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道光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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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宗】道光皇帝

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09.05），正是處暑時節，儘管立秋已有些日子，但夏日的餘熱尚未褪盡。入夜，絕大多數中國人在度過了平淡、忙碌而稍感燥熱的一天後，正是納涼休憩之時。然而，他們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紫禁城內的當朝天子旻寧，一位年屆六十的老人，迎來的卻是一個不眠之夜。是日，中英開戰後的城下之盟──《南京條約》傳到了北京。該條約給這位老人帶來的心理創痛實在難以言表。史書記下他當時的反應：

　　「上退朝後，負手於便殿階上，一日夜未嘗暫息。侍者但聞太息聲，漏下五鼓，上忽頓足長嘆，旋入殿，以硃筆草草書一紙，封緘甚固，……蓋即諭和諸臣畫押訂約之廷諭也。」


　　翌日，即八月初二日（1842.09.06），中國正式批准《南京條約》。歷時兩年多的鴉片戰爭就此畫上了句號。兩年多的調兵遣將，兩年多的宵衣旰食，換來的卻是屈辱的割地、賠款以及喪權。這又怎麼能不讓這位堂堂「天朝大國」的君主「長太息」乃至「頓足」、「捶心」呢？


　　一百多年過去了，這場戰爭，這一條約，給道光造成的創痛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但是，它們賦予他的無能的聲名和庸碌的形象卻似乎不見褪色地在國人中流傳了一代又一代。


　　不自覺中，「道光」成了表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開端的符號，也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知名的皇帝年號之一。然而，在這著名的背後，作為一個君主，作為一個人的真實意味，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卻處在一片茫茫之中。……


一、身世經歷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1782.09.16）清晨，北京紫禁城內擷芳殿中，一陣忙碌，大清皇室又一位皇孫來到了人世。他便是愛新覺羅‧綿寧，清朝後來的第八代（入關後的第六代）君王──道光。


　　是時，宇內承平，府庫充盈，國力強大，一派盛世景象。而綿寧更是出生在陽光燦爛之中。他的祖父乃當朝天子，著名的乾隆爺。父親是已被祕密立為皇儲的顒琰，即後來的嘉慶帝。母親喜塔臘氏，顒琰的嫡福晉，即後來的孝淑皇后。雖然三年前，綿寧就已有一個哥哥降世，但僅三月，尚未來得及取名便夭亡了。也就是說，他一出生實際上就具有了皇帝嫡長子的地位，預示著，他天生就比其諸多兄弟擁有更多未來享受九五之尊的機遇。


　　此後，他的生活可謂無憂無慮、一帆風順，直至登上帝位。六歲（為虛歲，下同）開始從師讀書。十五歲，其父嘉慶帝登基，正式成為皇子。當年，在父親的指定下，娶妻成婚。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1800.05.14），被祕密立為皇儲。這時他不過十九歲。爾後，在並不明確的等待中，他度過了二十一年的儲君生涯。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1820.09.02），嘉慶突然病逝於承德避暑山莊。次日，他順利榮登大寶。這一年，他正年屆不惑。


　　從此，道光在皇帝的寶座上一坐就是三十年，成為清代列康熙、乾隆之後，執政時間第三長的君王（光緒雖在位三十四年，但親政時間很短）。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1850.02.25），在太平天國這一「山雨」欲來之際，在圓明園撒手人寰。享年六十有九。在清代諸皇帝中，年壽僅次於乾隆，而與康熙並列第二。


二、儲君生涯


　　由於是已被祕密立為儲君的實際嫡長子，所以，綿寧的出世，無論是對年逾古稀的祖父乾隆還是正當年的父親顒琰，都是一種無比的欣慰和希望。其日後的生活和教育自然也就備受重視。在優越的環境中，他度過了無憂無慮的歡快幼年。按皇家的規矩，自六歲起，綿寧開始入學讀書，先後師從翰林院編修秦承業、檢討萬承風、禮部右侍郎汪廷珍等當代名士宿儒。滿清皇家的課題制度十分嚴格，皇家子弟天不亮就得上書房讀書，而且日日如此。課程內容從經史、書法、詩文到滿語、騎射等，無不包括。綿寧好像也確實是一個乖孩子，他沒有辜負乃祖、乃父厚望，遵規循矩，於習文練武，樣樣用心。早年，「受誦經史，稍長，即於講肄之暇，留意篇章」。今天，我們從他留下的詩文、手跡以及繼位後常常在文華殿的經筵上侃侃而論儒家經典的記載看，他早年的學習訓練應該是嚴格而有成效的。


　　少年時代的綿寧似乎不僅聰穎好學，而且還頗孔武有力。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綿寧隨其祖乾隆至威遜格爾行圍，年僅十齡的他在首次行獵中便大顯身手，引弓放箭，一舉中鹿。令八秩老人乾隆爺大喜，當即頒賜黃馬褂、花翎。還賦詩曰：「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是說他本人十二歲初次隨扈行圍得熊，而綿寧早他兩歲就初獵獲鹿。儘管我們有理由懷疑綿寧是否真正是獲鹿獵手，但從中大概也不難看到，綿寧此時已具有一定騎射技能。而且重要的是，乾隆的龍心大悅，對他未來的政治前途產生非常有利的影響。


　　1796年（嘉慶元年），乾隆傳位於嘉慶，十五歲的綿寧也由皇孫變成了皇子。當年十一月，綿寧「賜大婚禮」，娶戶部尚書布彥達賚之女鈕祜祿氏為妻，即後來的孝穆成皇后。在婚禮上，乾嘉兩代君王一道光臨祝賀，使其光彩無比。長大成人的綿寧，儀表大方，謙恭有禮，為事謹嚴，全無紈褲習氣，深得兩代帝王之寵愛。自此，「兩朝恩眷，日加隆焉」。四年後，即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1799.05.14），仁宗在親政後不久，即遵建儲家法，親書綿寧之名，緘藏鐍匣。


　　不過這一切，綿寧當時自是無從知曉。雖然聖眷正隆，但父皇的真正想法，又有誰能完全清楚呢？他是實際的嫡長子，但畢竟還有三位皇弟，不到最後時刻，花落誰家，就一直是一個令人苦心揣度並爭取的謎。好在綿寧儘管少年得志，卻不是那種自矜虛浮的人，他內斂持重，似乎深深懂得，作為一個儲君該擔當的角色，既要表現出對朝政國事的判斷力，又不能表現出對權力的過分熱心。嘉慶之世，各種社會矛盾日漸激化，特別是川陝楚白蓮教大起義，攪得仁宗寢食不寧。但綿寧卻甚少介入。平常的日子，他在父皇賜名的府邸「養正書屋」深居簡出，「日與詩書相砥礪」，最後寫成了《養正書屋詩文全集》。他還手書「至敬、存誠、勤學、改過」四個條幅，掛在屋中。這當然可以理解為修身養性之舉，但其中似乎也不無有意向皇父表露心跡的作秀成分。


　　當然作為事實上的儲君，綿寧不會只是與詩書作伴。實際上，仁宗為使祖宗基業永固，也不可能不暗自對他著意栽培。除了常常「課以詞翰」，督促其學習外，嘉慶還不忘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傳統教育，以便讓其牢記「締造維艱，守成匪意」的道理。另外，還有意讓他直接參與某些重大國務活動，特別是一些象徵性的國務活動。比如，每年祭拜祖宗的大禮，往往讓綿寧隨行；前往高宗裕陵舉行敷土大禮，有時也讓其「恭代」；而郊壇祈年、祈雨的「祈報」，以及有關陵廟的祭祀等活動，更是多由他代行。如果說這些活動還多少缺乏實際鍛煉意義的話，那嘉慶十八年（1813）發生的一突發事件，既實實在在考驗了他的處變能力，又為他添就了絕佳的政治資本。


　　這一年的八月，綿寧又一次隨父皇秋獮木蘭（今河北圍場）。後因陰雨減圍，奉命先期回京。這一回來，正趕上了一場震驚朝野的大事變。九月十五日（1813.10.08），經過長期策劃，天理教首領林清率領教眾，在宮內太監的接應下，突然向紫禁城發起進攻，史稱「禁門之變」。起事教眾在太監的引導下，分為兩路，由西華門、東華門攻入紫禁城。時綿寧正在上書房讀書，聞訊即命侍者攜鳥槍、腰刀等出門迎敵，並下令看好四門，敦促官兵入內剿捕。這時，攻入西華門的一支，已殺到隆宗門，並正逾牆進入皇城。綿寧立於養心殿階下，以鳥槍連續擊中兩名已經爬上房頂的教眾。其餘教眾見勢挫而退，大內守軍乘機攻剿，終被平定。這一事變，使得綿寧在內廷上下人等心目中威望大增。嘉慶帝在回京途中得到奏報，即封綿寧為智親王，增俸銀一萬二千兩。綿寧並未就此居功自傲，而是上謝恩奏言：「事在倉猝，又無禦賊之人，勢不由己，事後愈思愈恐。」不僅展示了他處變不驚的果勇，也體現了「不矜不伐」的良好政治素養。


　　自此，綿寧的繼位基本已只是時間問題了。


三、繼承大統


　　皇帝的繼位歷來是民眾和小說家獵奇和關注的焦點之一。不過，綿寧的登基，實在是一次讓傳奇故事家失望的權力交接。儘管人們還是從史料的記載中找到了若干疑點，但怎麼也想像不出嘉慶有可能想把寶座傳給他人的任何跡象和理由。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十八日（1820.08.26），年逾花甲的仁宗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帶領綿寧和皇四子綿忻以及眾文武大臣前往木蘭舉行秋獮大典。二十四日（1820.09.01），到達避暑山莊。不料嘉慶帝突然發病，療救不及，於翌日晚八時駕崩於山莊煙波致爽殿。據《清宣宗實錄》記載，是日傍晚，嘉慶病情轉劇，遂召集賽沖阿、托津、戴均元等御前、軍機大臣，公啟鐍匣，出示御書，立綿寧為皇太子。嘉慶去世後，綿寧「恭視小斂畢，扈從諸臣遵奉硃筆遺旨，請上即正尊位」。越四日，皇太后鈕祜祿氏的懿旨亦送到了熱河，內稱「但恐倉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諭，而皇次子秉性謙沖，……為此特降懿旨，……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


　　從以上記載看，綿寧的繼位不僅完全符合正常程序，而且還擁有太后懿旨，具有雙重的合法性。不過，本來事起倉促，而繼位過程卻仍是一循常規，完整無缺，反而令人不得不產生疑惑。首先，按家法，祕密建儲的鐍匣應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嘉慶身體素健，這次出行怎麼會想到將其取下隨身攜帶呢？其次，如果確如實錄所言，嘉慶駕崩前已啟匣立儲，那麼，皇后在得悉嘉慶去世的奏報時也一定會知道綿寧已被立為太子，但實際上，懿旨中卻稱「但恐倉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諭」。兩者豈不矛盾。最後，退一步講，我們認可人們在慌亂之中向皇后漏報了立儲這一細節，也就是說，她並不知曉嘉慶立綿寧為皇太子一事，那她又有什麼理由要「特降懿旨」，讓綿寧「即正尊位」呢？實際上，皇太后特降懿旨這一細節本身就值得人們玩味。


　　時光不復，這些疑點要予以完全澄清，恐怕不可能了。不過，不管怎樣，人們感到疑問的是綿寧即位的程序，而非其即位本身。而且綜合《清史稿》等書的記載，這些疑點大概還是可以解釋的。當時，「事出倉猝，禧恩以內廷扈從，建議宣宗有定亂勳，當繼位。樞臣托津、戴均元等猶豫，禧恩抗論，眾不能奪。」直到第二天，侍從找到了嘉慶隨身攜帶的祕密建儲的小金匣，群臣遂擁戴綿寧即位。綿寧沒有在皇父賓天前乃至賓天的當天被啟匣擁立，儘管有些不盡完美，但應該不妨礙其繼位的合法性。這些程序上的小毛病，至多不過一個無關宏旨的小插曲。不論是在二十五日，還是二十六日，綿寧終究是順利地繼承了大統，成為了大清王朝入關後的第六代皇帝。


　　八月二十七日（1820.09.04）黎明，綿寧在太和殿舉行了隆重的即位大典，頒詔天下，改明年為道光元年。此前，為了避諱的需要，他將自己的名字由「綿寧」改為「旻寧」。


四、勤政圖治


　　旻寧雖然有幸十分順利地登上了大寶，不過，他從父皇手中接過的基業，卻已是一派「四海變秋色」的衰世景象。大清王朝經過近兩百年的運行，至此已積弊叢生。就其大者，除邊患、鴉片（後文再論）外，主要有以下幾端：（一）財政支絀。清代國家的歲入主要由地丁、鹽課、關稅等項組成，其中以地丁為主，數額是基本固定的。由於歲入有常，乾隆朝，雖然發動了「十全武功」，國庫存銀仍持續增加。乾隆五十六年（1790）達八千萬兩。嘉慶繼位後，國庫存銀日趨減少，至道光繼位時，只剩一千多萬兩。（二）武備廢弛。滿清軍隊，曾經是一支能征善戰的隊伍，然而時代的前進非但沒有使其軍力相應增強，反而日漸頹廢。軍隊的編制、武器，一百多年來，並沒有實質的變化，而由於承平日久，社會風氣的改變，軍人的尚武精神日漸消退，軍隊和兵額漸漸成了他們腐化謀利的工具。軍隊平時疏於操練，軍紀敗壞，虛冒兵額、吸食鴉片、酗酒鬧事、窩娼聚賭等等惡習成風。戰鬥力自然嚴重下降。（三）吏治敗壞。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古今中外無不存在，本不足為怪。嚴重的是這時的腐敗往往以陋規、捐納這樣合法或無罪的名義出現，也就是說，腐敗已成為一種體制性的腐敗，成為社會的一種公開的「祕密」。（四）民變頻仍。自十八世紀以來，人口暴增，至嘉慶末達三億五千三百萬，人地關係日趨緊張，同時，其他產業雖有發展，但仍無法滿足快速增長的人口的就業需求，社會就業問題愈益嚴重。以致，社會遊民大增，貧困人口眾多，民變頻仍。（五）鹽、漕諸政弊壞。清代鹽政和漕政是直接關係國家及其正常運轉的大政，朝廷一向十分關注。鹽稅是國家僅次於地丁的重要財源，當時，由於官引滯銷，私鹽氾濫，各鹽商連年虧欠。同時，因大運河河道淤淺，以及辦漕官員貪污中飽，維繫京師糧食供應的漕糧北運亦常常受阻。如此這般，以致有人稱，道光繼承的是「一個荒淫而腐敗的朝廷，一個無秩序而貪污的政府，以及一個被叛亂弄得百孔千瘡的帝國」。


　　道光繼位時已是近四十歲的中年人，長期的儲君經歷使他不可能不對如此眾多的社會問題有所瞭解，何況他聰明好學。問題雖然嚴重，甚至可以說已是危機四伏，但道光並不感到洩氣，他是一個有強烈責任心和較大抱負的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帶給他既有滿足和興奮，但更多的似乎還是責任。他深感祖宗創業不易，祖宗的基業決不能敗落在自己的手裡。即便不能再鑄過去的輝煌，至少也要把祖宗的成規能順利的保留並推行下去。為此，他在即位之初，就親筆書寫「清、慎、勤」三字巨匾掛在寓所，以勉勵自己振刷精神，整頓朝綱，祛除積弊。為了儘快將紛繁複雜的政務清理出一個頭緒來，他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務之中，事無鉅細，親自過問，披閱奏准，夜以繼日。即使是節日和素服期間，也要求奏章隨時呈送。他似乎希望首先在群臣中樹立「勤」的模範形象，引導他們亦勤於政事，來開展推行他的一系列改革。


　　「為政首在得人」這一傳統的為政之道，受過嚴格執政訓練的道光顯然早已諳熟於心。正式登基不到十日，就以嘉慶遺詔有錯為藉口，對權力中樞──軍機處作了重大人事調整。命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處，補充曹振鏞、英和等人入值。隨後，接受英和的建議，諭令各省督撫藩司逐一清查賦役徵收中的陋規，「應存者存，應革者革，秉公詳議」。試圖向腐敗的吏治開刀。同時，開放言路，讓臣工積極建言，並要求「指陳弊端，務將如何措施，可以挽回積習之處，切實敷陳，以憑採擇」。不過，道光最初的振作似乎並不順利。其下詔清查陋規，他實際是想學習他的曾祖父雍正火耗歸公的辦法。承認一部分陋規，取消一部分陋規，控制其發展，可謂用心良苦。然不料，上諭一發出，便遭致了朝廷內外的一片反對，湯金釗、汪廷珍、孫玉庭等紛紛上書，要求停止清理。他們認為，這樣做，其一是陋規可能因此而增多，因為承認一部分陋規是合法的，官吏膽子更大，還會「求多於例外」；其二清查會滋擾百姓，攪得百姓不安生；其三明確某些陋規該留，上瀆聖聽，於政權形象不利。實際上，清查如果實行得好，並有其他的澄清吏治措施相配合，應該會取得效果。但道光終於還是在群臣列舉的清查之種種困難面前屈服了，最終決定顧名不顧實，罷免英和軍機大臣職務，下令停止清查。問題自然不會憑空消解，既然英和之計無益民生、有傷國體，那也應該有更好的辦法才是，不過道光似乎想不出來，而只是說了一番空話以自欺欺人：


　　「各大吏正己率屬，獎廉黜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釐正，斯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饒裕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數十上百年的積弊，欲一朝廓清，沒有大智慧和大氣魄，而僅憑勤懇和熱情，難免要碰壁。


　　最初的挫折並沒有讓道光稍感灰心，這至多不過是由於其新任不熟悉情況而誤聽誤信的一個小插曲而起。他依然信心滿懷地欲通過整飭朝綱，興利除弊，以使日漸敗壞的祖宗基業出現新的氣象。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感到，社會之所以弊端叢生，根源就在於上下蒙蔽，官吏弄虛作假、虛應故事。所以要根本解決問題，關鍵就在一個「實」字，行實政，辦實事，用「實」人。所以，他在御極的最初幾年中，屢屢在大臣的奏章上寫下「虛心實行」、「實力實心」 和「諸事從實，勿尚虛文」等等之類的批語。希望通過自己以及督促臣下「實心實力任事」來解決種種社會問題。為此，他大力提拔起用了一批奉公求實，辦事認真細緻的官員，比如王鼎、陶澍、林則徐、琦善等。而且，在眾多具體政務處理上，也時時注意體現了行實政之原則。比如，他感於國庫空虛，而官場浪費嚴重，一上臺就著手整飭虛靡，提倡節儉。認為人之衣食，吃飽穿暖就夠了。為率先垂範，他曾穿著打補丁的衣服上朝。多次裁減各地進貢物品。有一次，皇后祝壽，他傳諭「多備些麵條，讓內廷人員吃個飽即可」。對於官場風氣的敗壞，他認識到，捐納的恣意推行是重要原因之一，就於二年（1822）下令，「嗣後現任官員不准加捐職銜，著為例」。又如，他在鹽政、漕政等問題上，針對實際困難，也往往聽取一些切實有效的改革辦法。五年（1825），由於上年洪澤湖溢口，運河河道淺阻，漕糧北運受阻，道光帝果斷聽取英和、琦善、陶澍等人的建言，試行海運。命江蘇巡撫陶澍具體籌辦。六年（1826），蘇省所屬四府一州漕米一百六十三萬餘石順利從上海經海路運抵天津。既省時，又節費。面對鹽課的嚴重虧損，道光也能最終聽取了兩江總督陶澍等人意見，讓其從十年（1830）起，在兩淮鹽業專賣區推行「票鹽法」，於各場設官收稅，無論何人，只須照章繳納稅課，即可領票運鹽販賣。使私鹽現象大為減少，鹽課收入得到保證。


　　如能上下一心，君臣共同實力辦事，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場習氣，自能使社會這臺已經嚴重磨損的機器變得潤滑而運轉正常。道光在其執政的前十幾年中，憑著他一以貫之的勤政和銳意求實祛弊，確實取得了一些政效。比較明顯的是，國庫存銀較嘉慶晚年有了較大的增加，從元年到十四年（1821～1834），平均每年有二千七百一十六萬餘兩，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漕政、鹽政的改革一時收效明顯。另外，對黃河、運河等的治理，也取得一些局部成效。國家荒政，在陶澍、林則徐等人盡心推行下，也讓災區民眾多沾實惠。比如，在江蘇，一時出現了「道路傳言，皆謂之清賑」的難得景象。