在這一群男女同學中，很受大家喜愛。一位中文系名叫張恕的女生，忽然跑來對我說：「白崇亮，我有一個好朋友朱麗文，我覺得你們兩個人好像耶。她這次也做歷史系合唱團的指揮，我介紹你們兩個人認識好不好？」我順口應了一聲：「好啊！」也沒怎麼放在心上。

直到比賽前一天，我們在文學院教室排練，終於見到了剛好在隔壁教室練習的朱麗文。那天她穿得一身白，顯得很有氣質，一看就知道是那種成績頂尖的學生。我們簡短交談了幾句，比賽在即，沒有機會深談。

往後四年，我和朱麗文也只在校園裡碰過幾次面，點過幾次頭。萬萬沒想到的是，十年以後，她將成為影響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個人。

在課業上，整個大一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是國文。學校選《史記》做教材，我每每被司馬遷筆下一個個豪情壯志的英雄人物所吸引，更不時為他人性的掌握，文字運用的細膩，和替人物在歷史定位的氣魄所折服。

我找了本《司馬遷傳》，在圖書館裡從頭讀到尾，才發現司馬遷之所以成為司馬遷，與他人生早期的所有經歷都相關。而其中最讓我心動的，是他的父親原本也是太史官，曾經陪同皇帝在往泰山祭天之前巡行天下。司馬遷年方二十，就有機會隨著父親走遍全中國。這是何等心胸，何等見識，男兒志在四方，有為者亦若是。

但那時台灣仍處在戒嚴時期，連觀光都沒有開放。我哪裡能想到，若干年後，我也有走遍世界各洲的機會呢？

忘了問自己：我是誰？

我這工學院的學生喜歡上國文課，而一本本動輒數百上千頁的原文物理學、化學和微積分，卻慢慢成為沉重的負擔。台大工學院，畢竟不是鬧著玩的。

暑假來臨，土木系的同學們開始一個接一個申請轉系，我心裡慌了起來。原來對大多數考上土木系的同學來說，這已經是落伍的科系。電機、機械或是化工，才是流行。一向不干涉我學業的母親，竟然也在這時向我表示，如果能轉系成功去讀電機，那就再理想不過了。

我陷入天人交戰，再一次不知如何抉擇。轉系申請日截止前兩天，我坐在樓梯上，試圖把混亂的思緒釐清楚。「要轉系，我的成績不夠到電機，機械還有可能。」「嗯，機械聽起來比土木好多了。可是機械到底念什麼呢？」「機械我並不擅長，可是史懷哲博士在自傳中不是說過，人在年輕的時候應該做點不擅長的事嗎？」「轉系以後同學關係又要從頭來過，值得嗎？」

我自問自答了好一陣，沒有什麼結論，幾乎想用擲銅板來決定了。慢慢地，我的思考漸漸往一個方向發展：機械排名到底比土木高，從台大機械系畢業比從土木系畢業要有面子。史懷哲博士說得對，越不擅長的越要想辦法克服。我這個人，感情太豐富了，將來要出人頭地，必須學會應付冷酷的競爭，讀機械系，正可以磨磨我的感性！

好了，就這麼決定，轉機械系吧。

我那天在樓梯上坐了許久，但是從頭到尾，竟然完全沒有問自己：我這個人，究竟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的興趣、我的理想、我的人生願景都在哪裡？我是否明白上帝造我，所賜給我最特別、最與眾不同的部分是什麼？

我好像緊緊抓住那個要出人頭地的期待，把自己一生的價值，毫不猶豫地交在別人評價的眼光中。也許，曾經失去一切的人，就不敢再要求什麼屬於自己的東西。我的人生還沒有真正出發，卻已經成為沒有自我的人。

一個沒有自我的人，不知不覺中，就會成為他不想成為的人。

我做出轉系的決定，再度把自己的人生航向未知。

暴風雨已經在天邊出現了。

悽慘的考試

大二開學，我走進機械系教室，沒有幾張熟識的臉孔，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焦躁的氣息。

機械系二年級功課繁重是有名的。什麼靜力學、動力學、熱力學、機動學、電工學、流體力學、材料力學、工程數學七、八科主力課程，一字排開傾瀉而下。在我還沒弄清楚它們到底是什麼之前，期中考已然臨到。

我一輩子沒有考過這麼悽慘的考試，整個人像被淹沒在山洪暴發後的大水之中。

考試成績一天天出爐，我的心情也一再沉向谷底。熱力學老師發卷子從最高分開始，我一直聽不到自己的名字……已經過了及格邊緣，往六十分以下墜落，還是沒有發到我。直到最後一張考卷，才聽到「白崇亮！」

機動學、電工學、流體力學，沒有一科過的。我被「當」得暈頭轉向，背脊發涼，這才驚覺事情的嚴重。在台大一學期的學分被當超過三分之一，不能補考；如果超過二分之一，就要退學被當出校門外去。

從期中考看來，我已經到了退學邊緣。

退學？不可能吧！我辛辛苦苦，費盡多大努力，背負多少期望才考上台大。要是這樣退學，真是情何以堪，又如何向家人交待呢？

但是，我實在不大能適應機械系裡面一些奇特的老師，也聽不太懂他們在課堂上所教的東西。

一位從美國麻省理工回來的老師，上課時眼光都直視後方牆壁和我們說話，然後從黑板左上角開始，一路唸唸有詞，導引數學公式到右下角，如此重覆直到下課。還有一位日本慶應大學材料學博士，已有一點年紀，他對學生要求極嚴格。我始終聽不太懂那夾雜濃重英日混合的口音，更不用說老師教學的內容了。

天哪，那些符號、算式、圖形進了我的腦子‧怎麼全無反應？我的細胞裡似乎沒有屬於機械工程的化學反應。台大機械系這個響亮的名字，成為我的夢魘了。

從學生時代起，我總是因為成績優異，而為自己建構的信心防線，開始節節敗退。我不時想起萬一被退學的恐怖和羞愧，更加無法專心念書。

我完全不敢，也不願意告訴家人自己的處境。從父親過世那一天起，我所有的事，都是自己決定、自己處理。我不習慣和別人商量自己的事，更不可以讓家人為我操心。

真誠溝通，可以找到出路

我對機械一竅不通的難關，不可能靠自己走得過。我勉強打起精神，向同學借來筆記，沒日沒夜地努苦讀起來。我的情緒一直十分低落，更怕被同學看成班上墊底的那種人。我過去的光榮事蹟沒幾個人知道，即始知道，那些純屬感性的事，在一個失敗的機械系學生身上，彷彿也只是一種諷刺。

我慌亂而痛苦，只敢祈求先不要被退學。

不知從哪裡來的念頭，我突然決定去找教電工學的張斯敏教授。張老師那時剛從美國回來，溫文儒雅，一派斯文，和其他機械系老師顯得十分不同。我找到教授休息室，鼓足勇氣對他說：「張教授，對不起，我的期中考考得很不好。如果您這一科的學期成績再當掉的話，我就要被退學了。我想跟老師商量一件事…」

張老師抬頭問我：「什麼事？」語氣十分平和。我繼續說道：「老師，我一定會盡全力準備期末考。但是，萬一我還是沒考過的話，可不可以這學期先向老師借一點分數，我下學期還您。」

張老師看了我一眼，只簡單地說了一句：「可以考慮。」

接下來的幾個禮拜，我又拿出準備聯考的功夫，背下所有電工學的原理、公式和習題解答。考期末考那天，張老師在教室中來回踱步，親自監考。他在我的座位旁停留了兩次，觀察我答題。鈴聲響起，我把卷子交上講台，張老師對我笑了一笑，說：「你應該可以不必借分數了。」

那學期我的電工學成績是六十一分，低空閃過，暫時不會被踢出校門了。這也是我第一次學習到，溝通，特別是真誠的溝通，竟然能夠在絕境中為自己找出意想不到的出路。

但是，警報暫時解除，危機卻沒有過去。我沒有機械細胞的事實已經擺在眼前，機械系的日子卻還必需繼續下去。到第二學期，情況沒有多少好轉，勉強通過了幾門課，材料力學和機動學還是連補考的機會也沒有，必需重修。

很多年以後，每當我負責重要任務，卻是自己不擅長的領域時，常會夢到自己不會畫機動圖，時候到了還交不出作業的焦急。不時，也會想起材料力學考卷發下來，四個題目只看得懂兩題，看懂的兩題只作得出一題，而作得出的這一題，答案又算錯了的窘境。

這一年我二十歲，正是男孩要成年的年紀，成績不好給我的打擊不只是表象。我自幼代表了家庭的希望，背負著出人頭地的期許，而我從未放鬆過對自己的要求，也從沒有不努力啊！但在這弱冠之年，我的人生竟完全失去了方向，我對自己極度困惑。

困境中另有一盞燈

從我心中某個深遠的角落，升起了一種渴望：我渴望有父親的手來指引我，渴望他告訴我該怎麼做，渴望我可以再次抱著他的身軀，感到無比安全。但是，父親的面貌是那樣模糊，我聽不見他的聲音。

誰有資格奪走我的父親？為什麼他必須要死？

我依稀想起母親曾經說過，父親原本有希望被判三十年，但他不肯認罪，就以死刑定讞。

父親為什麼不留下生命？難道他不知道，有一天他的孩子會迫切需要他嗎？

如果我選擇念理工，讀機械系是一項錯誤。那麼，你選擇死亡，是正確的嗎？

我的胸中翻騰，沒有任何人能給我答案，我只能獨自徘徊，黯然神傷。

另一方面，我沒有悲觀的權利，我必須強忍哀慟，武裝自己。我不能放棄，我得鼓足精神，料理那頭正向我撲面菆來的「機械怪獸」。

在內外交攻之下，其實我已接近崩潰邊緣。或者，用現在的話來說，出現了許多憂鬱的症狀，連我自己也感到害怕。我覺得自己需要看醫生，但在那個風氣未開的年代，誰敢去看精神科醫師呢？

生命中的另一盞燈，在這灰暗的時刻，默默地照射著我。

多年來，我維持著每個禮拜天到教會去的喜愛。即使在這最低沉的日子裡，我也沒有改變。在那些單純的唱詩、敬拜、禱告、講道，和能福中，我一次又一次累積著對待人生的信念。我就是相信，生命中存有那超越考試成績，超越呼朋引伴，超越成敗得失，甚或超越短暫人生的永恆價值。

其實，上大學以後，我到教會的心情已經有些不同。我會主動去教兒童主日學，接觸孩子們的心靈。又擔任中學生團契的輔導，陪他們讀書，帶他們活動，不時還指揮他們的詩班。即使前一晚還在和混亂的情緒掙扎，或第二天就有讓人膽顫心驚的考試，我也不願意錯過見到他們的機會。

不同的面貌，都是我

不知是一股什麼力量，我進了教會，總會不知不覺表現出最陽光的面貌，付出我最大的熱忱。有時我會懷疑，這樣的我是真我嗎？還是一個戴著面具的假我呢？

也另有些時候，我憂鬱極了，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的神情都會嚇一跳。我不允許自己那樣憂鬱，對著鏡子勉強自己露出笑容。那麼，哪一個是真我，哪一個又是假我呢？

多年後，我讀到杜尼耶（Paul Tounier）的《角色與真我》，才明白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那超越的真我，有一天會像一個交響樂團的指揮蕷，讓每個部分的我和諧演出生命的樂章來。

一天晚上，我坐在房間裡讀聖經，回顧我的二十歲。在痛苦哀傷的心情中，我選擇了「耶利米哀歌」這一卷書。

其中一句話抓住了我：「人在幼年負軛，原是好的。」從生命的角度來看，我在年少的時候受苦，這其實是好的。

我坐在那裡默默想了很久，心情開始平復下來。

原來，我經過的這一切都有意義，這就夠了。文／白崇亮

摘自《勇於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